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薛晴曾是重庆某艺术团的一名钢琴才女，单身母亲身家千万，她过着令人羡慕的富家女生活。然而，当含辛茹苦将她养大的母亲又遇到了真爱、重新组织家庭时，却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
在和继父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她和男友合谋向母亲“借”出近千万巨款。结果，男友卷款潜逃。蚀财千万，母亲方红菊恨不争气的女儿，最后不惜对女儿挥起了菜刀……
怕“家财外流”，刁蛮女儿竭力阻止母亲再婚
薛晴1975年出生，父亲薛慕白是重庆建筑工程集团公司的一位科长，母亲方红菊是江北区物资公司的采购员。薛慕白长期在天津分公司工作，在女儿8岁时，因夫妻感情不和，方红菊与丈夫提出离婚，从此，父亲就淡出了薛晴的生活视野。
薛晴从小喜欢音乐，从6岁起，方红菊就让女儿开始学钢琴。天资聪颖的薛晴10岁就考过了铜琴8级，12岁被重庆艺术学校钢琴大专班破格录取。为了能将女儿培养成才，方红菊在女儿考入艺校后就开始下海经商，对女儿在学习和生活上一掷千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靠销售电器、倒卖铜材发家的方红菊已有3家销售公司，资产过千万。在母亲的纵容下，从小大把花钱的薛晴也养成了刁蛮、自私的性格。
1994年，在薛晴读完4年艺校大专后，进入重庆某艺术团当了一名钢琴师。
在女儿参加工作后，方红菊认识了在重庆某机关工作的刘学伦，刘学伦比方红菊小5岁，两人一见钟情。得知母亲准备和刘学伦结婚，薛晴心里很不高兴。她觉得，母亲嫁给刘学伦后，母亲多年打拼积攒下来的万贯家财就可能外流，那些钱将来都是自己的，她不能容忍刘学伦“插足”。
方红菊几次让女儿与刘学伦见面沟通。可是，薛晴只要看见有刘学伦在场，每次都黑着脸，扭头就走。于是，方红菊只好于1997年春节悄悄地与刘学伦办理了结婚手续。
得知母亲瞒着自己再婚，薛晴又愤怒又抵触，竟然拿刀要割腕自杀。在女儿的哭闹中，方红菊答应了薛晴提出的“三不准”条件：方红菊的财产将来全部归薛晴继承所有，给刘学伦的钱每个月不准超过一千元；不准让继父插手公司的生意；不准继父住进自己的家里。而且，薛晴还要求刘学伦将这些条件写成协议签字。看到薛晴这样刁蛮，刘学伦的脸色很难看，但方红菊为了息事宁人，还是苦求刘学伦签字忍让。
女儿和丈夫龃龉不断，苦恼的方红菊只好绞尽脑汁找“平衡”之术。最后，她决定：只有让女儿单独住，自己才能与丈夫过安稳日子。为此，她花80多万元在南岸区买了一套房，并装修一新。薛晴高兴地答应搬出家去独居，可她还是告诫母亲，不准她给刘学伦花钱。
1998年11月，薛晴因为旷工太多，排练演出经常出错。多次被领导批评，她一气之下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停职后，薛晴干脆也懒得再去找工作，想起对自己有求必应的母亲，她心里燃起一种莫名的兴奋：“老妈是千万富婆，我还愁什么呢?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法要把老妈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免得将来被刘学伦掏空。”
那时，方红菊为做生意的事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缺少人手的她和刘学伦商量后，决定让刘学伦帮她一起打理公司的生意。
然而，刘学伦出手并不顺利。2004年，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刘学伦通过朋友引荐，在乌鲁木齐市主持筹办一家电容器厂，他让方红菊投资500万元后，却因产品质量不过关和技术侵权等问题，工厂被当地工商局查封，500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薛晴知道后，认为是刘学伦设曷骗走了母亲的钱，跑到家里要刘学伦赔偿这笔巨额损失。方红菊只好再次设法安抚女儿，给了女儿10万元钱，让她和朋友一起到广州去旅游。
回来后，看到母亲“执迷不悟”仍然重用刘学伦，薛晴跟母亲大吵了一架，要求进公司做生意监视刘学伦，但方红菊知道女儿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不同意女儿进公司。
继父越来越受母亲重用。这让薛晴心里充满了忧虑。她觉得，再不要把母亲手中的财产“转移”过来，过不了多久，恐怕那些财产就都姓“刘”了。
与骗子男友联手设局，钢琴才女套走老妈千万巨款
为了让女儿的专业不至于荒废，方红菊又托人在重庆艺术团为她谋到了一份“舞台音响伴奏师”的工作。
2006年3月的一天晚上，排练完节目去一家餐厅吃夜宵时，经朋友介绍，薛晴认识了“款哥”高晓文。
高晓文当时35岁，重庆大足县人。能说会道、老于世故的高晓文，和薛晴认识没有半个小时就摆开了“龙门阵”，自称在老家开了一座铁矿和一家锰铁矿，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自己人生惟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老婆。看见高晓文穿着一身名牌西服，开着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轿车，一副绅士风度，薛晴立刻迷上了他。不久，得知薛晴还是一名富家女，高晓文对薛晴更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而薛晴有所不知的是，高晓文早已结婚，妻子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女儿已上小学一年级。高晓文在大足县一家铁矿驻重庆办事处工作，靠推销铁矿石赚取佣金。收入有限的他经常开着单位的轿车四处招摇。
盯上薛晴后，高晓文没多久就和她打得火热，两人开始同居。看到薛晴对自己动了感情，高晓文就借机热情地邀请薛晴跟自己一起开矿，并许诺，只要她投资三四百万，保证她一年半载就能成为千万富姐。薛晴心想，高晓文是自己将来托付终身的男人，如果能给他投资，一方面可以套牢高晓文，另一方面可以借机把母亲的钱收入囊中，让刘学伦什么也捞不到。
想到这，她对高晓文实话实说：“投资我愿意，但钱都是我妈的，如果我们能从她那里搞到钱，我至少可以投资一千万。我妈现在不信任我，你想办法和我把她的钱搞到手，否则，那些都被我的继父捞走了……”高晓文一听大喜。
2006年5月初的一天，薛晴带着高晓文回家看望母亲。方红菊很高兴，对高晓文热情接待。闲聊中，薛晴对母亲吹嘘说高晓文是大足县的铁矿大老板，在当地还有很厉害的社会关系，鼓动母亲到高晓文的公司去考察投资。
第二天，薛晴和高晓文开车热情邀请方红菊去公司考察。在公司转了一圈后，方红菊提出要看营业执照，高晓文急忙把其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拿来给她过目。实际上，这个公司只不过是高晓文供职的那家铁矿在县城的办事处，高晓文谎称说有大客户来公司考察，准备签订购买大宗矿石，因此，让铁矿老板给自己腾出了一问临时的办公室。
参观完毕，高晓文又邀请方红菊母女在豪华包房里吃鲍鱼、鱼翅、喝百年陈酿红酒等精品，还邀请来他的一个当“副县长”的叔叔作陪。实际上，那名“副县长”是高晓文的一个狐朋狗友冒充的。
薛晴见母亲果真接纳了高晓文这个“金龟婿”，便开始编故事向方红菊要钱了。此后不久，薛晴拉着高晓文一起找到母亲说：“高晓 文那个表叔叫陈光辉，在重庆秀山县当副县长，他让晓文去投资开一座钡矿。这次，我也参股了。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合资办一个钡矿开采公司，晓文占40％的股份，我占40％的股份，他表叔占20％的干股。你借我200万元，我在一年之内就有收益了，就把所欠的钱统统还给你!”高晓文也在一旁吹嘘这种矿石非常值钱，并承诺每月给她5％的高额利息。
方红菊不相信女儿的话，却相信高晓文的能力和实力。为了顺利将方红菊的钱骗到手，高晓文还提供了一份假造的铁矿开采许可证和他公司的营业执照给方红菊做抵押。方红菊没有细查，就签订了借款协议，然后从股市里取出200万元。借给了他们两人。高晓文随后将当月10万元的高额利息返还给了方红菊。一个月后，高晓文又给了方红菊10万利息。当他再次向方红菊借100万元时，尝到甜头的方红菊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砍断女儿弹钢琴的手，受骗母亲泪恨难言
不久，薛睛无意中得知高晓文并非什么富翁。而露馅了的高晓文并不慌张，他痛哭流涕地跪倒在薛晴面前说：“薛晴，我绝对没有骗你的感情和你母亲的钱。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才对你说了假话。我和我老婆感情一直不好，我发誓，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和老婆离婚。还有，我借来的钱确实投入到我叔叔那个县的钡矿上了，那个矿再有半年就可以开采了，你不是一直想把你妈的钱都搞过来吗?这正是个机会。以后，你再继续找她借钱，即使我们不投资矿，钱在你手里也总比留给你继父强吧……”
高晓文胡诌的一席话，没想到竟然打动了薛晴。她不愿意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又怕继父搞光母亲的钱财，竟原谅了高晓文，同意继续和他一同欺骗母亲的钱财。
从2006年7月底到2008年5月，薛晴以她和高晓文的名义，一共23次写借条，竟然从方红菊那里“借”走了将近1000万元。这些钱到手后，高晓文返还了方红菊将近100万元的利息，剩下的钱。他以开矿扩大投资、买基金、买股票为名，从薛晴手里花言巧语又骗走500多万。二人多次到欧洲旅游，购买各种奢侈品，吃喝玩乐挥霍了将近300万元。
2008年2月，觉得不对劲的方红菊几次提出要去看钡矿开采情况，但均被高晓文以路途遥远、开山炸石不安全为借口，一再阻止方红菊前去。
直到2008年3月，一位邻居大婶告诉方红菊：“你女儿的男朋友是我侄女的邻居，他早结了婚，也不是什么大老板，经常在外面招摇撞骗!你要让你女儿小心点……”方红菊听了又尴尬又惊愕，脊背直冒冷汗。
随后，方红菊与刘学伦，悄悄来到秀山县工商局查证高晓文的钡矿开采公司的情况。工商局的职员查询管理档案后告诉她：这里没有这家公司注册!当地也没有叫陈光辉的县长!两人再去大足县查询高晓文的铁矿注册情况，也是子虚乌有。
方红菊和丈夫急忙赶回重庆。面对母亲的质问，薛晴一口咬定：“高晓文的矿是关系矿，为了避税，根本没有在工商局登记，工商局根本就不知道。”
为了稳住母亲，2008年8月，薛晴又同高晓文还给方红菊30万元。她还说：“我们的矿有一家上市公司要以5000万元来收购。你的借款最多在10月份就可以还清了!到时候我还可以多还些钱给你。”
方红菊再也不敢相信他们的话了，说：“高晓文肯定是个骗子，只要他把欠我的钱还清就行了，多的我也不想要!”高晓文于是想到了更为毒辣的一招。
这次，高晓文再次故伎重演。他眼泪汪汪地对薛晴说：“千万别让你老妈报案，如果我们被认定是诈骗罪，我们两个都跑不了。不如你想法去把我们给她打的借条拿回，这样，她就是报案也没有证据了……”
2009年5月22日，按照高晓文的授意，薛晴回家，趁母亲熟睡，偷出保险柜钥匙，悄悄打开保险柜，将自己和高晓阳写得所有欠条原件拿走销毁，并顺手拿走了母亲3个戒指，一条金项链以及4万元现金。
十天后，方红菊打开保险柜，发现保险柜内960多万元的欠条、所谓的采矿证和营业执照等都不翼而飞。事后，薛晴向母亲承认：她和高晓文决裂了!他已经躲得无影无踪!他骗了她的感情，也骗走了所有开矿的钱。欠条也是高晓文唆使她偷出去烧毁了……
薛晴还承认：钱都被高晓文卷走了，她手里只剩下100多万元……其实她也不想骗母亲的钱，只是害怕母亲把钱会给继父，所以就起了歹心。
天哪!这就是把自己骗得几乎倾家荡产的女儿和“准女婿”的真实面目!6月6日，想不开的方红菊在家吞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丈夫刘学伦发现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过来。
7月13日，方红菊见失踪了一周的女儿若无其事地从KTV唱歌逍遥回来，对自己自杀的事不闻不问，就怒骂着让她滚出家门。薛晴也不示弱，与母亲大吵起来。对女儿彻底绝望了的方红菊失去了理智，抓起菜刀冲出来对着女儿就是一顿狂砍……薛晴一边高喊救命，一边用手阻挡。遮挡中，薛睛的右手被菜刀砍中，瞬间，鲜血喷溅，右手几乎被砍断，只剩下一层皮肉相连……
薛晴的惨叫惊动了邻居和保安，邻居急忙拔打110报警，并冲进来将方红菊手中的菜刀夺下。接到报警赶来的民警迅速将已经昏厥的薛晴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抢救。方红菊也随后被戴上手铐抓进派出所。在派出所，方红菊哭着要撞墙自杀。
薛晴的右手被医生接活，心有所悔的她，在民警前来向她取证询问时，举着受伤的手哭着说：“以后我再也弹不成钢琴了……都怨我作孽，我不恨妈妈，你们不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了，责任都在我身上……”
案发后，刘学伦赶到派出所，向警察求情请求从轻处理方红菊。调查讯问后，神情恍惚的方红菊被刘学伦接回家，等候警方处理。由于薛睛不希望追究母亲的刑责，且拒绝做伤情鉴定，一周后，公安机关作出了对方红菊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决定。
对于被高晓文骗走的钱财，目前方红菊已经报警立了案，但办案民警的看法是：“现在要认定高晓文的诈骗罪还有难度，一是缺乏证据，因为方红菊提供的高晓文的借条和采矿证等都是复印件，按照有关证据法的规定，如果高晓文不承认、方红菊也提供不出原件，就难以认定高晓文诈骗；另外，方红菊手中的借条复印件上的签名大都是薛晴的签字，即使高晓文实际上从薛晴手里诈骗了钱财，但到底他和薛晴之间是借款、是共同投资还是高晓文蓄意诈骗?只有等警方以后找到高晓文调查清楚后才能确定性质。”
在和继父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她和男友合谋向母亲“借”出近千万巨款。结果，男友卷款潜逃。蚀财千万，母亲方红菊恨不争气的女儿，最后不惜对女儿挥起了菜刀……
怕“家财外流”，刁蛮女儿竭力阻止母亲再婚
薛晴1975年出生，父亲薛慕白是重庆建筑工程集团公司的一位科长，母亲方红菊是江北区物资公司的采购员。薛慕白长期在天津分公司工作，在女儿8岁时，因夫妻感情不和，方红菊与丈夫提出离婚，从此，父亲就淡出了薛晴的生活视野。
薛晴从小喜欢音乐，从6岁起，方红菊就让女儿开始学钢琴。天资聪颖的薛晴10岁就考过了铜琴8级，12岁被重庆艺术学校钢琴大专班破格录取。为了能将女儿培养成才，方红菊在女儿考入艺校后就开始下海经商，对女儿在学习和生活上一掷千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靠销售电器、倒卖铜材发家的方红菊已有3家销售公司，资产过千万。在母亲的纵容下，从小大把花钱的薛晴也养成了刁蛮、自私的性格。
1994年，在薛晴读完4年艺校大专后，进入重庆某艺术团当了一名钢琴师。
在女儿参加工作后，方红菊认识了在重庆某机关工作的刘学伦，刘学伦比方红菊小5岁，两人一见钟情。得知母亲准备和刘学伦结婚，薛晴心里很不高兴。她觉得，母亲嫁给刘学伦后，母亲多年打拼积攒下来的万贯家财就可能外流，那些钱将来都是自己的，她不能容忍刘学伦“插足”。
方红菊几次让女儿与刘学伦见面沟通。可是，薛晴只要看见有刘学伦在场，每次都黑着脸，扭头就走。于是，方红菊只好于1997年春节悄悄地与刘学伦办理了结婚手续。
得知母亲瞒着自己再婚，薛晴又愤怒又抵触，竟然拿刀要割腕自杀。在女儿的哭闹中，方红菊答应了薛晴提出的“三不准”条件：方红菊的财产将来全部归薛晴继承所有，给刘学伦的钱每个月不准超过一千元；不准让继父插手公司的生意；不准继父住进自己的家里。而且，薛晴还要求刘学伦将这些条件写成协议签字。看到薛晴这样刁蛮，刘学伦的脸色很难看，但方红菊为了息事宁人，还是苦求刘学伦签字忍让。
女儿和丈夫龃龉不断，苦恼的方红菊只好绞尽脑汁找“平衡”之术。最后，她决定：只有让女儿单独住，自己才能与丈夫过安稳日子。为此，她花80多万元在南岸区买了一套房，并装修一新。薛晴高兴地答应搬出家去独居，可她还是告诫母亲，不准她给刘学伦花钱。
1998年11月，薛晴因为旷工太多，排练演出经常出错。多次被领导批评，她一气之下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停职后，薛晴干脆也懒得再去找工作，想起对自己有求必应的母亲，她心里燃起一种莫名的兴奋：“老妈是千万富婆，我还愁什么呢?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法要把老妈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免得将来被刘学伦掏空。”
那时，方红菊为做生意的事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缺少人手的她和刘学伦商量后，决定让刘学伦帮她一起打理公司的生意。
然而，刘学伦出手并不顺利。2004年，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刘学伦通过朋友引荐，在乌鲁木齐市主持筹办一家电容器厂，他让方红菊投资500万元后，却因产品质量不过关和技术侵权等问题，工厂被当地工商局查封，500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薛晴知道后，认为是刘学伦设曷骗走了母亲的钱，跑到家里要刘学伦赔偿这笔巨额损失。方红菊只好再次设法安抚女儿，给了女儿10万元钱，让她和朋友一起到广州去旅游。
回来后，看到母亲“执迷不悟”仍然重用刘学伦，薛晴跟母亲大吵了一架，要求进公司做生意监视刘学伦，但方红菊知道女儿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不同意女儿进公司。
继父越来越受母亲重用。这让薛晴心里充满了忧虑。她觉得，再不要把母亲手中的财产“转移”过来，过不了多久，恐怕那些财产就都姓“刘”了。
与骗子男友联手设局，钢琴才女套走老妈千万巨款
为了让女儿的专业不至于荒废，方红菊又托人在重庆艺术团为她谋到了一份“舞台音响伴奏师”的工作。
2006年3月的一天晚上，排练完节目去一家餐厅吃夜宵时，经朋友介绍，薛晴认识了“款哥”高晓文。
高晓文当时35岁，重庆大足县人。能说会道、老于世故的高晓文，和薛晴认识没有半个小时就摆开了“龙门阵”，自称在老家开了一座铁矿和一家锰铁矿，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自己人生惟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老婆。看见高晓文穿着一身名牌西服，开着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轿车，一副绅士风度，薛晴立刻迷上了他。不久，得知薛晴还是一名富家女，高晓文对薛晴更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而薛晴有所不知的是，高晓文早已结婚，妻子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女儿已上小学一年级。高晓文在大足县一家铁矿驻重庆办事处工作，靠推销铁矿石赚取佣金。收入有限的他经常开着单位的轿车四处招摇。
盯上薛晴后，高晓文没多久就和她打得火热，两人开始同居。看到薛晴对自己动了感情，高晓文就借机热情地邀请薛晴跟自己一起开矿，并许诺，只要她投资三四百万，保证她一年半载就能成为千万富姐。薛晴心想，高晓文是自己将来托付终身的男人，如果能给他投资，一方面可以套牢高晓文，另一方面可以借机把母亲的钱收入囊中，让刘学伦什么也捞不到。
想到这，她对高晓文实话实说：“投资我愿意，但钱都是我妈的，如果我们能从她那里搞到钱，我至少可以投资一千万。我妈现在不信任我，你想办法和我把她的钱搞到手，否则，那些都被我的继父捞走了……”高晓文一听大喜。
2006年5月初的一天，薛晴带着高晓文回家看望母亲。方红菊很高兴，对高晓文热情接待。闲聊中，薛晴对母亲吹嘘说高晓文是大足县的铁矿大老板，在当地还有很厉害的社会关系，鼓动母亲到高晓文的公司去考察投资。
第二天，薛晴和高晓文开车热情邀请方红菊去公司考察。在公司转了一圈后，方红菊提出要看营业执照，高晓文急忙把其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拿来给她过目。实际上，这个公司只不过是高晓文供职的那家铁矿在县城的办事处，高晓文谎称说有大客户来公司考察，准备签订购买大宗矿石，因此，让铁矿老板给自己腾出了一问临时的办公室。
参观完毕，高晓文又邀请方红菊母女在豪华包房里吃鲍鱼、鱼翅、喝百年陈酿红酒等精品，还邀请来他的一个当“副县长”的叔叔作陪。实际上，那名“副县长”是高晓文的一个狐朋狗友冒充的。
薛晴见母亲果真接纳了高晓文这个“金龟婿”，便开始编故事向方红菊要钱了。此后不久，薛晴拉着高晓文一起找到母亲说：“高晓 文那个表叔叫陈光辉，在重庆秀山县当副县长，他让晓文去投资开一座钡矿。这次，我也参股了。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合资办一个钡矿开采公司，晓文占40％的股份，我占40％的股份，他表叔占20％的干股。你借我200万元，我在一年之内就有收益了，就把所欠的钱统统还给你!”高晓文也在一旁吹嘘这种矿石非常值钱，并承诺每月给她5％的高额利息。
方红菊不相信女儿的话，却相信高晓文的能力和实力。为了顺利将方红菊的钱骗到手，高晓文还提供了一份假造的铁矿开采许可证和他公司的营业执照给方红菊做抵押。方红菊没有细查，就签订了借款协议，然后从股市里取出200万元。借给了他们两人。高晓文随后将当月10万元的高额利息返还给了方红菊。一个月后，高晓文又给了方红菊10万利息。当他再次向方红菊借100万元时，尝到甜头的方红菊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砍断女儿弹钢琴的手，受骗母亲泪恨难言
不久，薛睛无意中得知高晓文并非什么富翁。而露馅了的高晓文并不慌张，他痛哭流涕地跪倒在薛晴面前说：“薛晴，我绝对没有骗你的感情和你母亲的钱。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才对你说了假话。我和我老婆感情一直不好，我发誓，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和老婆离婚。还有，我借来的钱确实投入到我叔叔那个县的钡矿上了，那个矿再有半年就可以开采了，你不是一直想把你妈的钱都搞过来吗?这正是个机会。以后，你再继续找她借钱，即使我们不投资矿，钱在你手里也总比留给你继父强吧……”
高晓文胡诌的一席话，没想到竟然打动了薛晴。她不愿意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又怕继父搞光母亲的钱财，竟原谅了高晓文，同意继续和他一同欺骗母亲的钱财。
从2006年7月底到2008年5月，薛晴以她和高晓文的名义，一共23次写借条，竟然从方红菊那里“借”走了将近1000万元。这些钱到手后，高晓文返还了方红菊将近100万元的利息，剩下的钱。他以开矿扩大投资、买基金、买股票为名，从薛晴手里花言巧语又骗走500多万。二人多次到欧洲旅游，购买各种奢侈品，吃喝玩乐挥霍了将近300万元。
2008年2月，觉得不对劲的方红菊几次提出要去看钡矿开采情况，但均被高晓文以路途遥远、开山炸石不安全为借口，一再阻止方红菊前去。
直到2008年3月，一位邻居大婶告诉方红菊：“你女儿的男朋友是我侄女的邻居，他早结了婚，也不是什么大老板，经常在外面招摇撞骗!你要让你女儿小心点……”方红菊听了又尴尬又惊愕，脊背直冒冷汗。
随后，方红菊与刘学伦，悄悄来到秀山县工商局查证高晓文的钡矿开采公司的情况。工商局的职员查询管理档案后告诉她：这里没有这家公司注册!当地也没有叫陈光辉的县长!两人再去大足县查询高晓文的铁矿注册情况，也是子虚乌有。
方红菊和丈夫急忙赶回重庆。面对母亲的质问，薛晴一口咬定：“高晓文的矿是关系矿，为了避税，根本没有在工商局登记，工商局根本就不知道。”
为了稳住母亲，2008年8月，薛晴又同高晓文还给方红菊30万元。她还说：“我们的矿有一家上市公司要以5000万元来收购。你的借款最多在10月份就可以还清了!到时候我还可以多还些钱给你。”
方红菊再也不敢相信他们的话了，说：“高晓文肯定是个骗子，只要他把欠我的钱还清就行了，多的我也不想要!”高晓文于是想到了更为毒辣的一招。
这次，高晓文再次故伎重演。他眼泪汪汪地对薛晴说：“千万别让你老妈报案，如果我们被认定是诈骗罪，我们两个都跑不了。不如你想法去把我们给她打的借条拿回，这样，她就是报案也没有证据了……”
2009年5月22日，按照高晓文的授意，薛晴回家，趁母亲熟睡，偷出保险柜钥匙，悄悄打开保险柜，将自己和高晓阳写得所有欠条原件拿走销毁，并顺手拿走了母亲3个戒指，一条金项链以及4万元现金。
十天后，方红菊打开保险柜，发现保险柜内960多万元的欠条、所谓的采矿证和营业执照等都不翼而飞。事后，薛晴向母亲承认：她和高晓文决裂了!他已经躲得无影无踪!他骗了她的感情，也骗走了所有开矿的钱。欠条也是高晓文唆使她偷出去烧毁了……
薛晴还承认：钱都被高晓文卷走了，她手里只剩下100多万元……其实她也不想骗母亲的钱，只是害怕母亲把钱会给继父，所以就起了歹心。
天哪!这就是把自己骗得几乎倾家荡产的女儿和“准女婿”的真实面目!6月6日，想不开的方红菊在家吞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丈夫刘学伦发现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过来。
7月13日，方红菊见失踪了一周的女儿若无其事地从KTV唱歌逍遥回来，对自己自杀的事不闻不问，就怒骂着让她滚出家门。薛晴也不示弱，与母亲大吵起来。对女儿彻底绝望了的方红菊失去了理智，抓起菜刀冲出来对着女儿就是一顿狂砍……薛晴一边高喊救命，一边用手阻挡。遮挡中，薛睛的右手被菜刀砍中，瞬间，鲜血喷溅，右手几乎被砍断，只剩下一层皮肉相连……
薛晴的惨叫惊动了邻居和保安，邻居急忙拔打110报警，并冲进来将方红菊手中的菜刀夺下。接到报警赶来的民警迅速将已经昏厥的薛晴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抢救。方红菊也随后被戴上手铐抓进派出所。在派出所，方红菊哭着要撞墙自杀。
薛晴的右手被医生接活，心有所悔的她，在民警前来向她取证询问时，举着受伤的手哭着说：“以后我再也弹不成钢琴了……都怨我作孽，我不恨妈妈，你们不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了，责任都在我身上……”
案发后，刘学伦赶到派出所，向警察求情请求从轻处理方红菊。调查讯问后，神情恍惚的方红菊被刘学伦接回家，等候警方处理。由于薛睛不希望追究母亲的刑责，且拒绝做伤情鉴定，一周后，公安机关作出了对方红菊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决定。
对于被高晓文骗走的钱财，目前方红菊已经报警立了案，但办案民警的看法是：“现在要认定高晓文的诈骗罪还有难度，一是缺乏证据，因为方红菊提供的高晓文的借条和采矿证等都是复印件，按照有关证据法的规定，如果高晓文不承认、方红菊也提供不出原件，就难以认定高晓文诈骗；另外，方红菊手中的借条复印件上的签名大都是薛晴的签字，即使高晓文实际上从薛晴手里诈骗了钱财，但到底他和薛晴之间是借款、是共同投资还是高晓文蓄意诈骗?只有等警方以后找到高晓文调查清楚后才能确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