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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相约一梦——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纪念文集》（毛琦、周明主编，沈阳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首当其冲的感觉就是它让你心头滚热。那绵长的记忆流成了一条河。那些被岁月雕琢或者定格的东西，在《相约一梦》中获得了生命的涟漪般的颤动，起伏摇曳着沧桑的美感。是谁说的，为着文学而老去。但是，就是冲着昨天的虔诚、敬畏和痴心，《相约一梦》的作者们重新集合了，为我们动情地讲述了一段段精彩的往事，盎然的，沉郁的，酸涩的，欢欣的，无助的，慰藉的，都如烟如缕，如诗如歌。从1984年启程的辽宁文学院第一届青年作家班的航船，经过了历史的若干节点，度过了人生的风霜雨雪，辗转地抵达了三十年后的这次相约。
的确，文学是场不散的宴席。以人的五味俱全的感觉为证，以记忆的活色生香为凭。不管有人端上来的是满汉全席，还是小葱拌豆腐，也无论是辽西秧架子上攀爬的老豆角，还是沈阳泥土里生长的顶瓜带刺的水黄瓜，生命绵延的口感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品尝。
于是，我怀揣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动走进了《相约一梦》的精神腹地，在这场不散的文学宴席中，领略着人性的美好，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还有那梦魂牵系的命运乐章的混沌交响。
“公元1984年，甲子初春，一群不安分的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被一纸‘文学’集合令所召唤，从各自的小市小县小村摸进省城沈阳。穿过城市人车的乱流，踩着沙石硌脚的小径，辗转聚集到一处校园。到了才发现，心目中闪闪发光的‘辽宁文学院’原来是一只‘寄居蟹’，藏身在一个叫作‘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的校园里。当然，‘寄居蟹’只是它的雏形，就像天鹅的雏形是丑小鸭一样。”
毛琦在“前言”中的开场白，异常生动形象地把我们引领到那个洪流湍急的大时代，在那个大时代的某处小角落里所发生的关于文学的故事以及它的精彩的插曲和花絮。
在毛琦娓娓道来而不乏现场感见证的口吻里，那样的故事也许对于当事人来说注定成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通过记忆的梳理、沉淀和打磨，多么沉重的生活都會变得失重），而对于没有历练过此类经验的读者而言，就相当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走进20世纪80年代人性、历史和文学深处的一扇角门，借以看取、想象和发掘一段岁月流逝之后所留下的一抹气息、脉络和回忆。当年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刻画在见证者的字里行间，为人们贮存、提供和还原了往事湍流中的那些抹不去的深度刻痕。
“以文学的名义，命运将我们聚到一处。无论是四十岁还是二十岁，都被拘在一个课堂里思考或发呆，那是一种无法向外人描述的最奇怪，也最奇妙的同学关系。在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伤痕文学、下海经商等新观念新名词的掺和之下，同学之间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经历碰撞磨合，灵光四溅抑或伤痕累累。记忆中的生活是这样的：听各路高人在课堂上神侃，兴冲冲挤进热闹的书展；拎着三洋录音机唱《一无所有》，假装看不见‘街上流行红裙子’；纠结中午食堂吃炒白菜片还是喝豆腐脑，忐忑晚上舞会上找谁做舞伴；室友之间为观点不同吵得口沫飞溅，投稿之后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总之，既美好又糟糕，既快乐又痛苦，既自卑又狂傲……”
这很显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度、气息和光影。那是一个有点狂热、激情四射的年代，以笔名扎西多称誉文坛的女作家查建英曾经编辑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对那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激动的浪漫年代给予了充满感情色彩与文化理性内涵的描绘、回味和勾勒。那本书的封底赫然推出一系列和80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时过境迁之后还能引发我们的一连串的记忆、联想和印证：激情、贫乏、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天真、简单、启蒙、集体、使命感、精英、人文、饥渴、火辣辣、友情、争论、知青、迟到的青春……有人说，那些年里的许多日子都像过节，文化的艺术的心灵的狂欢节。是的，那应该是全民为了文学可以痴狂的岁月，绝无仅有的一种迷恋和沉浸。
对此，《相约一梦》里有许多篇幅做了动人的历史回望和回放。
黑纪文在回忆文字里引用《凯旋门》的作者雷马克的话说，信仰可以使人发狂。作为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的学员，这个被许多熟人昵称为黑子的剧作家，作品后来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大奖。如今功成名就的他却还是对最初的对于文学的痴情感同身受津津乐道。在文章里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摹了自己投稿后的热切期待。那应该称得上文学创作的破冰之旅或者叫处女航吧。黑子这样写道：“掰着指头，跟算计老婆的预产期一样数日子，天天往收发室跑。一篇小说投出去，快则两个月，慢则半年甚至更长。等待期间，常常出现幻觉，安慰自己，稿子不退，那就有希望了，稿子退了，又赶快发往别处。得到回复时的情形，更是冰火两重天，如果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那就等于心头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赶快收起来，生怕别人看到。如果收到一个薄薄的信件，整个人就跟长了翅膀一样，恨不能马上飞起来，急不可待地打开，像读情书、接圣旨一样，反复看着，接着就是找几个要好同学喝酒、吹牛……”
这就是那个年月里发酵的文学激情和痴心，那个年代靠着文学的一点成功几乎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谢友鄞就是其中之一。
我喜欢谢友鄞开头的那几句话，他说：“文学院首届五十六名学员，就是五十六个灵魂，活灵活现，生机勃勃，演绎出一部当代聊斋。”他的标题也很有趣，并且意味深长：《这里灵魂四处爬》。他还说，自己是“背负着十字架，闯入其中的灵魂”。
是的，那个大时代，心灵的砝码的确很重，文学的命途的确很重。
可不可以把谢友鄞后来的成功归结于一种时代精神的得天独厚的赐予再加上个人天分、努力和汗水综合发酵的结晶？
我们这里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在煤矿下井的工人，他当然积累了无比丰富乃至于快要发酵的生活素材，内心的极度渴望就差外在的点燃了。这时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适时出现，势必大大激活了这个生命体的成长概率，于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样帮助他完成了文学上的一次辉煌井喷。
有了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学员班的奠定，此后沿着这个方向的问路和拓展，遂成为辽宁文学自身健康发展的基石与路标。在这块塑造学员心灵坐标的高地和平台上，在那里成长的几代人大概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富矿。 “首届”，意味着起点，那是生命生生不息创造的源头。三十年过去，文学在商品经济年代，当然遇冷，这是历史给予文学的另一种注脚和特殊的馈赠（须知，文学从来就是寂寞小道上的攀爬和求索）。现在我们听着毛琦、黑纪文和谢友鄞们的动情讲述，才知道文学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曾经给予人的造化、滋养甚至再生，该是多么隆重的积淀啊！
而当年那五十六个男生和女生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出生命的戏剧呢？
有人说，历史就是人们感兴趣的记忆。也有人说，文学就是上了颜色的往事的账簿。
作为读者，我与那五十六个灵魂的相遇是在书里，虽然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神交，有过工作上的过往，算是个小老弟吧。但是，走进他们了解他们领会他们，却是在《相约一梦》的阅读过程中。
回溯原来，想当年，细说或者戏说从前的好时光，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或者正在老去，走着人生的不归路，才发现，有许多记忆已经丢了，有许多条路再也无法回去了，有许多人再也无法遇见。而文学不就是渴望着一种终极缺失的补偿，不就是渴念着将那些流逝的场景和情怀再度找回来，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天给你焐一焐手，用温酒来给你暖一暖心吗！
读任慧敏的《最忆是当年》，就宛如走进故乡深秋迷离的小巷里，碰见了几个多年未见的熟人，彼此点点头，不用嘘寒问暖，就是注意到了对方，然后你们再度擦肩而过，却留下了点点滴滴的人与人之间的感动和默契。其实，所有真正的感动都是不需要高声说出来的。
任慧敏当年喜欢写诗，在文学院的专业辅导老师是方冰先生。鼎鼎大名的、写过传世之作《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的那位解放区里历练出来的老前辈。慧敏说“他是大江，我是小溪。我们在一起诗意地小憩，谈着唐风宋雨的感伤，各自唱着心内的歌”。方冰先生送给惠敏的第一本诗集是《大海的心》，也谈起过对当年战友的很深的感情，许多人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惠敏写方冰，有些细节令人难忘，譬如，通常是学生看望老师，去请教，但怕老师忙，也不敢多打扰。有时候隔时间长了，“老师就到教室来找我，教室木门的玻璃上先是出现一顶灰色宽格帽子，然后升上来一双温和的眼睛，眼睛有些龙钟，但是没有被世俗的东西污染。”我年轻那会儿，曾经崇拜方冰先生，在新民高中念书时自费订阅过《当代诗歌》杂志，还记得方冰先生就在那里主事。我没有见过先生，现在通过惠敏的文字缘，权且算作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交往。惠敏记得老师经常念叨庄子的话，“丧己于物，失性与俗，谓之倒置之民”。这就是那颗大海一样包容的心的精彩的世界。方冰先生提醒自己也告诫自己的学生，人不要迷失本真的情性。同时，这句话也让我想起庄子另外的箴言妙语，“物物而不物于物”，人是多么容易在物质世界的追求中遗忘美好的本色啊，所以庄子承认物的存在和必要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不要陷入其中，有所疏离有所保留。
而文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性的清新剂，就是灵魂的忘忧散，就是对迷失自我的救赎，就是对物化现实的一种疏导、游离、超越与鉴戒。
就这样我们跋涉在《相约一梦》的精神之旅中，会由衷体味到心灵的洗礼和放逐。去到往事的浩渺烟波里沐浴打滚，去与隔着流年岁月的星空宇宙默默交流，去到别人的故事深处耐心打捞人生的某些启迪和人性的某些彻悟。
看过阿巴斯的电影吗？卓越的伊朗大师用远景的长镜头寻觅搜索聚焦了丰富无比的生命动感和诸多背面与侧面。
而读孙惠芬《景深以及所通向的……》，我们会蓦然碰撞到阿巴斯式的探索、扫描、定格，以及那回望的眼。
青春的记忆，带着伤痛和迷离，叠加着遗憾和怅惘来到了孙慧芬的笔下。作者撕裂了灵魂深处的一道伤口，将其曝光在生命的裸露部位晾晒，那像是忏悔，也如提醒和警策，都为着过往人生中的点滴琐事酿造成的精神风暴而显影了人性的纠结、盘曲、错位抑或荒凉。
“当囚禁在躯壳里的灵魂向荒野发出呼喊，你其实渴望的永远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向一个人敞开，向一个人诉说，是人性的限制，也是人生的奢侈”，有倾述，就有倾听，这样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小的对象化关系即二人世界的交往，在此，孙慧芬深度反省了文学的潜隐的真谛——在她眼里，写两个人，探讨两个人的精神困境，就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某种永恒存在的母题。
换而言之，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联，首先是和一个他者的关联。而让你和他（她）形成人类情感中近乎神秘契约式的互动，当然有时候还有误会、盘诘、质疑和冷漠，当事人只有开诚布公地敞开自己袒露自己，才会消除误解与隔阂。而这种“敞开”和“袒露”也需要时间的积淀、打磨和过滤。
三十年的时光浓缩在孙慧芬的文字里，构成了电影镜头一般的景深。有了时间长度，有了距离感，当然也有了生命的沧桑。
所以她的笔触触碰到的，总带着苦涩的瘢痕的郁结。当然更多的依旧是人性的温暖和希望的照耀。譬如她写金河，她写于铁，两位为辽宁文学院奠定事业基础的老前辈，在最初的崇拜、敬畏和尊重的审视目光中也多了一层过来人的醒悟、洞达和亲近。“那和善背后的重量”，那给你辉煌的文学梦想镀上金边的幕后推动，以及那散发着生命愿力的奖掖、扶持和期许，无论就细节还是精神来说，都彰显了一个人离不开另一个人的秘密和事实。世上有千里马，也有伯乐，缺一，世界就会就变得荒凉、无聊和寂寞。
抵达文学的高地，是孙慧芬这些年孜孜以求的。而现在透过《景深以及所通向的……》，我们总算捕捉住了孙慧芬的内心与灵魂深处世界的多彩、混沌和质感所赖以出发的源头所在。还是那句话，要写到那个份儿，就得活到那个份儿。
文学是情感体验，当然更是情感体验的诗性寻觅、打捞与升华。借助着阿巴斯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最后一个长镜头的点化，孙慧芬找到了自己心灵的触点。“一个男人在橄榄树林里追一个女子，朝前走，一直走，镜头的距离范围从一个人的后背开始，之后是移动的全身，之后是这个移动的身体往橄榄林里走出的一段距离，再之后距離越来越远、越长……因为镜头是不动的，只有人在动，随着人影的一点点小下去，小到一个小方块，小白点，小白点和另一个小白点靠近、重叠、分离，突然的，你的视线模糊起来，虚幻起来……” 这就是艺术的眼光，虚实相生的美感。远和近的融汇辨证关系，距离产生的魔幻意识。无论你发现了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孙慧芬的目力所及之处，那个电影中被追逐的女子，某种程度不正是文学热爱者们心里眷顾的情人的意象或者象征吗？文学情人总是把他们的心带到远处，消失在林中路的尽头。于是，“在那个景深尽头，我们居然一消失就消失了三十年，我们每个人的无限里，都有着怎样的境况？是否追到了那个女人，是否追到了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你想要的……”
当年的痴迷还在吗？追逐的愿景或许已经弱化了，或许换成了其他形式和意味的追逐，甚至历经千帆皆不是地走向永恒的宁静、安详和虚无。那五十六颗灵魂，有点疲累了吗，“人生识字忧患始”，累积的忧患可就是沧桑载不动許多愁了，虽说他们中有人已提前离席，化为天上星光的一抹亮色，但可以告慰同伴的是，文学曾经或者毕竟让这些灵魂相聚相约过相吸相引过相濡以沫过。
有人生就有故事，有故事，回味就是烈酒，淡茶，点心，姜末，菜根……值得咀嚼，值得吞咽和咂摸。
《相约一梦》，好就好在书中收录的作者每个人都有故事，每段文字都有可读性，有的沉郁顿挫，有的谈笑风生，有的温文尔雅，有的闹闹腾腾，有的话里带话，充满了哲人的机锋和思索，有的却也闲处留白，如老僧悟禅，于夕阳山外山里，阅览五味杂陈人生背后的景象和况味。
唐浩在《文学院和我的人生拐点》中深情地追述了那个思想裂变年代里身边发生的故事氛围，“一群风流倜傥的中青年男女，开口萨特、尼采，闭口加西亚·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人手一本或《百年孤独》，或《第二十二条军规》，大谈其意识流或黑色幽默。如果你不会背诵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简直就没有资格与我们坐在一起谈文学……”
说心里话，当我读到这段文字，会情不自禁油然想起1980年代，无比怀念1980年代。那是中国文化精神以高浓度高热量释放蒸腾的特殊年月。其实，有很多年，我着手研究1980年代的文学流变和思想嬗变的轨迹和行程。我尤其喜欢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觉得它可以盛放我心，安妥我梦。因为它完整而深邃地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和刻痕。试举几个例子。在那书中影评人林旭东说到《红高粱》上演后的反馈，引了当年中央美院一个学生的说法：“他说看了这片子，感到咱两腿之间还是有东西的！”（曾几何时，我们民族中的阳刚之气在沦落丧失。）文学评论家李陀就当年着魔般的文学讨论用了马原去找他切磋的个案，以此为证，以他口吻记录的现场细节是这样的：“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马原，就很有意思。大概是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相当凉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个子高得几乎顶到了门框，天这么凉，可是这人上身只穿一个背心，下身是短裤，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马原就是这套行头去跟李陀谈文学的，而且坐下来没说几句话，就带着万分肯定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表示不太同意，结果马原一语中的：“你根本不懂小说！”两个人为此争了半天，无果，最后还是李陀请马原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
不用多引了，1980年代的确就是这么一个激情四射烂漫多姿的年月，人们似乎都活在理想真空和精神真空里，文学负载了价值和历史，托举了时代的使命和灵魂。那的确是一个好玩而又好看的年代。
而我之深深喜爱《相约一梦》，就是因为在那里它以一个群体的命名和体味，验证定格再现了1980年代的精神、气象、风韵和成色。
不过，实话实说，《相约一梦》的许多文字还不够蕴藉有味，有的属于急就章，还有待沉淀和打磨，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它的质朴粗粝，它的熨帖隽永，它的浓缩涵括，毕竟是那个大时代火山岩冷凝之后的人性余温和情感记忆的结晶。
书中几位师长的记录和追寻，打捞与回溯，当然值得格外重视和仔细研读。金河先生以《那五十六个男生女生》为题展示给我们一幅关于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全景画卷，那里有对作家班缘起、创建初衷、发展规划乃至实际推进过程的若干清点，描绘和勾勒，从这里我们会发现，文学事业的进步是众多推力合力而成全的。如果当初没有韶华和于铁两位作协领导的开明和坚持干点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冉欲达先生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他曾经写信给省作协和省委领导提出建议创办辽宁文学院，其殷殷愿望溢于言表，再有如果没有李铁映当时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大力扶植、推动和帮助，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对中国古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内涵和实质的现实化的体认与兑现。就像于铁先生在《回忆文学院建院历史》字里行间表露的，“青年人才像小苗，帮一把可能就出来了”，是的，正是凭借这些前辈在创建辽宁文学院过程中的不懈努力和劳作，最终换来了一大批文学人才的脱颖而出。
王金屏和杨凯作为首届青年作家班的班主任，此番也用他们耐人寻味的笔墨点染和烘托了当年的风情与风景，笑貌和音容。在回顾最初那个“文学大家庭”时，在打捞“那些不曾被岁月剪辑掉的”往事佳话时，他们的追踪其实也是寻踪，他们的打捞和碰撞某种程度更是富有意味的深层次交流。
被美国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诗歌艺术的圣人”的西班牙诗歌巨匠路易斯·塞尔努达曾有这样的洞察和发现：“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在那一刻，时间高度浓缩了，仿佛瞬间定格。
沿着王金屏和杨凯的逆向时光隧道的回旋与徜徉，我似乎也被某种另一个年代的精神热浪所卷带着挟裹着冲刷着，而走向那些流年人物的生命素描和剪影，去感受体味琢磨唐浩的“老成持重”，王犁的“忠厚朴实”，周明的“少言寡语”，万军的“滔滔不绝”，李强的“傲气十足”，王宁的“笑容可掬”，赵君的“能歌善舞”，辛晓征的“曲高和寡”，徐锦川的“幽默风趣”，孙慧芬的“俭朴勤恳”，谢友鄞的“沉重稳健”，隋治操的“文质彬彬”，赵天山的“豪迈侠爽”……这不就是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的文学大家庭的合影留念吗？ 在文学记忆的熏染和映衬下，我们也会被那似曾相识的人性关节和细节所打动所催眠，譬如，李强模仿周恩来的口音，说是周明的爷爷为供周明上文学院，把家里的老黄牛卖了（事后才知是善意的说谎）；指挥郑晓凯在录音机前旁若无人煞有介事地一会儿甩头发一会儿扶眼镜，把眼前的录音机想象成了舞台上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把自己当成了小泽征尔；一伙学员和班主任旅行出游到中俄边境，乘坐的快艇开到了终点站，远处俄罗斯重镇哈巴罗夫斯克口岸让他们隐约瞥见了它忧郁的轮廓，结果惹得“我们的女生情不自禁发出轻微的尖叫声。那是八十年代初，出国不敢想，能亲眼目睹异国邻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已经让我们兴奋得不行……”
这就是岁月的洗礼带给人的心灵冲浪和享受，也是文学信念光芒下汇聚起的精神能量的拓展和盛装。
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写道：“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歷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织，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
我以为《相约一梦》就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在那里场景、阅历、个性、记忆等等因素一起发酵，从而汇成了情感互相激发碰撞的巨大湍流。
历史因每个个体的参与、创造和发现而变得精彩。生活由于人的气味、本性和命运感的投入、浓缩或者稀释而成为文学的真正诱因。
所幸的是在书里众多的回忆者几乎都在自己的领地和空间思维上打上了仅仅属于个我的心灵印记。这的确太难能可贵了。
其中，林和平的《往事并非如烟》写得大开大合，盘曲错落，称得上这本书的“书眼”，它的分量与孙慧芬的《景深以及所通向的……》可谓分庭抗礼，旗鼓相当。之所以这样说，我发现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或者说事，而是带着深思、审视或者具有心理拷贝的意识。
“其实我们不是活在过来的日子里，而是活在记住的日子里，为了讲述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林和平的抚摸命运轨迹的书写，是从马尔克斯这段经典而又令人难以释怀的话语开篇的。接着他以透视性的笔法道出了自己的个中玄机：“命运是盘棋，只有复盘的时候才清楚每一步的对与错。但命运又不同于一盘棋，复盘的时候发现，往往当时对了的一步却是错的，而错了的那一步，却是对的，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对往事的挖掘等于过去生命的第二次复活。同样在林和平为我们提供的景深镜头中，也有像孙慧芬那样的会心捕捉和定格的闪回，但画面的整体情绪流动却是那么迥然其趣。毋宁说孙慧芬的反思是创伤和温暖俱在的，而林和平对记忆的反刍则从一开始就显得相对理智了些，可越到后来就越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让那生命回望中积蓄的潮水一般的心里颤动的诗意一泻千里，撼动着灵性深处的猎猎罡风和缕缕柔情。
在林和平或远或近或长或短的记忆片断里，空间的凝固转换暗地里分别对应着时间的线索，那就是1984年的初春，2015年的春节，十年前的某个日子，等等。这样灵活的写法和处理，显示了这位编剧大家驾驭时空组合关系的高度技巧。其实，那技巧也已经是内化了的，个性化了的，不着痕迹，尽得风流。
在林和平笔下，1984年初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以电影长镜头的展现方式给当时租借在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的辽宁文学院的外观以及当事人的心理感觉做了如下生动传神的扫描：“苏联人建筑的红砖教学楼结实厚重，高高的白杨树漠然耸立，初春的风刮过残雪斑驳的操场，把凉意直接吹进了心窝。傍晚时我扛着行李来到这里，走在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接了我，帮我拎着老式的旅行袋子，从辽宁大学的院子穿过，那个人是谁现在忘记了。”
高度压缩的空间感，回荡的记忆段落，有着时过境迁后的黑白写真一样的显影效果。接着作者稍加铺垫了一下宿舍里住的六个人的情况。然后笔锋陡然一转，一下子跳跃到2015年春节他和老六徐锦川两个人在北京四季酒店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喝着茅台酒，后者更是大犯了烟瘾，抽了两包烟，他们在那个年三十的晚上足足聊了一夜。他们把文学院能想起来的同学都回忆了一遍。
场景是回忆的由头，新旧年轮交替，加上时不我与的物是人非感，话说当年的情结一经发酵开启就变得一发不可收。这尤其体现在文字间对那片操场那条浪木的缅怀。一般的人生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空下来的场所最容易引人牵动起过往的情感记忆。操场，浪木，负载着学员们昨天的欢声笑语，那里隐藏的故事在浪木的游荡中形成心底的赞美诗，“年轻的女生跳了上去。她轻盈敏捷的身姿仿佛舞蹈，青春的胸脯和飘飘的长发让人相信美的存在。她伸开手臂，迈开修长的双腿节奏稳健地前行后退，宛如云中飞翔的仙鹤。那一刻操场只剩下了一片安静。散去的时候总会有人回头张望。那条浪木静静地吊在那里，仿佛从来没有人摇动过它，一种怅然久久地留在了心底。”
这就是林和平的灵魂回声，就是林和平的诗。
直到文章的结尾处，时间再次前行，到了十年前的某个节点，作者重返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站在那片操场的边上，看着。一场冬雪刚停，操场在一片白色中沉寂，没有一个人，只有几趟脚印横陈。那条浪木还吊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从来就没有人碰过它。我站在那有些恍惚了，我来过这里吗？”
来过，又似乎没有来过。人生的更改转换就是这样。
而在《相约一梦》由三十载光阴岁月压缩成的记忆画卷和清单里，那些埋藏，那些纠结，那些湮没，那些闪现，该是怎样让人欲罢不能难以割舍啊！
也许，辽宁文学院是这五十六颗灵魂的再生之地，首届青年作家班是他们共同经历的精神的港湾和梦想的伊甸园。当年他们为着文学而浴火重生，现在他们为着当年的感动而拿起笔欣然写下如此动人的挽留和告别。这些流淌的记忆，这些燃烧的愿力，这些情感的湿漉漉的火辣辣的印证，让我们挽住了流年风景的册页，一篇篇展读着：
谢海威憧憬过的戏剧之梦虽说已然梦醒，他却道出了从前入梦时的迷醉和酣畅（《我从这里走向戏剧》）；晨哥说“文学可以取暖”，那是掏心窝子的话，我们阅读《晨哥在文学院的三个四月》觉得那是信史，牢实可靠，从一个人的育苗、栽种到收割，人家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趟过来的；看王宁的《话说万军》，觉得万军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他问我，《骑兵军》看过吗？”那个年月里巴别尔的春天正在万军的心头上茂盛地滋长着；张瑞的《风景的诱惑》确实是不小的诱惑，因为它把故友阿康（栾国康）的脚印和作者自己的脚印交叠在一起，重新丈量远去的旅程，远去的人生——少年曾登玉皇顶，寒山寺内也留痕，从镜泊湖到太阳岛，一路的诗情引领着他们探索漫游的诗心，张瑞用他滚烫的文字记录了当年青春生命的侧影，如今的感怀、怅惘和惜别；徐锦川，何方高人，我在李保平和李霞的婚礼上见过一面，这次在他写的《毕业后交往的部分同学》里算是再度重逢，你看他下笔老辣，也狠，但有肝胆，走心，更赢在幽默，分寸感十足的，譬如他写孙慧芬对自己的评判，“听徐锦川说话头头是道，回头一想，根本不对”；读李永宏《流经内心的风景》，那是远离浮躁喧嚣后的品味与咂摸，她写自己为了参加文学院学习而毅然离开需要母乳喂养的孩子以及带来的纠结、难过与愧疚之情，不能不说是青春咏叹调的别一种变奏，但同样感人肺腑，熨帖着文学的肌理和生命的恒久的温度……
无须赘言，《相约一梦》留住了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最珍贵的人生和文学记忆。每当时间走远，每当午夜梦回，这些年轮深处的心灵折光，我相信都会让人感念从前，那如雾如烟如锦如缎如歌如梦的80年代。
的确，文学是场不散的宴席。以人的五味俱全的感觉为证，以记忆的活色生香为凭。不管有人端上来的是满汉全席，还是小葱拌豆腐，也无论是辽西秧架子上攀爬的老豆角，还是沈阳泥土里生长的顶瓜带刺的水黄瓜，生命绵延的口感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品尝。
于是，我怀揣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动走进了《相约一梦》的精神腹地，在这场不散的文学宴席中，领略着人性的美好，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还有那梦魂牵系的命运乐章的混沌交响。
“公元1984年，甲子初春，一群不安分的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被一纸‘文学’集合令所召唤，从各自的小市小县小村摸进省城沈阳。穿过城市人车的乱流，踩着沙石硌脚的小径，辗转聚集到一处校园。到了才发现，心目中闪闪发光的‘辽宁文学院’原来是一只‘寄居蟹’，藏身在一个叫作‘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的校园里。当然，‘寄居蟹’只是它的雏形，就像天鹅的雏形是丑小鸭一样。”
毛琦在“前言”中的开场白，异常生动形象地把我们引领到那个洪流湍急的大时代，在那个大时代的某处小角落里所发生的关于文学的故事以及它的精彩的插曲和花絮。
在毛琦娓娓道来而不乏现场感见证的口吻里，那样的故事也许对于当事人来说注定成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通过记忆的梳理、沉淀和打磨，多么沉重的生活都會变得失重），而对于没有历练过此类经验的读者而言，就相当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走进20世纪80年代人性、历史和文学深处的一扇角门，借以看取、想象和发掘一段岁月流逝之后所留下的一抹气息、脉络和回忆。当年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刻画在见证者的字里行间，为人们贮存、提供和还原了往事湍流中的那些抹不去的深度刻痕。
“以文学的名义，命运将我们聚到一处。无论是四十岁还是二十岁，都被拘在一个课堂里思考或发呆，那是一种无法向外人描述的最奇怪，也最奇妙的同学关系。在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伤痕文学、下海经商等新观念新名词的掺和之下，同学之间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经历碰撞磨合，灵光四溅抑或伤痕累累。记忆中的生活是这样的：听各路高人在课堂上神侃，兴冲冲挤进热闹的书展；拎着三洋录音机唱《一无所有》，假装看不见‘街上流行红裙子’；纠结中午食堂吃炒白菜片还是喝豆腐脑，忐忑晚上舞会上找谁做舞伴；室友之间为观点不同吵得口沫飞溅，投稿之后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总之，既美好又糟糕，既快乐又痛苦，既自卑又狂傲……”
这很显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度、气息和光影。那是一个有点狂热、激情四射的年代，以笔名扎西多称誉文坛的女作家查建英曾经编辑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对那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激动的浪漫年代给予了充满感情色彩与文化理性内涵的描绘、回味和勾勒。那本书的封底赫然推出一系列和80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时过境迁之后还能引发我们的一连串的记忆、联想和印证：激情、贫乏、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天真、简单、启蒙、集体、使命感、精英、人文、饥渴、火辣辣、友情、争论、知青、迟到的青春……有人说，那些年里的许多日子都像过节，文化的艺术的心灵的狂欢节。是的，那应该是全民为了文学可以痴狂的岁月，绝无仅有的一种迷恋和沉浸。
对此，《相约一梦》里有许多篇幅做了动人的历史回望和回放。
黑纪文在回忆文字里引用《凯旋门》的作者雷马克的话说，信仰可以使人发狂。作为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的学员，这个被许多熟人昵称为黑子的剧作家，作品后来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大奖。如今功成名就的他却还是对最初的对于文学的痴情感同身受津津乐道。在文章里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摹了自己投稿后的热切期待。那应该称得上文学创作的破冰之旅或者叫处女航吧。黑子这样写道：“掰着指头，跟算计老婆的预产期一样数日子，天天往收发室跑。一篇小说投出去，快则两个月，慢则半年甚至更长。等待期间，常常出现幻觉，安慰自己，稿子不退，那就有希望了，稿子退了，又赶快发往别处。得到回复时的情形，更是冰火两重天，如果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那就等于心头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赶快收起来，生怕别人看到。如果收到一个薄薄的信件，整个人就跟长了翅膀一样，恨不能马上飞起来，急不可待地打开，像读情书、接圣旨一样，反复看着，接着就是找几个要好同学喝酒、吹牛……”
这就是那个年月里发酵的文学激情和痴心，那个年代靠着文学的一点成功几乎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谢友鄞就是其中之一。
我喜欢谢友鄞开头的那几句话，他说：“文学院首届五十六名学员，就是五十六个灵魂，活灵活现，生机勃勃，演绎出一部当代聊斋。”他的标题也很有趣，并且意味深长：《这里灵魂四处爬》。他还说，自己是“背负着十字架，闯入其中的灵魂”。
是的，那个大时代，心灵的砝码的确很重，文学的命途的确很重。
可不可以把谢友鄞后来的成功归结于一种时代精神的得天独厚的赐予再加上个人天分、努力和汗水综合发酵的结晶？
我们这里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在煤矿下井的工人，他当然积累了无比丰富乃至于快要发酵的生活素材，内心的极度渴望就差外在的点燃了。这时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适时出现，势必大大激活了这个生命体的成长概率，于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样帮助他完成了文学上的一次辉煌井喷。
有了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学员班的奠定，此后沿着这个方向的问路和拓展，遂成为辽宁文学自身健康发展的基石与路标。在这块塑造学员心灵坐标的高地和平台上，在那里成长的几代人大概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富矿。 “首届”，意味着起点，那是生命生生不息创造的源头。三十年过去，文学在商品经济年代，当然遇冷，这是历史给予文学的另一种注脚和特殊的馈赠（须知，文学从来就是寂寞小道上的攀爬和求索）。现在我们听着毛琦、黑纪文和谢友鄞们的动情讲述，才知道文学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曾经给予人的造化、滋养甚至再生，该是多么隆重的积淀啊！
而当年那五十六个男生和女生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出生命的戏剧呢？
有人说，历史就是人们感兴趣的记忆。也有人说，文学就是上了颜色的往事的账簿。
作为读者，我与那五十六个灵魂的相遇是在书里，虽然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神交，有过工作上的过往，算是个小老弟吧。但是，走进他们了解他们领会他们，却是在《相约一梦》的阅读过程中。
回溯原来，想当年，细说或者戏说从前的好时光，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或者正在老去，走着人生的不归路，才发现，有许多记忆已经丢了，有许多条路再也无法回去了，有许多人再也无法遇见。而文学不就是渴望着一种终极缺失的补偿，不就是渴念着将那些流逝的场景和情怀再度找回来，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天给你焐一焐手，用温酒来给你暖一暖心吗！
读任慧敏的《最忆是当年》，就宛如走进故乡深秋迷离的小巷里，碰见了几个多年未见的熟人，彼此点点头，不用嘘寒问暖，就是注意到了对方，然后你们再度擦肩而过，却留下了点点滴滴的人与人之间的感动和默契。其实，所有真正的感动都是不需要高声说出来的。
任慧敏当年喜欢写诗，在文学院的专业辅导老师是方冰先生。鼎鼎大名的、写过传世之作《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的那位解放区里历练出来的老前辈。慧敏说“他是大江，我是小溪。我们在一起诗意地小憩，谈着唐风宋雨的感伤，各自唱着心内的歌”。方冰先生送给惠敏的第一本诗集是《大海的心》，也谈起过对当年战友的很深的感情，许多人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惠敏写方冰，有些细节令人难忘，譬如，通常是学生看望老师，去请教，但怕老师忙，也不敢多打扰。有时候隔时间长了，“老师就到教室来找我，教室木门的玻璃上先是出现一顶灰色宽格帽子，然后升上来一双温和的眼睛，眼睛有些龙钟，但是没有被世俗的东西污染。”我年轻那会儿，曾经崇拜方冰先生，在新民高中念书时自费订阅过《当代诗歌》杂志，还记得方冰先生就在那里主事。我没有见过先生，现在通过惠敏的文字缘，权且算作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交往。惠敏记得老师经常念叨庄子的话，“丧己于物，失性与俗，谓之倒置之民”。这就是那颗大海一样包容的心的精彩的世界。方冰先生提醒自己也告诫自己的学生，人不要迷失本真的情性。同时，这句话也让我想起庄子另外的箴言妙语，“物物而不物于物”，人是多么容易在物质世界的追求中遗忘美好的本色啊，所以庄子承认物的存在和必要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不要陷入其中，有所疏离有所保留。
而文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性的清新剂，就是灵魂的忘忧散，就是对迷失自我的救赎，就是对物化现实的一种疏导、游离、超越与鉴戒。
就这样我们跋涉在《相约一梦》的精神之旅中，会由衷体味到心灵的洗礼和放逐。去到往事的浩渺烟波里沐浴打滚，去与隔着流年岁月的星空宇宙默默交流，去到别人的故事深处耐心打捞人生的某些启迪和人性的某些彻悟。
看过阿巴斯的电影吗？卓越的伊朗大师用远景的长镜头寻觅搜索聚焦了丰富无比的生命动感和诸多背面与侧面。
而读孙惠芬《景深以及所通向的……》，我们会蓦然碰撞到阿巴斯式的探索、扫描、定格，以及那回望的眼。
青春的记忆，带着伤痛和迷离，叠加着遗憾和怅惘来到了孙慧芬的笔下。作者撕裂了灵魂深处的一道伤口，将其曝光在生命的裸露部位晾晒，那像是忏悔，也如提醒和警策，都为着过往人生中的点滴琐事酿造成的精神风暴而显影了人性的纠结、盘曲、错位抑或荒凉。
“当囚禁在躯壳里的灵魂向荒野发出呼喊，你其实渴望的永远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向一个人敞开，向一个人诉说，是人性的限制，也是人生的奢侈”，有倾述，就有倾听，这样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小的对象化关系即二人世界的交往，在此，孙慧芬深度反省了文学的潜隐的真谛——在她眼里，写两个人，探讨两个人的精神困境，就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某种永恒存在的母题。
换而言之，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联，首先是和一个他者的关联。而让你和他（她）形成人类情感中近乎神秘契约式的互动，当然有时候还有误会、盘诘、质疑和冷漠，当事人只有开诚布公地敞开自己袒露自己，才会消除误解与隔阂。而这种“敞开”和“袒露”也需要时间的积淀、打磨和过滤。
三十年的时光浓缩在孙慧芬的文字里，构成了电影镜头一般的景深。有了时间长度，有了距离感，当然也有了生命的沧桑。
所以她的笔触触碰到的，总带着苦涩的瘢痕的郁结。当然更多的依旧是人性的温暖和希望的照耀。譬如她写金河，她写于铁，两位为辽宁文学院奠定事业基础的老前辈，在最初的崇拜、敬畏和尊重的审视目光中也多了一层过来人的醒悟、洞达和亲近。“那和善背后的重量”，那给你辉煌的文学梦想镀上金边的幕后推动，以及那散发着生命愿力的奖掖、扶持和期许，无论就细节还是精神来说，都彰显了一个人离不开另一个人的秘密和事实。世上有千里马，也有伯乐，缺一，世界就会就变得荒凉、无聊和寂寞。
抵达文学的高地，是孙慧芬这些年孜孜以求的。而现在透过《景深以及所通向的……》，我们总算捕捉住了孙慧芬的内心与灵魂深处世界的多彩、混沌和质感所赖以出发的源头所在。还是那句话，要写到那个份儿，就得活到那个份儿。
文学是情感体验，当然更是情感体验的诗性寻觅、打捞与升华。借助着阿巴斯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最后一个长镜头的点化，孙慧芬找到了自己心灵的触点。“一个男人在橄榄树林里追一个女子，朝前走，一直走，镜头的距离范围从一个人的后背开始，之后是移动的全身，之后是这个移动的身体往橄榄林里走出的一段距离，再之后距離越来越远、越长……因为镜头是不动的，只有人在动，随着人影的一点点小下去，小到一个小方块，小白点，小白点和另一个小白点靠近、重叠、分离，突然的，你的视线模糊起来，虚幻起来……” 这就是艺术的眼光，虚实相生的美感。远和近的融汇辨证关系，距离产生的魔幻意识。无论你发现了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孙慧芬的目力所及之处，那个电影中被追逐的女子，某种程度不正是文学热爱者们心里眷顾的情人的意象或者象征吗？文学情人总是把他们的心带到远处，消失在林中路的尽头。于是，“在那个景深尽头，我们居然一消失就消失了三十年，我们每个人的无限里，都有着怎样的境况？是否追到了那个女人，是否追到了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你想要的……”
当年的痴迷还在吗？追逐的愿景或许已经弱化了，或许换成了其他形式和意味的追逐，甚至历经千帆皆不是地走向永恒的宁静、安详和虚无。那五十六颗灵魂，有点疲累了吗，“人生识字忧患始”，累积的忧患可就是沧桑载不动許多愁了，虽说他们中有人已提前离席，化为天上星光的一抹亮色，但可以告慰同伴的是，文学曾经或者毕竟让这些灵魂相聚相约过相吸相引过相濡以沫过。
有人生就有故事，有故事，回味就是烈酒，淡茶，点心，姜末，菜根……值得咀嚼，值得吞咽和咂摸。
《相约一梦》，好就好在书中收录的作者每个人都有故事，每段文字都有可读性，有的沉郁顿挫，有的谈笑风生，有的温文尔雅，有的闹闹腾腾，有的话里带话，充满了哲人的机锋和思索，有的却也闲处留白，如老僧悟禅，于夕阳山外山里，阅览五味杂陈人生背后的景象和况味。
唐浩在《文学院和我的人生拐点》中深情地追述了那个思想裂变年代里身边发生的故事氛围，“一群风流倜傥的中青年男女，开口萨特、尼采，闭口加西亚·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人手一本或《百年孤独》，或《第二十二条军规》，大谈其意识流或黑色幽默。如果你不会背诵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简直就没有资格与我们坐在一起谈文学……”
说心里话，当我读到这段文字，会情不自禁油然想起1980年代，无比怀念1980年代。那是中国文化精神以高浓度高热量释放蒸腾的特殊年月。其实，有很多年，我着手研究1980年代的文学流变和思想嬗变的轨迹和行程。我尤其喜欢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觉得它可以盛放我心，安妥我梦。因为它完整而深邃地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和刻痕。试举几个例子。在那书中影评人林旭东说到《红高粱》上演后的反馈，引了当年中央美院一个学生的说法：“他说看了这片子，感到咱两腿之间还是有东西的！”（曾几何时，我们民族中的阳刚之气在沦落丧失。）文学评论家李陀就当年着魔般的文学讨论用了马原去找他切磋的个案，以此为证，以他口吻记录的现场细节是这样的：“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马原，就很有意思。大概是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相当凉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个子高得几乎顶到了门框，天这么凉，可是这人上身只穿一个背心，下身是短裤，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马原就是这套行头去跟李陀谈文学的，而且坐下来没说几句话，就带着万分肯定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表示不太同意，结果马原一语中的：“你根本不懂小说！”两个人为此争了半天，无果，最后还是李陀请马原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
不用多引了，1980年代的确就是这么一个激情四射烂漫多姿的年月，人们似乎都活在理想真空和精神真空里，文学负载了价值和历史，托举了时代的使命和灵魂。那的确是一个好玩而又好看的年代。
而我之深深喜爱《相约一梦》，就是因为在那里它以一个群体的命名和体味，验证定格再现了1980年代的精神、气象、风韵和成色。
不过，实话实说，《相约一梦》的许多文字还不够蕴藉有味，有的属于急就章，还有待沉淀和打磨，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它的质朴粗粝，它的熨帖隽永，它的浓缩涵括，毕竟是那个大时代火山岩冷凝之后的人性余温和情感记忆的结晶。
书中几位师长的记录和追寻，打捞与回溯，当然值得格外重视和仔细研读。金河先生以《那五十六个男生女生》为题展示给我们一幅关于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全景画卷，那里有对作家班缘起、创建初衷、发展规划乃至实际推进过程的若干清点，描绘和勾勒，从这里我们会发现，文学事业的进步是众多推力合力而成全的。如果当初没有韶华和于铁两位作协领导的开明和坚持干点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冉欲达先生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他曾经写信给省作协和省委领导提出建议创办辽宁文学院，其殷殷愿望溢于言表，再有如果没有李铁映当时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大力扶植、推动和帮助，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对中国古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内涵和实质的现实化的体认与兑现。就像于铁先生在《回忆文学院建院历史》字里行间表露的，“青年人才像小苗，帮一把可能就出来了”，是的，正是凭借这些前辈在创建辽宁文学院过程中的不懈努力和劳作，最终换来了一大批文学人才的脱颖而出。
王金屏和杨凯作为首届青年作家班的班主任，此番也用他们耐人寻味的笔墨点染和烘托了当年的风情与风景，笑貌和音容。在回顾最初那个“文学大家庭”时，在打捞“那些不曾被岁月剪辑掉的”往事佳话时，他们的追踪其实也是寻踪，他们的打捞和碰撞某种程度更是富有意味的深层次交流。
被美国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诗歌艺术的圣人”的西班牙诗歌巨匠路易斯·塞尔努达曾有这样的洞察和发现：“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在那一刻，时间高度浓缩了，仿佛瞬间定格。
沿着王金屏和杨凯的逆向时光隧道的回旋与徜徉，我似乎也被某种另一个年代的精神热浪所卷带着挟裹着冲刷着，而走向那些流年人物的生命素描和剪影，去感受体味琢磨唐浩的“老成持重”，王犁的“忠厚朴实”，周明的“少言寡语”，万军的“滔滔不绝”，李强的“傲气十足”，王宁的“笑容可掬”，赵君的“能歌善舞”，辛晓征的“曲高和寡”，徐锦川的“幽默风趣”，孙慧芬的“俭朴勤恳”，谢友鄞的“沉重稳健”，隋治操的“文质彬彬”，赵天山的“豪迈侠爽”……这不就是辽宁文学院“黄埔一期”的文学大家庭的合影留念吗？ 在文学记忆的熏染和映衬下，我们也会被那似曾相识的人性关节和细节所打动所催眠，譬如，李强模仿周恩来的口音，说是周明的爷爷为供周明上文学院，把家里的老黄牛卖了（事后才知是善意的说谎）；指挥郑晓凯在录音机前旁若无人煞有介事地一会儿甩头发一会儿扶眼镜，把眼前的录音机想象成了舞台上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把自己当成了小泽征尔；一伙学员和班主任旅行出游到中俄边境，乘坐的快艇开到了终点站，远处俄罗斯重镇哈巴罗夫斯克口岸让他们隐约瞥见了它忧郁的轮廓，结果惹得“我们的女生情不自禁发出轻微的尖叫声。那是八十年代初，出国不敢想，能亲眼目睹异国邻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已经让我们兴奋得不行……”
这就是岁月的洗礼带给人的心灵冲浪和享受，也是文学信念光芒下汇聚起的精神能量的拓展和盛装。
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写道：“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歷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织，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
我以为《相约一梦》就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在那里场景、阅历、个性、记忆等等因素一起发酵，从而汇成了情感互相激发碰撞的巨大湍流。
历史因每个个体的参与、创造和发现而变得精彩。生活由于人的气味、本性和命运感的投入、浓缩或者稀释而成为文学的真正诱因。
所幸的是在书里众多的回忆者几乎都在自己的领地和空间思维上打上了仅仅属于个我的心灵印记。这的确太难能可贵了。
其中，林和平的《往事并非如烟》写得大开大合，盘曲错落，称得上这本书的“书眼”，它的分量与孙慧芬的《景深以及所通向的……》可谓分庭抗礼，旗鼓相当。之所以这样说，我发现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或者说事，而是带着深思、审视或者具有心理拷贝的意识。
“其实我们不是活在过来的日子里，而是活在记住的日子里，为了讲述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林和平的抚摸命运轨迹的书写，是从马尔克斯这段经典而又令人难以释怀的话语开篇的。接着他以透视性的笔法道出了自己的个中玄机：“命运是盘棋，只有复盘的时候才清楚每一步的对与错。但命运又不同于一盘棋，复盘的时候发现，往往当时对了的一步却是错的，而错了的那一步，却是对的，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对往事的挖掘等于过去生命的第二次复活。同样在林和平为我们提供的景深镜头中，也有像孙慧芬那样的会心捕捉和定格的闪回，但画面的整体情绪流动却是那么迥然其趣。毋宁说孙慧芬的反思是创伤和温暖俱在的，而林和平对记忆的反刍则从一开始就显得相对理智了些，可越到后来就越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让那生命回望中积蓄的潮水一般的心里颤动的诗意一泻千里，撼动着灵性深处的猎猎罡风和缕缕柔情。
在林和平或远或近或长或短的记忆片断里，空间的凝固转换暗地里分别对应着时间的线索，那就是1984年的初春，2015年的春节，十年前的某个日子，等等。这样灵活的写法和处理，显示了这位编剧大家驾驭时空组合关系的高度技巧。其实，那技巧也已经是内化了的，个性化了的，不着痕迹，尽得风流。
在林和平笔下，1984年初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以电影长镜头的展现方式给当时租借在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的辽宁文学院的外观以及当事人的心理感觉做了如下生动传神的扫描：“苏联人建筑的红砖教学楼结实厚重，高高的白杨树漠然耸立，初春的风刮过残雪斑驳的操场，把凉意直接吹进了心窝。傍晚时我扛着行李来到这里，走在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接了我，帮我拎着老式的旅行袋子，从辽宁大学的院子穿过，那个人是谁现在忘记了。”
高度压缩的空间感，回荡的记忆段落，有着时过境迁后的黑白写真一样的显影效果。接着作者稍加铺垫了一下宿舍里住的六个人的情况。然后笔锋陡然一转，一下子跳跃到2015年春节他和老六徐锦川两个人在北京四季酒店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喝着茅台酒，后者更是大犯了烟瘾，抽了两包烟，他们在那个年三十的晚上足足聊了一夜。他们把文学院能想起来的同学都回忆了一遍。
场景是回忆的由头，新旧年轮交替，加上时不我与的物是人非感，话说当年的情结一经发酵开启就变得一发不可收。这尤其体现在文字间对那片操场那条浪木的缅怀。一般的人生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空下来的场所最容易引人牵动起过往的情感记忆。操场，浪木，负载着学员们昨天的欢声笑语，那里隐藏的故事在浪木的游荡中形成心底的赞美诗，“年轻的女生跳了上去。她轻盈敏捷的身姿仿佛舞蹈，青春的胸脯和飘飘的长发让人相信美的存在。她伸开手臂，迈开修长的双腿节奏稳健地前行后退，宛如云中飞翔的仙鹤。那一刻操场只剩下了一片安静。散去的时候总会有人回头张望。那条浪木静静地吊在那里，仿佛从来没有人摇动过它，一种怅然久久地留在了心底。”
这就是林和平的灵魂回声，就是林和平的诗。
直到文章的结尾处，时间再次前行，到了十年前的某个节点，作者重返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站在那片操场的边上，看着。一场冬雪刚停，操场在一片白色中沉寂，没有一个人，只有几趟脚印横陈。那条浪木还吊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从来就没有人碰过它。我站在那有些恍惚了，我来过这里吗？”
来过，又似乎没有来过。人生的更改转换就是这样。
而在《相约一梦》由三十载光阴岁月压缩成的记忆画卷和清单里，那些埋藏，那些纠结，那些湮没，那些闪现，该是怎样让人欲罢不能难以割舍啊！
也许，辽宁文学院是这五十六颗灵魂的再生之地，首届青年作家班是他们共同经历的精神的港湾和梦想的伊甸园。当年他们为着文学而浴火重生，现在他们为着当年的感动而拿起笔欣然写下如此动人的挽留和告别。这些流淌的记忆，这些燃烧的愿力，这些情感的湿漉漉的火辣辣的印证，让我们挽住了流年风景的册页，一篇篇展读着：
谢海威憧憬过的戏剧之梦虽说已然梦醒，他却道出了从前入梦时的迷醉和酣畅（《我从这里走向戏剧》）；晨哥说“文学可以取暖”，那是掏心窝子的话，我们阅读《晨哥在文学院的三个四月》觉得那是信史，牢实可靠，从一个人的育苗、栽种到收割，人家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趟过来的；看王宁的《话说万军》，觉得万军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他问我，《骑兵军》看过吗？”那个年月里巴别尔的春天正在万军的心头上茂盛地滋长着；张瑞的《风景的诱惑》确实是不小的诱惑，因为它把故友阿康（栾国康）的脚印和作者自己的脚印交叠在一起，重新丈量远去的旅程，远去的人生——少年曾登玉皇顶，寒山寺内也留痕，从镜泊湖到太阳岛，一路的诗情引领着他们探索漫游的诗心，张瑞用他滚烫的文字记录了当年青春生命的侧影，如今的感怀、怅惘和惜别；徐锦川，何方高人，我在李保平和李霞的婚礼上见过一面，这次在他写的《毕业后交往的部分同学》里算是再度重逢，你看他下笔老辣，也狠，但有肝胆，走心，更赢在幽默，分寸感十足的，譬如他写孙慧芬对自己的评判，“听徐锦川说话头头是道，回头一想，根本不对”；读李永宏《流经内心的风景》，那是远离浮躁喧嚣后的品味与咂摸，她写自己为了参加文学院学习而毅然离开需要母乳喂养的孩子以及带来的纠结、难过与愧疚之情，不能不说是青春咏叹调的别一种变奏，但同样感人肺腑，熨帖着文学的肌理和生命的恒久的温度……
无须赘言，《相约一梦》留住了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的最珍贵的人生和文学记忆。每当时间走远，每当午夜梦回，这些年轮深处的心灵折光，我相信都会让人感念从前，那如雾如烟如锦如缎如歌如梦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