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坐在Robert Jasper（德国顶尖登山家，在IMAX电影The Alps中为哈林三世担任向导）家的厨房，我们讨论着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不过，要找个和Robert志趣相投的计划并不容易，他擅长攀冰，我是攀岩出身，所以我俩对着AAJ一页一页地翻，看到大片冰壁他就两眼放光，这让我脖子后面的汗毛有点倒竖。突然翻到一页讲述60年代Patagonia远征历史的图片，背景上Cerro Murallon立即抓住我的眼球，瞬间我有种梦想在手的真实感。Robert也很兴奋，但他大概只对峰顶那段冰蘑菇感兴趣。
在Cerro Murallon的北壁有一段向外凸出的扶壁。下半部是500米高带有大仰角的岩壁，在一段水平的肩部之上，又是一段500米高的大仰角岩壁。从侧面看，如同垂直的波浪起伏，好一处鬼斧神工。
直到现在，Cerro Murallon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攀登记录。疑似首登是1961年，英国Eric Shipton、Jack Ewer等沿相对最容易的西北侧攀登。因为遭遇暴风雪，Shipton是否攀登至Cerro Murallon最高点无法确认，所以至今没有确切的首登记录。但Cerro Murallon顶端是绵延近一公里长的高地，没有明显起伏，最高点难以辨认，而且攀登难度很低，所以我和Robert都倾向于认为Shipton就是首登。1979年至1984年Casimiro Ferrari带队四次尝试Cerro Murallon，最终于1984年沿东北柱路线完成这次载入史册的Patagonia攀登。
前辈们的成就对我们这代攀登者来说是寻找新挑战的源动力，当那些山峰已经被熟知，被一次又一次攀登过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我们视野以外寻找那些尚未被探索的山峰和岩壁。对登山者而言，还有新大陆有待开拓，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对我们这代登山者，激情就在于依靠自身能力，攀登那些看起来难以企及的山峰。远征的水平高低，不该由它多么壮观宏伟评判，更多的是看它能不能体现创造性，比如目标和路线的选择。这其中不仅包含攀登本身，同时也涵盖了接近路线。所以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雪橇、皮划艇等依靠自己把攀登器材和给养物资从人类活动定居点运输至大本营，在攀登结束之后再运回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登山者都逐渐认可这种方式，并称之为“公平手段（fair means）”，或许这也是将来远征攀登的趋势之一。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喜马拉雅或者喀喇昆仑需要大量背夫运输物资到大本营的攀登，不过即使攀登了Trango Tower，心理上的成就感也未必及得上一次通过fair means完成的攀登。
2003年，我和Robert Jasper以及多年的摄影师搭档Klaus Fengler和Sebastian Tischler从Cerro Murallon以南40公里的Estancia Christian出发，沿着Upsala冰川，在历经了密布的冰川裂缝和齐踝深的冰碛碎石的艰苦斗争之后，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到达Cerro Murallon大本营。如此往复三次才完成全部物资运输。干完这些牲口一样的活，才开始初步体会到Casimiro Ferrari那段话的意思。但是Patagonia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懈怠的机会，随即我们被无尽的暴风雪困在帐篷中。挖一个冰洞显然比帐篷更加安全一些。天地一片混沌，我们躲在冰洞里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星期。尽量节省，但是我们的给养仍无法继续支撑下去。我和Robert决定在北壁右侧开辟一条容易一些的新路线“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5.10，M8）”，攀登同时可以观察原先计划的北柱路线。忍受了无尽的艰难和痛苦，我和Robert相约，Cerro Murallon，明年再见。
2004年，我们准备第二次远征Cerro Murallon。这段日子里，这座岩壁就像头关在心中的老虎，时常抓心挠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对这块几乎远在世界尽头的岩壁如此着迷？一次次我只能从下方仰望我的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当我能完成这条路线站在峰顶的时候，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所在，这也意味着我的极限又被向上推了一截。正如德国登山家兼摄影师Reinhard Karl曾说：“人永远不能站在他的极限之上。”
这一次我们选择从北边的El Pilau开始。这里距离著名的El Chalten和Fitz Roy仅有十余公里，但我们必须向南行走一百多公里。路上碰上三位来patagonia的朋友用雪橇帮我们一起运输物资，在离大本营还有一天行程的时候分手告别。接下来的五周时间里，我们四人将独自在这片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荒原冰川上度过。来到去年北壁根部，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降雪太少，以至于无法再像去年那样挖冰洞。第一晚，Cerro Murallon就安排了一场暴风雪欢迎我们。大风随时都有可能把帐篷吹散，锋利的冰晶在帐篷顶端划过，在这里没有哪儿可以让我们搭建一处安全的大本营。暴风雪愈发凶猛，摧毁了帐篷四周搭建的雪墙，几乎掩埋了整个帐篷。半夜1点，带着惊恐，我们拉开帐篷，在雪中挖出一条两米长的隧道才得以重见天日。之后我们设置闹钟，每隔两个小时就轮流出去铲雪，以防窒息在帐篷中。攀登Cerro Torre或者Fitz Roy，在暴风雪中至少有个安全的大本营躲避。攀登Cerro Murallon，被扼杀在大本营里也不能算意外。
两天后，Robert和我到路线根部用望远镜观察状况，Cerro Murallon北壁如同一面巨大的画布，有待我们头脑中的想法转化成上面的一幅艺术作品。我们自己，就像当年的哥伦布，站在这块冰与岩的海洋前，触摸着从未有过人类痕迹的手点和脚点。我们的计划是固定路绳至当日攀登最高点，之后下降回到大本营，第二天如果天气许可，可以沿路绳快速攀登到前日最高点。阿式攀登，鉴于如此高的技术难度，难以设置的中间营地，更重要的是难以预测的恶劣天气状况，在目前看来完全不可行。我们也携带了手钻和些许挂片，但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如果可能，我们尽量选择clean的保护点，包括保护站的设置。绝大多数路段我们采用自由攀登，只有在结了冰或者潮湿的裂缝才会用人工攀登。
每天早上6点开始攀登，我和Robert交替领攀，Klaus忙着拍摄。在400米攀登之后开始了一段仰角，裂缝很窄，我们开始了第一段人工攀登绳距。17段绳距后我们攀登了600米，完成了北柱的下半段。走过一段简单的山脊，到达上半段的根部。向上看去，巨大的岩石向外隆起，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第一段绳距我还能自由攀登完成，第二段不得不转为人工攀登。连续攀登了四天之后，最艰难的大仰角已经完成，距离北柱顶部还有300米比较容易的路段，或许one-push就能全部完成。我和Robert都精疲力竭，第一次感到虚弱无力。决定安排一天休整。老天十分赏脸，天气窗口持续了整整一周。晚上，暴风雪没有任何预兆突如其来，肆虐了整整三周。在这三周里，我们的一顶帐篷被彻底吹烂，只能四个人挤在一顶双人帐中，每个人用后背顶着帐篷的一侧。我们离路线完成只差最后300米，其实这300米本来在休整的那天里就足够完成了，但是我们这次再没有机会，被迫决定沿着去年的接近路线向南撤回Estancia Christian。
此番远征，这条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线之一，我们已经完成大半。我们曾经对这条北柱路线如此着迷，想着它就像活在梦里，如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梦想已经随风而逝，这便是这条路线取名的来由。
在Cerro Murallon的北壁有一段向外凸出的扶壁。下半部是500米高带有大仰角的岩壁，在一段水平的肩部之上，又是一段500米高的大仰角岩壁。从侧面看，如同垂直的波浪起伏，好一处鬼斧神工。
直到现在，Cerro Murallon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攀登记录。疑似首登是1961年，英国Eric Shipton、Jack Ewer等沿相对最容易的西北侧攀登。因为遭遇暴风雪，Shipton是否攀登至Cerro Murallon最高点无法确认，所以至今没有确切的首登记录。但Cerro Murallon顶端是绵延近一公里长的高地，没有明显起伏，最高点难以辨认，而且攀登难度很低，所以我和Robert都倾向于认为Shipton就是首登。1979年至1984年Casimiro Ferrari带队四次尝试Cerro Murallon，最终于1984年沿东北柱路线完成这次载入史册的Patagonia攀登。
前辈们的成就对我们这代攀登者来说是寻找新挑战的源动力，当那些山峰已经被熟知，被一次又一次攀登过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我们视野以外寻找那些尚未被探索的山峰和岩壁。对登山者而言，还有新大陆有待开拓，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对我们这代登山者，激情就在于依靠自身能力，攀登那些看起来难以企及的山峰。远征的水平高低，不该由它多么壮观宏伟评判，更多的是看它能不能体现创造性，比如目标和路线的选择。这其中不仅包含攀登本身，同时也涵盖了接近路线。所以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雪橇、皮划艇等依靠自己把攀登器材和给养物资从人类活动定居点运输至大本营，在攀登结束之后再运回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登山者都逐渐认可这种方式，并称之为“公平手段（fair means）”，或许这也是将来远征攀登的趋势之一。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喜马拉雅或者喀喇昆仑需要大量背夫运输物资到大本营的攀登，不过即使攀登了Trango Tower，心理上的成就感也未必及得上一次通过fair means完成的攀登。
2003年，我和Robert Jasper以及多年的摄影师搭档Klaus Fengler和Sebastian Tischler从Cerro Murallon以南40公里的Estancia Christian出发，沿着Upsala冰川，在历经了密布的冰川裂缝和齐踝深的冰碛碎石的艰苦斗争之后，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到达Cerro Murallon大本营。如此往复三次才完成全部物资运输。干完这些牲口一样的活，才开始初步体会到Casimiro Ferrari那段话的意思。但是Patagonia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懈怠的机会，随即我们被无尽的暴风雪困在帐篷中。挖一个冰洞显然比帐篷更加安全一些。天地一片混沌，我们躲在冰洞里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星期。尽量节省，但是我们的给养仍无法继续支撑下去。我和Robert决定在北壁右侧开辟一条容易一些的新路线“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5.10，M8）”，攀登同时可以观察原先计划的北柱路线。忍受了无尽的艰难和痛苦，我和Robert相约，Cerro Murallon，明年再见。
2004年，我们准备第二次远征Cerro Murallon。这段日子里，这座岩壁就像头关在心中的老虎，时常抓心挠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对这块几乎远在世界尽头的岩壁如此着迷？一次次我只能从下方仰望我的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当我能完成这条路线站在峰顶的时候，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所在，这也意味着我的极限又被向上推了一截。正如德国登山家兼摄影师Reinhard Karl曾说：“人永远不能站在他的极限之上。”
这一次我们选择从北边的El Pilau开始。这里距离著名的El Chalten和Fitz Roy仅有十余公里，但我们必须向南行走一百多公里。路上碰上三位来patagonia的朋友用雪橇帮我们一起运输物资，在离大本营还有一天行程的时候分手告别。接下来的五周时间里，我们四人将独自在这片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荒原冰川上度过。来到去年北壁根部，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降雪太少，以至于无法再像去年那样挖冰洞。第一晚，Cerro Murallon就安排了一场暴风雪欢迎我们。大风随时都有可能把帐篷吹散，锋利的冰晶在帐篷顶端划过，在这里没有哪儿可以让我们搭建一处安全的大本营。暴风雪愈发凶猛，摧毁了帐篷四周搭建的雪墙，几乎掩埋了整个帐篷。半夜1点，带着惊恐，我们拉开帐篷，在雪中挖出一条两米长的隧道才得以重见天日。之后我们设置闹钟，每隔两个小时就轮流出去铲雪，以防窒息在帐篷中。攀登Cerro Torre或者Fitz Roy，在暴风雪中至少有个安全的大本营躲避。攀登Cerro Murallon，被扼杀在大本营里也不能算意外。
两天后，Robert和我到路线根部用望远镜观察状况，Cerro Murallon北壁如同一面巨大的画布，有待我们头脑中的想法转化成上面的一幅艺术作品。我们自己，就像当年的哥伦布，站在这块冰与岩的海洋前，触摸着从未有过人类痕迹的手点和脚点。我们的计划是固定路绳至当日攀登最高点，之后下降回到大本营，第二天如果天气许可，可以沿路绳快速攀登到前日最高点。阿式攀登，鉴于如此高的技术难度，难以设置的中间营地，更重要的是难以预测的恶劣天气状况，在目前看来完全不可行。我们也携带了手钻和些许挂片，但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如果可能，我们尽量选择clean的保护点，包括保护站的设置。绝大多数路段我们采用自由攀登，只有在结了冰或者潮湿的裂缝才会用人工攀登。
每天早上6点开始攀登，我和Robert交替领攀，Klaus忙着拍摄。在400米攀登之后开始了一段仰角，裂缝很窄，我们开始了第一段人工攀登绳距。17段绳距后我们攀登了600米，完成了北柱的下半段。走过一段简单的山脊，到达上半段的根部。向上看去，巨大的岩石向外隆起，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第一段绳距我还能自由攀登完成，第二段不得不转为人工攀登。连续攀登了四天之后，最艰难的大仰角已经完成，距离北柱顶部还有300米比较容易的路段，或许one-push就能全部完成。我和Robert都精疲力竭，第一次感到虚弱无力。决定安排一天休整。老天十分赏脸，天气窗口持续了整整一周。晚上，暴风雪没有任何预兆突如其来，肆虐了整整三周。在这三周里，我们的一顶帐篷被彻底吹烂，只能四个人挤在一顶双人帐中，每个人用后背顶着帐篷的一侧。我们离路线完成只差最后300米，其实这300米本来在休整的那天里就足够完成了，但是我们这次再没有机会，被迫决定沿着去年的接近路线向南撤回Estancia Christian。
此番远征，这条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线之一，我们已经完成大半。我们曾经对这条北柱路线如此着迷，想着它就像活在梦里，如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梦想已经随风而逝，这便是这条路线取名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