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一方面，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充满恐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食品。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供给稀缺。如果不是傻瓜，任何一个商人都会看到，做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 于是，一家又一家企业争先恐后进入农业领域，一位又一位商界大佬们给自己的产业添加了农业的标签。柳传志、朱新礼、王健林、刘强东…… 但经济学原理不见得就是现实中的法宝。有机农业种植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土壤污染，没有合格的土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方面，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充满恐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食品。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供给稀缺。如果不是傻瓜，任何一个商人都会看到，做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
于是，一家又一家企业争先恐后进入农业领域，一位又一位商界大佬们给自己的产业添加了农业的标签。柳传志、朱新礼、王健林、刘强东……
但经济学原理不见得就是现实中的法宝。有机农业种植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土壤污染，没有合格的土壤哪来合格的产品；病虫害防治，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哪来产量和卖相；有机认证更是乱作一团，不认证的不见得不是有机，认证了的也不见得就是有机。
柳传志将联想的未来寄望于现代农业，并率先推出了高端蓝莓产品，尽管生产商青岛沃林拥有有机认证，但其员工却讲述出使用农药化肥的真相；
一个普通的浙江商人决意做一场理想化的有机试验，完全套用欧洲有机标准在中国种菜，结果从选地到种植，他碰了满鼻子灰；
一个江苏的农场，坚定地去做有机菜园，但当听说交钱就可以随便搞定有机认证时，他们果断地予以拒绝，认为“关键在于信任，而不是那一纸标签”。
可是，信任，在中国，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比有机食品本身更为稀缺。正如柳传志所言，联想控股做农业，是为了“恢复中国人对中国诚信文化的信心”。
建立信任，作为生产方的企业，最起码要做到的就是透明、诚实、守信；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建立严格标准并有效执行，才能树立起标准的权威。
如此，中国有机农业之路，才能像有机标准所规定的那样，不被污染，健康持续。
其他文献
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几分钟前，他在北京街头拍摄城管执法，被城管没收了数码相机。他语速飞快，语气慌张气愤疑惑，我能理解，初遇到这种事情的普通良民，胸口气压会急增，甚至开始怀疑世界。 这种电话，我们接得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我跟他解释，按照经验，记者赶到现场时，城管往往就已经撤了，就算找到城管队，他们也不承认—事实上，也找不到任何人证明发生了这种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
6月初，延安市民拍下的一段视频让公众见识了何谓“暴力执法”：一名身材胖硕的城管，跳起来狠狠地踩向倒地的男子头部。爆头城管不仅在中国网络引起公愤，还吸引了国外媒体的目光。 这一网络事件与2012年11月曝光的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媒体人张晓舟在一篇名为《圆形监狱的窥淫狂》的文中指出的便是这一隐秘关联：“传统意义上的极权社会犹如一个圆形监狱，你的一举一动无所逃于‘老大哥’的监视，而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悉数“活”在村寨（村落）里。离开了村寨的滋养，就统统是“死”的资料，只存在于电视、报刊、网络、博物馆以及人们的记忆中。然而，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近乎疯狂的城市化和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寨的数量正急剧减少。据民政部统计，2002年至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平均每天消失200多个。 保护刻不容缓。但沉浸在GDP追逐中的大多数人却
去年，广东省审计厅提交了一份关于电子眼的审计报告，报告指出，广东省有12个市利用社会资金建设了28个电子眼项目。而正是在广东，发生过不但外包电子眼，同时将电子眼执法权也外包的事情。 “创新”的模式 国内的电子眼充当“警察”执法，最早发生在1988年的北京，两套从意大利引进的电子监控设备，被认为是“电子警察”在我国走上执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标志。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接到第一个工作Offer的瞬间，熊华锋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曾经，北京给他的印象是冷酷，而现在，一切竟变得可爱。他由衷庆幸在北大旁听那三年，最痛苦和茫然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放弃。 那根本不是北京，连县城都不如，在北京站至郑州站的绿皮车上，一想起被丢在身后的儿子—人又瘦又小，第一次离开老家，住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张美兰忍不住流了一路的泪，她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哭出声来。 2001年，熊华锋
“You are being watched！”这是热门美剧《疑犯追踪》片头的第一句话。在这部美剧里，两位“美国英雄”通过掌握政府对全民的实时监控录像阻止潜在“犯罪”的发生。 在中国，也有人私下使用公共场所的监控录像。不过，他们用这些录像来痛斥学生、调侃情侣、曝光亲昵的行为。 失败的抗议 十年前，上海两名高三学生，成为摄像头下的受害者。他们提起的诉讼，被视为中国首例公共场所摄像监视侵犯隐私引
“如果你还记得这一批书，请与上海的我们联系，我们一直在等你。” “Now I am glad to tell you，that we arrived safely with all our baggage on September 1st……”（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已经安全到家了） 1947年9月1日，离开上海四年之后，犹太人卡尔·安格尔（Carl Anger）给他的中国朋友林道志写了第一封信
一位是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一位是检讨等身的“罪人”， 二张面孔，组成了王造时的两种人生。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在相辉堂召开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大会，全校数百人被通知到场，气氛紧张、压抑。 被批判的对象，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中等个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白皙，圆脸，穿白衬衣。 很快，
创办《时尚》20年的刘江，感到了久违的轻松。 他将这种轻松定义为“制度化下的优越”： 时尚已经从一家奉行“文人管理”的媒体，蜕变为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王国。 刘江看上去是一个那么文静的中年人—个头不高，身材适中，胡子刮得干净，面色白皙，发际线有些靠后，笑起来甚至有些腼腆。 他说话语速平缓，慢条斯理，并不像这个时代众多有表演欲望的商人那样热衷于塑造自己的光鲜形象，或者发表能够激起舆论热议
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棱镜门事件震惊了世界，至今仍未淡出我们的视野。 一切都在鹰眼的监控之下，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艺术家的想象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反恐情报的收集，通过法律，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搜集，也曾引发了舆论的激烈讨论，此次斯诺登事件，因牵涉国家众多，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争议。 捍卫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安全，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选择困境。 与开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