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几分钟前，他在北京街头拍摄城管执法，被城管没收了数码相机。他语速飞快，语气慌张气愤疑惑，我能理解，初遇到这种事情的普通良民，胸口气压会急增，甚至开始怀疑世界。
　　这种电话，我们接得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我跟他解释，按照经验，记者赶到现场时，城管往往就已经撤了，就算找到城管队，他们也不承认—事实上，也找不到任何人证明发生了这种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去找城管软磨硬套承认错误，如果想要回相机的话。
　　我常告诫朋友和家人千万别一时义愤偷偷拍摄城管执法，这种事情的危险程度，或许低于拍摄毒贩交易，但也有生命危险。北京奥运会那年，湖北天门就发生了城管打死拍摄者的恶性事件。所以，几个月前，当延安城管爆头视频疯传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城管怎么这么狠，而是拍摄者真的很幸运。
　　现在道路、公共场所悬挂了密集的摄像头，以安全的名义，老大哥在看着你，但老大哥却不许你看着他。
　　过去10多年来，摄像头开始闯入我们的世界。以电子产品调查为主的调查公司IMS预计，从2010年至2014年，中国监控摄像头的数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而其他国家这一速度不超过10%。
　　除了政府在安装，企业、机构也在安装，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每个人手里都有了摄像头。“有图有真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眼睛，新的江湖规矩是，有视频有真相。
　　被直播的世界，开始拥有秩序。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电子眼的十字路口，汽车版的中国式过马路，将会是怎么一幅恐怖场景。
　　但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并没有与法律、文化的进步比翼齐飞。
　　我们拥有数千万的摄像头，关于监控摄像头的使用安装规范，却没有一部法律，只是各地自己制定的“办法”。面对监控摄像头的违规，这个“办法”常常没有办法—在很多城市，政府将道路电子眼工程外包给民营公司，同时将交警的执法权也外包出去；上海地铁、四川高速交警，都发生过监控录像不当流出的事情，却无官方机构和人员承担责任；在深圳地铁电梯事故后，在北京地铁发生坠落轨道事件后，那些可以辨明真相的录像神奇地消失了。
　　法律滞后背后，固有公权力粗陋的管理习惯和傲慢，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缺乏保护隐私的传统。
　　当手里有了可能触犯他人隐私的录像，制衡的力量远远低于发布的力量。在上海，网友发布了地铁色魔性侵女生的视频，却同时发布出女生的影像。曝光坏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一个无辜者，哪怕是软弱的无辜者，她也有权软弱，有权让自己不被曝光。
　　摄像头是信息世界的核武器，核武器泛滥，或许能带来核制衡，或许引发核大战。技术进步确实能让世界加速度，但若无规则，每个人的权利都会被加速度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