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某县城法院来了一个伸冤者，手中拿出一大叠有证有据的案件材料，而法官细心查看后，第一反应是：“啊呀！这恐怕有点麻缠。”
　　“为何？”
　　“一是这案已经判决执行近二十年，人已被枪决，很多办案当事人都死了；二是，你说的第一手证据虽然管用，但在三年前监狱里这个证人也病死了，这证据是否可靠，不再好办……”
　　“那你说我儿子就这样被冤死不成，人家内蒙古法院怎么能把冤案翻过来呢？”
　　“事情不会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嘛，你也别生气，这个案件，我得跟上级领导商量了，才能决定立案不立案，有些事也得凭天由命，也许你这次会幸运的……”
　　这个案件最终在法院领导的强力主持下依法昭雪，还了冤者一个公道。
　　可是法官当时“凭天由命”的执法态度却令人不可理解了。本来法制就是不信神鬼之邪的产物，是唯物的。可是数千年的宿命论却仍在法官心中驻留。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已有镜子给我们照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则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故事说，献县县令明晟。曾经要想昭雪一件冤狱，而耽心上司不答应，因而犹疑不决。后来想起县学公差有个叫王半仙的狐友，能知些小的吉凶，多半有应验。遂派公差前去询问。王半仙正色说：“他尊驾做百姓的父母官，只应当论案件冤与不冤，不应当问上司答应不答应。难道不记得总督李公的话吗？”公差回来禀报，明晟为此感到惊惧。因而又想起总督李卫不显达时，与一个道士一同渡江的故事来。
　　李卫和一道士过江时，恰巧有人同船夫争骂，道士叹息说：“性命在顷刻之间，还计较几文钱吗？”随即那人被船帆的尾部所扫中，落江而死。李卫心里感到惊奇。船到江中间，刮起了风，眼看将要倾覆。道士跛着脚念诵咒语，风停止了，终于渡过了江。李卫再三拜谢道士的重生之恩。道士说：“刚才落江的，这是命运，我不能救；您是贵人，遇到困厄得以渡江，也是命运，我不能不救，何必要道谢呢？”李卫又下拜说：“领受老师这个训戒，我终者安于命运了。”道士说：“这也不全然如此……至于国计民生的利和害，就不可以谈命运。天地的降生人才，朝廷的设置官员，是用来补救气数和运会的。如果一身掌握着事业权力，却袖手听凭命运的安排，那么天地何必降生这个人才，朝廷何必设置这个官职呢？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是圣贤安身立命的学问，您请记住它。”李卫恭敬地接受了教训，在后来的做官中就放弃了“凭天由命”的宿命思想，而是积极努力地去为百姓苍生谋利益，最终不仅被百姓尊为好官，还由贫贱之人荣升为总督。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法官李离自杀的故事也是一个典范。李离身为朝廷命官，而輕信了下人的话，错杀了人，然而李离知情后决不责任下推，而是不宽恕自己，采取抵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过失。由于李离的自责之死，最终引来当朝的法治昌盛。这在历史上也是个典范。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做官也不可能百分百地把一切事情做完美，但是做公事之人最起码不能有宿命思想，不能只为俸禄，前不惹狼后不惹虎，当个“老好官”。作为法官，更不能事事处处都靠领导，把法律尊严放到一边，上下推诿，让诉讼者凭天由命。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绝不可以当那个明晟，于什么事就看上级脸色和信命，而是要积极地去履行自己的圣职，去千方百计地为百姓昭雪冤案，维护法律尊严，惩恶扬善，为百姓解除疾苦，赢得福祉。
　　“凭天由命”这句话是封建神论思想的产物，更是唯心思潮毒害中国人的最鲜明的一个标志。尽管到现在它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宿命”代言，然而毒性仍然会使人丧失积极的努力精神和严格的法律意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