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在得意洋洋地写小说时，却突然感到生活有点不对劲了，具体地说我觉得有些不合算棗我呕心沥血兴奋若狂热泪盈眶地构思，我点灯熬油冥思苦想夜以继日地挥笔，创作出自以为深刻深邃深沉的作品，其稿酬却不够大款吃半顿饭的。一万多字小说的稿费，仅够交纳每月的水电、煤气和房费。再看看别的作家，有的比我还惨，数年数月苦苦地爬格子，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得自己掏腰包拿出几万元钱自费出书。不仅作家艺术家们在经济上拮据，连掌管他们的文联和协会也穷得叮当作响。开个会都得精心安排到吃完午饭开，否则连饭钱都拿不出来，上级领导考虑到文学艺术家们的困难，决定从科学家公寓拿出几套房子半价卖给他们，但文联领导愁眉苦脸地说，半价也拿不起呀！没办法，那些著名的艺术家们只好眼睁睁地把分到手的房子再恋恋不舍地交出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亲戚朋友心目中，全都斩钉截铁地认为作家艺术家们是富得可恨富得腐败和富得该死的家伙。我乘公共汽车，熟人见到大吃一惊，你当作家怎么还乘公共汽车？我到街头小店吃快餐，他们说你堂堂作家怎么会到这样肮脏的小店，你应该在大酒店大饭店吃大盘子；我觉得我花一、二百块钱买一双皮鞋挺够意思了，他们却讥笑着说，就凭你这样的身份穿这么便宜的杂牌子鞋！更倒霉的是我长得人高马大粗壮肥胖，他们便一口咬定我整天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觉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
　　一些理论家伸着脖子对我们高叫，在经济大潮面前要挺得住，要甘于寂寞甘于贫穷……但是，作家们真要像苦行僧那样站在生活洪流的外面，他还能写什么？他还会写什么！穷则思变，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吃不饱肚子是决不去写作的。于是，有些作家开始下海，开始当经理，当董事长，甚至扛着一大包皮夹克旅游鞋去俄罗斯当二道贩子。著名作家张贤亮最厉害，他的名片上一下子就印上四个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我当然也不敢怠慢，圆睁双眼，寻找更科学更合算的活路。我发现散文随笔最受欢迎，而且那些综合性刊物的稿酬比纯文学刊物要高两三倍。我鼓足干劲，大写特写，一气干了数十篇，像分发传单那样分到全国各家报刊，结果是全面开花，收获甚丰。编辑们纷纷来信来电说作家写这样的东西深刻而幽默，希望能多写，稿酬从优。特别是稿酬从优四个大字使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特喜，又发了疯一样地大写特写。竟写出一本《邓刚海味馆》，但一些好心也许是别有用心的人斥责我说，你堂堂一个作家，写那些小玩意干啥？应该写大部头作品！我表面上惭愧不已，心下却在反抗，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样，我继续奋勇前进，而且一下子印了两万本《海味馆》。但出版社说这需要我拿出六万多元钱的出版印刷费。我想，这就是真正改革，真正进入市场经济了，我要经得住新形势的考验。于是我雇佣了我的弟弟，我们两人像牛一样驮着一大捆捆书，走遍了辽东半岛一百多所学校，而且还冒着酷暑到山东老家的一些院校签名售书，除了交给出版社六万多元钱的书以外，还略有剩余。正当我要乘胜前进之时，一场大雨把我两千本书浇成了一文不值的纸浆。那真是心疼，我甚至理解了什么叫痛不欲生。


　　一气之下和一怒之下，我又拿起笔写电视剧，并同时在多家报刊上开专栏，真正像香港或西方作家那样多面手写作爬格子奔命。为此我也开始“脱贫”了，我买了电脑，打字机，并毫不犹豫地按房改合同买了房子，还随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风格装修我的书房和客厅。朋友们来访，我大度地一挥手，走，到饭店去坐；妻子喜欢一件高档服装，我说你犹豫什么，买！带女儿到商店，傲然地指着柜台里的所有食品，想吃什么？尽管说！老母亲要洗澡，我说咱去桑拿，不光有热水还有热气，不光有人给你搓澡，还有人给你按摩。老母亲吓得说，你有钱发烧呀！我突然感到心头一热，当创作不仅是神圣是浪漫而是与生存的实际结合在一起，竟别有一番滋味。有人说，中国的作家完了，被经济大潮冲得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心下暗暗发笑，全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全是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能产生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等文学大师，我们还怕什么？正是由于我的生存危机也进入了创作，我才涌动出生命本质的力量，我才更加在作品的语言、结构和内容上竭尽全力。我的《俄罗斯见闻》及人生感悟等若干文章深受读者的青睐，仅青年读者来信就成千上万封，这是我过去计划经济式创作中从未有过的现象。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近期要将我这些深受读者喜爱的小文章熔于一炉，隆重推出一部《邓刚幽默》（暂名），出版社从领导到责编都信心百倍地打电话告诉我，预感会有“轰动效益”。倘若他们的预感果真成为事实，我将会热泪盈眶——阿弥陀佛，感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