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前有记日记的习惯，退休后虽不再记日记了，但有时会把过去的日记找出来翻翻，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1994年4月12日至8月10日，我与厅机关一位处长、一位主任科员，响应省委关于抓基层的号召，到永丰县鹿冈乡蹲点调研。期间，我总共记下蹲点日记92篇。重读这些日记，使我对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又记忆犹新。
　　鹿冈乡有耕地2.9万亩，人口1.2万人，11个行政村，93个自然村，散落在崇山峻岭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曾在这里艰苦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乡虽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600元，是我省名副其实的“老区特困乡”。
　　我们三个人，我和老康虽然都出自农家子弟，以前也有过农村工作经历，但由于在机关呆得久了，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情况并不太了解；小龙同志是一位城市生、城市长的大学毕业生，对农村的一切都很陌生。因此，我们都很珍惜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决心认真地向乡村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很好地体验一次农村生活。
　　在四个月里，我们始终坚持吃、住在乡里，工作在村里，走村入户，广交朋友。我们住的是乡政府腾出的办公室。乡政府食堂的饭菜十分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米饭，吃多少买多少；一个菜，量也很少。县乡领导曾提出每餐给我们另外加两个菜，但被我们坚决谢绝了。
　　我们把适当参加劳动，看做既是体验农村生活的机会，又是密切与乡村干部、群众的联系和促进调研的渠道。蹲点期间，我们三人总共参加修路、造林、插秧、割禾等各种劳动活动96人次。有一次插秧，田里的蚂蝗很多，把我们的腿脚都叮咬得出血，农民朋友劝我们上岸，但我们一直干到中午才回乡政府吃饭。还有一次帮助“五保户”割禾，小龙的手被镰刀割破了，他用创可贴处理了一下，接着又下田继续干。那段时间，同事和家人都说我们瘦了、黑了。但我们的举动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影响。他们说，省里的干部到我们乡下来就很难得，没有想到还跟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真是少见！
　　蹲点期间，我们对农村党员情况作过一次调查。这个乡共有党员307人，老年党员多、年轻党员少、女党员少、有文化的党员少的“一多三少”的情况很突出。有一次，我同一位乡干部去强元村走访，发现有一位名叫刘景邦的老党员，自己81岁，老伴77岁，无儿无女，解放初参加农会工作，1955年入党，当过大队书记。我们来到他家时，老两口正在吃午饭，就是一点咸菜；房子很老，有一边墙已倒塌，床上的被子、蚊帐都是破的，脚上穿的塑料凉鞋只有半截。他要求政府给点钱帮助修一下房子。
　　当天晚上，我将刘景邦同志和工作组了解到的另外7位老党员的生活困难情况向乡党委作了详细说明；同时我又向省委组织部吴副部长寄了一封信，请求从省里留存党费中拨出一点，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吴副部长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同意支持1500元，我又从其它方面筹得2000元。这些钱都在“七一”前分别送到他们手上。7月1日上午，小龙同志和乡党委组织委员两人，又带着工作组送的200元现金和在农贸市场上买的两斤猪肉、两瓶红酒、一双塑料凉鞋，还有我们从家里拿来的衣服、被子等，再次去强元村看望刘景邦同志。小龙同志回来说，刘景邦同志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党，感谢省委工作组。我当时想，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很有意义。
　　几个月来，我们在县乡党委领导下，从调查入手，从实际出发，与乡村干部，与农民群众一起寻找鹿冈乡贫困的原因和脱贫的路子。我们总共写出5篇调研报告，办了诸如修桥、修路、建校、建文化站等大小实事19件。青山村小学有80多年历史，但校舍破旧不堪，阴暗潮湿，早就是危房。我们经过多方努力，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使该校新校舍于当年暑假动工，半年后建成。师生迁入新校时，我们特地赶去表示了祝贺。
　　我们蹲点结束离乡时，鹿冈的干部、群众与我们依依不舍，其情、其景，令人十分感动。在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们与永丰、鹿冈的一些朋友仍保持着联系。他们来南昌时，总会到我们家来坐坐，我们也多次去过鹿冈乡。大家见面时，总忘不了说说当时经历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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