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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全国公认的民营经济样板城市，温州也是民营资本聚集的金融之都，而2011年头尾相连的信贷危局再次将温州推到风口浪尖。
“温州人不缺钱，而是信用的丧失。温州面临的可怕局面不是日趋严重的资金危机，而是信用危机。”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周德文办公室一侧繁华的车站大道上，矗立着一面红瓦白墙的碑文格外醒目：“信：言必信，人无信而不立；信誉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诚：虔诚、忠诚、坦诚，诚者自成也”。
这道温州市独特的景观，是温州人崇尚守信的铭文，经历了数百年商海的洗涤。失血的温州惊慌失度，将多年所打造的信用口碑几乎一把推倒。处于产业转型阶段的温州，面临资本的困境，饱受痉挛和阵痛的折磨。
资金面持续紧张
最新的数据仍触目惊心：至10月初浙江老板228人跑路，9人自杀，其中不完全统计，温州市跑路的企业老板占据半数以上。温州曾创下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的记录。而10月份以后的数据迟迟没有出来，尚无法了解10月份之后浙江乃至温州准确的跑路老板名单。
据熟悉周德文会长估计，实际情况比见诸媒体的要严重得多，比官方估计的也严重得多。
10月初，温家宝总理继温州动车“7.23”事故之后第二次亲赴温州，从中央层面为浙江和温州开口子、找路子，为失血过多的温州止血疗伤。其后，一揽子措施相继出台，首先是浙江农信系统获准定向下调部分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并已于11月25日起生效。至少有浙江鄞州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受益。
其后的12月5日，央行下调全国银行系统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打开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窗口。
温州结合中央宏观货币政策，于11月8日在温州市召开金融工作会议上推出了“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以图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
据温州市政府新闻办官员吴妙选先生引述金融办相关文件介绍，所谓的“1”，是指围绕“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总方案；所谓的“8”，是指围绕着纲领性总方案，温州还将对应制定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
8个子方案涉及领域主要是：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
这一方案尚在规划之中，而温州资金面的紧张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舒缓。“危机并未实质性的缓解。”周德文认为，政策是出台了很多，但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这些改革措施，对缓和局势有一定作用，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业的资金危机还是很紧张，甚至每天都有企业来求助。民间虽然拥有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跑路潮”引发的恐慌已经引发了温州的整体性信用危机。现在已经不是利息的高低问题了，而是企业很难借到钱，连高利贷也没有人敢外借了。对于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能享受到的企业大多是政府扶持的样板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它们很难享受到这些政策。
周德文估计，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高达两三千亿元，资金缺口至少有1000亿元人民币。7月21日，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该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里昂证券此前发布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到10000亿元。
三者的推测与统计均有较大的出入，如果取其中间值，按照周德文资金缺口1000亿元的缺口估算，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之前传言的中国银监会紧急向温州输血600亿元人民币，温州市银监局表示没有听过这样的数字，并且对这一数字感到“很惊讶”。温州金融办也明确表示“没听说过”。
单纯靠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的资金量难以缓解资金困局，降存所释放的资金量大部分仍会流向政府扶持的企业，广大中小企业只能望梅止渴。
“即便政府有较大的扶持力度，拿国家财政和银行资金去救市是否公平与合法仍然值得商榷。”浙江省信用与担保协会秘书长卢绍基说。
周德文表示，他预计元旦和春节将至，现金结算的需求大增，温州的资金面紧张将会进一步恶化，“跑路潮”将会持续甚至更加严重。
多米诺骨牌的源头
因为敢言，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视察温州时，还与周德文会面，并听取了他的一些建议。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江浙一带的“跑路潮”是“高利贷”诱发的，而周德文却有着更深一层的看法，他把矛头直指银行。“真正不守信用的是银行，是银行抽回贷款或不再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普遍紧张，不得不找高利息的民间资金借贷，推动民间的借贷利率越来越高。”
周德文介绍说，温州民间大部分的借贷是信用借款，大多都是没有抵押的，有不动产做抵押的一般都转向银行。这么多年来，温州向民间借贷总体来说信誉还是不错的，能形成自我调节的信用体系。但是现在温州的情况不一样，有演变成信用危机的可能。他说，这几个月他一直在提醒政府和社会，小心出现新一轮的信用危机，信用危机是非常可怕的，比中小企业生产危机、借贷危机还要可怕，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就动摇了。
周德文对银行力求自保的状况极为不满，银行违背合同或承诺，不再贷款给企业，企业被骗之后不再信任银行。有些企业不得不在还贷的时候要求银行写承诺书，否则就拒绝归还银行贷款。他认为银行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他认为银行这种做法很愚蠢，企业死了，银行必死无疑，企业跑了，银行最终也会出问题。
关于温州当地银行坏账比例上升的传言一直不断。里昂证券甚至估计2011年有10%-15%未偿贷款将变成坏账，坏账总额最高将达1500亿元。不过这一说法被温州市银监局否认，甚至认为有些危言耸听。温州市银监局局长张有荣表示里昂证券的统计数据纯属子虚乌有，据“初步统计，目前温州有21家银行受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牵连，直接或间接受到牵连的资金是15.86亿元，温州目前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2.72亿元，即使15.86亿元全部变成不良贷款，总牵涉资金也只有38.58亿元，约占温州现有6123亿元贷款总额的0.62%。”
长期对浙江民营经济有着深入研究的经济学者温克坚则较为理解银行的处境，他说，中国银行大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听命于政府和政府施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浙江企业资金利用率高，资本周转速度快，浙江企业家在全国投资，对全国性信贷收缩格外敏感，所以货币政策一旦紧缩就对浙江的影响非常大。
温克坚认为，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的救市，还是2011年的宏观调控均有着政治运动的特点，来势凶猛，货币政策等宏观手段大起大落，也造成民间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从资金过度泛滥到资金过度紧张，缺乏温和、持续、稳健的经济政策，是造成温州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迷失的转型
面对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性危机，浙江省信用担保协会秘书长卢绍基认为，温州的这些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适时转型。这一观点与官方政策高度一致。从中央到浙江再到温州，官方始终在强调产业的大规模转型。
而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则提出不同的看法，“现在谈论最多的是转型升级，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转型升级而是整合提升，盲目的转型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周德文举例说，浙江信泰集团就是一个转型失败的案例。他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企业家，本来他的企业在眼镜这一行业做得很扎实很有规模，也很有竞争力。但是为了响应政府的转型号召，向绿色能源进军，投资了数十亿元，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效益。当时信泰集团成立新能源事业部，一口气成立了数家公司，大肆贷款盲目扩张，一旦宏观政策调控，就导致他的资金链断裂，欠债高达20多个亿，4月份被迫到美国躲避。10月初，在政府干预之下，才返回国内重新启动企业的运作。
周德文说，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泼冷水，批评一股风地搞转型升级。他认为中小企业应该做的是整合提升，这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绝大部分的企业是不可能转型升级的，转型升级要人才的支撑、技术的支撑、资本的支撑，大量的中小企业根本不具备条件去转型升级，盲目转型升级企业死得更快，不要说小企业，就算中等企业转型都是非常艰难的。现在淘汰的企业三分之一就是盲目转型，扩大战线，结果造成资金链断裂。
他希望政府也不要盲目鼓励转型升级，国家应该给予的是产业引导，而不是具体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如果拿经济当作政治一样的搞运动，还是计划经济那种痕迹。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他认为要加强整合提升的能力，我们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温州就有4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么多的企业分布在30多个产业区里，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健康发展？基础还没打扎实就转型等于自寻死路。各个行业里应该整合提升，首先是整合，同样一个类型的企业，龙头企业以它的品牌资本销售渠道去整合行业小企业，并购也好，联合也好，资产重组也好，能够形成聚能企业，这样才有抗风险的能力。在提升的基础上，也不是去转型，而是要去升级，因为整合以后有力量了，这个时候要想办法去升级。原来中低端的产品，要向中高档发展，要形成自己的品牌，增加自主品牌的价值。技术含量很低的，可以引进流水线，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提升传统的产业，增加技术含量，那么企业技术含量增加了，品牌价值提升了，它附加值就高了，就能更好地抵抗风险，企业才能完成更好的积累，所以中国如果要提口号，应该提整合提升，不要提转型升级。
不过，周德文遗憾地表示，他这种一贯的看法并没有得到重视，他说，“我的声音很微弱，几乎没有人能听得见。”
破产保护机制
亟待建立
无论是卢绍基所强调的转型升级，还是周德文强调的整合提升，中小企业均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即资金链断裂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均面临资不抵债的破产窘境。这批企业是政府拿财政和银行存款去救市，还是让其走司法程序进行破产保护呢？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是温州较早跑路的老板之一，2011年四月份即销声匿迹。9月中旬，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由其母公司——江南控股集团向温州市龙湾区法院申请破产。2011年12月14日上午，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债权人召开第一次会议。据江南皮革破产案件的委托清算人，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项军权律师透露，共有整整100家企业和个人申报了债权，涉及金额2.72亿元。
据江南皮革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公开登记的债务之外，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和董事长黄鹤本人还欠下数笔数额不清的巨额民间借贷，正是这些高利息的民间贷款成为压垮黄鹤和江南皮革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黄鹤携妻带子一跑了之。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11月15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的企业司法重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11年以来温州受理企业破产案8起。即便是从2007年颁行《企业破产法》算起，温州市两级法院才共计受理破产案件17件，其中2010年受理6件，2011年受理了8件。
温州中院宣传处的一位黄姓官员告诉记者，即便是这8起破产案件中，并无一家涉及到高利贷，均是国有企业转制而形成的诸多问题才启动破产程序。
而温州的邻市台州市中级法院民二庭法官透露，除了2010年有一家企业申请宣告破产，2011年则一家都没有。
在应对危机上，浙江和温州老板宁愿选择跑路也不选择破产保护，不少浙江老板本能地对“破产”二字表现出抵触情绪。为防范老板跑路、恶意欠薪引发群体性案件，浙江有关部门监控的企业已经高达5000家，数量比之前的3600家猛增近40%。
长期研究浙江民营经济的经济学者温克坚分析说，温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是建立在个人信用之上，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容易集合社会闲散资本，形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交易成本较低。缺陷就是一旦有风险，无法有效执行合约。特别是在温州，认同个人比认同企业更甚，即便是企业破产，放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或个人也不会轻易罢手，甚至会对企业家个人采取人身威胁。
他说，破产保护机制是基于正式合约的一种赔偿机制，浙江民间信贷大多基于熟人和人脉展开，无法依靠正式合约来补偿。浙江多数企业仍处于个人信用向企业或品牌信用嬗变，即便是较大数额的融资和借贷均多半靠个人信用维系。企业家个人与企业的关联度非常高，甚至老板就是企业，债权债务的边界难以划清，使得企业的有限责任也成为了无限责任，破产保护的理念难以植入浙江本土的商业文化之中。
他还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金融体系更加开放，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规范化，去熟人化，才能逐步激活我国的破产法律机制，给债权人和债务人以法律上的保护。
“温州人不缺钱，而是信用的丧失。温州面临的可怕局面不是日趋严重的资金危机，而是信用危机。”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周德文办公室一侧繁华的车站大道上，矗立着一面红瓦白墙的碑文格外醒目：“信：言必信，人无信而不立；信誉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诚：虔诚、忠诚、坦诚，诚者自成也”。
这道温州市独特的景观，是温州人崇尚守信的铭文，经历了数百年商海的洗涤。失血的温州惊慌失度，将多年所打造的信用口碑几乎一把推倒。处于产业转型阶段的温州，面临资本的困境，饱受痉挛和阵痛的折磨。
资金面持续紧张
最新的数据仍触目惊心：至10月初浙江老板228人跑路，9人自杀，其中不完全统计，温州市跑路的企业老板占据半数以上。温州曾创下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的记录。而10月份以后的数据迟迟没有出来，尚无法了解10月份之后浙江乃至温州准确的跑路老板名单。
据熟悉周德文会长估计，实际情况比见诸媒体的要严重得多，比官方估计的也严重得多。
10月初，温家宝总理继温州动车“7.23”事故之后第二次亲赴温州，从中央层面为浙江和温州开口子、找路子，为失血过多的温州止血疗伤。其后，一揽子措施相继出台，首先是浙江农信系统获准定向下调部分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并已于11月25日起生效。至少有浙江鄞州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受益。
其后的12月5日，央行下调全国银行系统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打开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窗口。
温州结合中央宏观货币政策，于11月8日在温州市召开金融工作会议上推出了“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以图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
据温州市政府新闻办官员吴妙选先生引述金融办相关文件介绍，所谓的“1”，是指围绕“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总方案；所谓的“8”，是指围绕着纲领性总方案，温州还将对应制定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
8个子方案涉及领域主要是：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
这一方案尚在规划之中，而温州资金面的紧张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舒缓。“危机并未实质性的缓解。”周德文认为，政策是出台了很多，但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这些改革措施，对缓和局势有一定作用，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业的资金危机还是很紧张，甚至每天都有企业来求助。民间虽然拥有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跑路潮”引发的恐慌已经引发了温州的整体性信用危机。现在已经不是利息的高低问题了，而是企业很难借到钱，连高利贷也没有人敢外借了。对于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能享受到的企业大多是政府扶持的样板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它们很难享受到这些政策。
周德文估计，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高达两三千亿元，资金缺口至少有1000亿元人民币。7月21日，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该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里昂证券此前发布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到10000亿元。
三者的推测与统计均有较大的出入，如果取其中间值，按照周德文资金缺口1000亿元的缺口估算，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之前传言的中国银监会紧急向温州输血600亿元人民币，温州市银监局表示没有听过这样的数字，并且对这一数字感到“很惊讶”。温州金融办也明确表示“没听说过”。
单纯靠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的资金量难以缓解资金困局，降存所释放的资金量大部分仍会流向政府扶持的企业，广大中小企业只能望梅止渴。
“即便政府有较大的扶持力度，拿国家财政和银行资金去救市是否公平与合法仍然值得商榷。”浙江省信用与担保协会秘书长卢绍基说。
周德文表示，他预计元旦和春节将至，现金结算的需求大增，温州的资金面紧张将会进一步恶化，“跑路潮”将会持续甚至更加严重。
多米诺骨牌的源头
因为敢言，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视察温州时，还与周德文会面，并听取了他的一些建议。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江浙一带的“跑路潮”是“高利贷”诱发的，而周德文却有着更深一层的看法，他把矛头直指银行。“真正不守信用的是银行，是银行抽回贷款或不再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普遍紧张，不得不找高利息的民间资金借贷，推动民间的借贷利率越来越高。”
周德文介绍说，温州民间大部分的借贷是信用借款，大多都是没有抵押的，有不动产做抵押的一般都转向银行。这么多年来，温州向民间借贷总体来说信誉还是不错的，能形成自我调节的信用体系。但是现在温州的情况不一样，有演变成信用危机的可能。他说，这几个月他一直在提醒政府和社会，小心出现新一轮的信用危机，信用危机是非常可怕的，比中小企业生产危机、借贷危机还要可怕，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就动摇了。
周德文对银行力求自保的状况极为不满，银行违背合同或承诺，不再贷款给企业，企业被骗之后不再信任银行。有些企业不得不在还贷的时候要求银行写承诺书，否则就拒绝归还银行贷款。他认为银行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他认为银行这种做法很愚蠢，企业死了，银行必死无疑，企业跑了，银行最终也会出问题。
关于温州当地银行坏账比例上升的传言一直不断。里昂证券甚至估计2011年有10%-15%未偿贷款将变成坏账，坏账总额最高将达1500亿元。不过这一说法被温州市银监局否认，甚至认为有些危言耸听。温州市银监局局长张有荣表示里昂证券的统计数据纯属子虚乌有，据“初步统计，目前温州有21家银行受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牵连，直接或间接受到牵连的资金是15.86亿元，温州目前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2.72亿元，即使15.86亿元全部变成不良贷款，总牵涉资金也只有38.58亿元，约占温州现有6123亿元贷款总额的0.62%。”
长期对浙江民营经济有着深入研究的经济学者温克坚则较为理解银行的处境，他说，中国银行大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听命于政府和政府施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浙江企业资金利用率高，资本周转速度快，浙江企业家在全国投资，对全国性信贷收缩格外敏感，所以货币政策一旦紧缩就对浙江的影响非常大。
温克坚认为，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的救市，还是2011年的宏观调控均有着政治运动的特点，来势凶猛，货币政策等宏观手段大起大落，也造成民间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从资金过度泛滥到资金过度紧张，缺乏温和、持续、稳健的经济政策，是造成温州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迷失的转型
面对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性危机，浙江省信用担保协会秘书长卢绍基认为，温州的这些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适时转型。这一观点与官方政策高度一致。从中央到浙江再到温州，官方始终在强调产业的大规模转型。
而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则提出不同的看法，“现在谈论最多的是转型升级，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转型升级而是整合提升，盲目的转型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周德文举例说，浙江信泰集团就是一个转型失败的案例。他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企业家，本来他的企业在眼镜这一行业做得很扎实很有规模，也很有竞争力。但是为了响应政府的转型号召，向绿色能源进军，投资了数十亿元，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效益。当时信泰集团成立新能源事业部，一口气成立了数家公司，大肆贷款盲目扩张，一旦宏观政策调控，就导致他的资金链断裂，欠债高达20多个亿，4月份被迫到美国躲避。10月初，在政府干预之下，才返回国内重新启动企业的运作。
周德文说，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泼冷水，批评一股风地搞转型升级。他认为中小企业应该做的是整合提升，这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绝大部分的企业是不可能转型升级的，转型升级要人才的支撑、技术的支撑、资本的支撑，大量的中小企业根本不具备条件去转型升级，盲目转型升级企业死得更快，不要说小企业，就算中等企业转型都是非常艰难的。现在淘汰的企业三分之一就是盲目转型，扩大战线，结果造成资金链断裂。
他希望政府也不要盲目鼓励转型升级，国家应该给予的是产业引导，而不是具体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如果拿经济当作政治一样的搞运动，还是计划经济那种痕迹。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他认为要加强整合提升的能力，我们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温州就有4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么多的企业分布在30多个产业区里，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健康发展？基础还没打扎实就转型等于自寻死路。各个行业里应该整合提升，首先是整合，同样一个类型的企业，龙头企业以它的品牌资本销售渠道去整合行业小企业，并购也好，联合也好，资产重组也好，能够形成聚能企业，这样才有抗风险的能力。在提升的基础上，也不是去转型，而是要去升级，因为整合以后有力量了，这个时候要想办法去升级。原来中低端的产品，要向中高档发展，要形成自己的品牌，增加自主品牌的价值。技术含量很低的，可以引进流水线，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提升传统的产业，增加技术含量，那么企业技术含量增加了，品牌价值提升了，它附加值就高了，就能更好地抵抗风险，企业才能完成更好的积累，所以中国如果要提口号，应该提整合提升，不要提转型升级。
不过，周德文遗憾地表示，他这种一贯的看法并没有得到重视，他说，“我的声音很微弱，几乎没有人能听得见。”
破产保护机制
亟待建立
无论是卢绍基所强调的转型升级，还是周德文强调的整合提升，中小企业均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即资金链断裂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均面临资不抵债的破产窘境。这批企业是政府拿财政和银行存款去救市，还是让其走司法程序进行破产保护呢？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是温州较早跑路的老板之一，2011年四月份即销声匿迹。9月中旬，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由其母公司——江南控股集团向温州市龙湾区法院申请破产。2011年12月14日上午，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债权人召开第一次会议。据江南皮革破产案件的委托清算人，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项军权律师透露，共有整整100家企业和个人申报了债权，涉及金额2.72亿元。
据江南皮革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公开登记的债务之外，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和董事长黄鹤本人还欠下数笔数额不清的巨额民间借贷，正是这些高利息的民间贷款成为压垮黄鹤和江南皮革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黄鹤携妻带子一跑了之。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11月15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的企业司法重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11年以来温州受理企业破产案8起。即便是从2007年颁行《企业破产法》算起，温州市两级法院才共计受理破产案件17件，其中2010年受理6件，2011年受理了8件。
温州中院宣传处的一位黄姓官员告诉记者，即便是这8起破产案件中，并无一家涉及到高利贷，均是国有企业转制而形成的诸多问题才启动破产程序。
而温州的邻市台州市中级法院民二庭法官透露，除了2010年有一家企业申请宣告破产，2011年则一家都没有。
在应对危机上，浙江和温州老板宁愿选择跑路也不选择破产保护，不少浙江老板本能地对“破产”二字表现出抵触情绪。为防范老板跑路、恶意欠薪引发群体性案件，浙江有关部门监控的企业已经高达5000家，数量比之前的3600家猛增近40%。
长期研究浙江民营经济的经济学者温克坚分析说，温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是建立在个人信用之上，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容易集合社会闲散资本，形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交易成本较低。缺陷就是一旦有风险，无法有效执行合约。特别是在温州，认同个人比认同企业更甚，即便是企业破产，放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或个人也不会轻易罢手，甚至会对企业家个人采取人身威胁。
他说，破产保护机制是基于正式合约的一种赔偿机制，浙江民间信贷大多基于熟人和人脉展开，无法依靠正式合约来补偿。浙江多数企业仍处于个人信用向企业或品牌信用嬗变，即便是较大数额的融资和借贷均多半靠个人信用维系。企业家个人与企业的关联度非常高，甚至老板就是企业，债权债务的边界难以划清，使得企业的有限责任也成为了无限责任，破产保护的理念难以植入浙江本土的商业文化之中。
他还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金融体系更加开放，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规范化，去熟人化，才能逐步激活我国的破产法律机制，给债权人和债务人以法律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