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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不仔》是美籍日裔作家约翰·冈田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主要描述了第二代日裔美国人Ichiro在二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探寻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代表着日本文化身份,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Ichiro倾向于选择美国文化身份,因此两者爆发了巨大的冲突。这个过程实际正是对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的映射。在这场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母亲最后选择了自杀,他者覆灭;Ichiro最终选择了忠实于自己内心情感的美国文化身份,在分裂中找到了自我。
关键词: 小说《不—不仔》 母亲形象 “他者” 日本文化身份
《不—不仔》是美籍日裔作家约翰·冈田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从种族主义视角揭示个人与种族群体关系的日裔美国文学力作。本篇小说问世于1957年,但直到二十年后才引起文学评论家们的注意。小说主要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造成的影响。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时间美国人都认为是渗透到美国的日裔“第五纵队”向日军提供了准确情报。第二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著名的9066号总统行政命令,将旅居加利福尼亚等地的12万日本人和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关进集中营,当时这些人中的3/4已经是美国公民。随后美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一份忠诚问卷调查,一共包含两个问题:你愿意服从当局命令随时加入美国军队吗?你愿意发誓永远无条件效忠美国,并保护她不受国内外势力的破环,同时发誓抛弃对日本天皇,或者其它任何国外政府、力量和组织的服从和效忠吗?回答“不”的将被拘留。
小说《不—不仔》的主人公Ichiro就是因为两个否定的回答,度过了四年的监禁生活:两年在战时集中营,两年在监狱。作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的回答并非代表自己真实的想法。当时的他更像是自己的母亲山本太太的傀儡。小说从Ichiro由监狱回家开始,同时也开始了他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探寻之旅。
Ichiro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在他的眼中,父亲是压抑的、懦弱的、终日生活在母亲阴影下的人。鲜明的对比下,母亲则是尖刻、古板并且固执的,她身上没有丝毫让儿子留恋的慈母特性。在回家后和母亲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中,母亲对儿子归来的反应让Ichiro很失望。没有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场面,只传来母亲一句冷漠冰冷的话:“我得先把刚买的面包拿出来。”[1](10)收拾完后,母亲到后屋与儿子见面。“她又瘦又小,胸部干瘪,没有任何女性的曲线,头发全部梳到脑后,盘成了一个紧紧的发髻。她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笨拙、皮包骨头的十三岁小女孩……”[1](10)在儿子的眼中,母亲甚至连女性的基本性征也消失殆尽了。她对Ichiro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自豪你回来了,我也很自豪你是我的儿子。”[1](11)随后她又带着儿子四处炫耀,认为Ichiro应该为他自己对日本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母亲并不了解儿子的真实感受,她的行为只会让Ichiro感到厌烦和不可理喻。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这种关系让读者感到可怜的同时,又深深为此感到可悲。
一、探寻身份过程(对“镜像阶段”的映射)
Ichiro作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代表,无法避免自己文化身份的双重性。因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双重性对他们演变成了一种折磨,迫使他们必须选择一个。本来Ichiro早已默认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由母亲代表的日本文化的介入,他陷入了绝望崩溃的局面。Ichiro在这篇小说中一直试图与母亲代表的“他者”决裂,而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与他者的分裂过程正是对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的映射。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是法国精神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是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1936年8月,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拉康宣读了论文《镜像阶段》,由此确立了其在精神分析学界的地位。“镜像阶段”最早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猩猩,之后才开始研究人的镜像行为。通过对猩猩和婴儿的比较实验发现:在镜子前,猩猩会很快放弃对镜中影像的兴趣并感到厌烦,而婴儿却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特殊阶段就被称为“镜像阶段”。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之前,即前镜像时期,“婴儿对所感知的外界绝大部分都是源于对母亲的体验。本质上,婴儿还是处于想象的状态,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婴儿将自己的欲望和母亲的欲望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他认同母亲的欲望。拉康十分注重欲望这个概念,而这里的欲望又不简单地等同于性欲或者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欲望可以是感觉、需要以至于精神上的同一化倾向”。[2]
Ichiro一开始服从母亲的意愿,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两个问题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时的他正处于前镜像时期。Ichiro认同母亲的欲望,两者在互动中构成了和谐的世界。自我与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没有本质的差别。
但是这种暂时的和谐终究会被打破,变化就产生于镜像阶段。当母亲第一次把孩子抱到镜子前的那一刻。“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小孩子虽然在工具智慧上还比不上黑猩猩,但已能在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颇能说明问题的学样‘啊哈,真奇妙’表明了此辨认的存在……他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3]在镜像阶段,儿童已经具备了模糊的自我意识,他与母亲的关系渐渐疏离并在分裂中认识了自我。
Ichiro从监狱回家之后就暴露出与母亲之间激烈的矛盾。他与母亲争吵,疏远,冷战,整日出去游荡,还和朋友去了波兰,甚至想在那里找一份工作,长久地呆下去。镜像阶段自此发生,他急于疏离母亲,与“他者”抗争并确立“自我”。
小说中有一段Ichiro对母亲抗争的内心独白:“我不够强大来和你抗争,我也不够强大和心中的痛苦抗争。正是这份痛苦让‘我’的一半,也就是你,比‘我’的另一半,也就是美国,更强大。最终整个‘我’,我都看不到,感觉不到了。”[1](16)Ichiro认为自己被分成了两半。母亲,即“他者”,是一半,另外一半,也即“自我”。母亲强迫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儿子放弃美国人的身份,接受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至此母亲已经化身为日本文化的代表,成为了异化的“他者”。Ichiro和母亲的抗争就变成了自我与他者的抗争,也即美国文化身份和日本文化身份的抗争。
二、“他者”形象与日本文化身份
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成为“他者”当然绝非偶然,她身上有着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山本太太已经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了,但她认为自己在异国只是旅客,总有一天会再回到日本,从来都没有尝试融入到美国文化中去。她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她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儒学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
日本儒学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其本质内涵,也是衡量一切外来文化的标准。日本儒学是由中国儒学发展而来。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此后与支撑起整个日本本土文化主干的原始的神道思想(天皇神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
日本儒学不同于中国儒学以“孝”为本、扩而为“忠”的基本道德,它按照自身需要将中国儒学变异成为以“忠”为本的武士道德,提倡观念上的绝对忠诚,使“忠”远远凌驾于“孝”之上。这是典型的以“忠”为本的观念,它成为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和武士道德的核心内容。
本土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渗透到日本儒学之中,甚至主宰了它的发展方向,使日本儒学日益与国家政治融为一体,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说中的母亲早期在日本已经接受了这种日本文化的熏陶,其对于她的影响已根深蒂固,无法取代。“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4]
她对日本的无比忠诚促使Ichiro在忠诚调查问卷中对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因此又坐了两年牢。对Ichiro来说是痛苦不堪的回忆,对母亲来说却是四处炫耀的资本。“他是受苦了,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或是我自己感到遗憾。如果他那时能为日本帝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会更骄傲的”。[1](27)
她甚至不相信日本二战战败的消息,还认为日本政府会派船来接在美的日本人回国。“他们(背叛日本的日裔美国人)就是不明白日本没有输,因为大日本帝国不可能会输。我试着不去恨他们,但是船来的时候,我没别的选择,只有向政府告发他们”。[1](24)
战后,她在日本的妹妹多次写信寻求经济帮助,但都被母亲认为是美国政府玩弄的伎俩。最后,妹妹为了博得姐姐的同情,在信中提到了两人儿时的小秘密。读过信,母亲说:“噢,他们真是聪明啊!连我早就忘了的小秘密都给挖了出来。他们一定折磨过她,才会迫使她说出这个秘密的。可怜的妹妹呀!”[1](110)她的这种疯狂最终发展到了无法理喻的程度。父亲和Ichiro试图让母亲明白事情的真相,但对祖国忠诚不二的母亲拒绝接受。
三、“他者”的覆灭
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认为自我与他者具有双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一般占据上风地位,或者正在努力和他者抗争,并最终控制他者。小说中Ichiro及弟弟不认同自己的日本文化身份,一向对母亲言听计从的父亲也对她的信仰持否定态度,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母亲的身份危机感。她曾经说过:“当你们都停止做一个日本人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亡了。”在这场争斗中,母亲最终选择溺死在了自家的浴缸里。但是Ichiro一点也不为母亲的死感到悲伤,“她死了,我一点也不伤心,相反我感到了自由和希望。”[1](196)
她的死代表着“他者”的覆灭。整个家庭的氛围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之前家庭的氛围是压抑冷漠的,但母亲死后,家里充满了希望和激情。在母亲的葬礼上,Ichiro发现父亲甚至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脸庞“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相比较原来生活仅被限制在厨房这一小块地方,他也开始积极热情的打理家里的生意了。自此,在Ichiro的眼中,父亲从一个生活在妻子阴影下的懦夫转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男人和父亲。Ichiro对父亲的变化经细致观察后得到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己感情的一种折射。他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在二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必须在两种文化身份中选择其一,最终他作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情感的选择并找到了自我。至此,在这场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他者覆灭,自我得到了最终的胜利。
参考文献:
[1]Okada,John.No-No Boy[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2]黄庆.虚无“镜像”中的“他者”(硕士论文,未发表),四川大学,2004:21.
[3][法]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89-90.
[4]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6-7.
关键词: 小说《不—不仔》 母亲形象 “他者” 日本文化身份
《不—不仔》是美籍日裔作家约翰·冈田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从种族主义视角揭示个人与种族群体关系的日裔美国文学力作。本篇小说问世于1957年,但直到二十年后才引起文学评论家们的注意。小说主要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造成的影响。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时间美国人都认为是渗透到美国的日裔“第五纵队”向日军提供了准确情报。第二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著名的9066号总统行政命令,将旅居加利福尼亚等地的12万日本人和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关进集中营,当时这些人中的3/4已经是美国公民。随后美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一份忠诚问卷调查,一共包含两个问题:你愿意服从当局命令随时加入美国军队吗?你愿意发誓永远无条件效忠美国,并保护她不受国内外势力的破环,同时发誓抛弃对日本天皇,或者其它任何国外政府、力量和组织的服从和效忠吗?回答“不”的将被拘留。
小说《不—不仔》的主人公Ichiro就是因为两个否定的回答,度过了四年的监禁生活:两年在战时集中营,两年在监狱。作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的回答并非代表自己真实的想法。当时的他更像是自己的母亲山本太太的傀儡。小说从Ichiro由监狱回家开始,同时也开始了他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探寻之旅。
Ichiro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在他的眼中,父亲是压抑的、懦弱的、终日生活在母亲阴影下的人。鲜明的对比下,母亲则是尖刻、古板并且固执的,她身上没有丝毫让儿子留恋的慈母特性。在回家后和母亲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中,母亲对儿子归来的反应让Ichiro很失望。没有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场面,只传来母亲一句冷漠冰冷的话:“我得先把刚买的面包拿出来。”[1](10)收拾完后,母亲到后屋与儿子见面。“她又瘦又小,胸部干瘪,没有任何女性的曲线,头发全部梳到脑后,盘成了一个紧紧的发髻。她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笨拙、皮包骨头的十三岁小女孩……”[1](10)在儿子的眼中,母亲甚至连女性的基本性征也消失殆尽了。她对Ichiro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自豪你回来了,我也很自豪你是我的儿子。”[1](11)随后她又带着儿子四处炫耀,认为Ichiro应该为他自己对日本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母亲并不了解儿子的真实感受,她的行为只会让Ichiro感到厌烦和不可理喻。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这种关系让读者感到可怜的同时,又深深为此感到可悲。
一、探寻身份过程(对“镜像阶段”的映射)
Ichiro作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代表,无法避免自己文化身份的双重性。因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双重性对他们演变成了一种折磨,迫使他们必须选择一个。本来Ichiro早已默认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由母亲代表的日本文化的介入,他陷入了绝望崩溃的局面。Ichiro在这篇小说中一直试图与母亲代表的“他者”决裂,而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与他者的分裂过程正是对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的映射。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是法国精神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是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1936年8月,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拉康宣读了论文《镜像阶段》,由此确立了其在精神分析学界的地位。“镜像阶段”最早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猩猩,之后才开始研究人的镜像行为。通过对猩猩和婴儿的比较实验发现:在镜子前,猩猩会很快放弃对镜中影像的兴趣并感到厌烦,而婴儿却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特殊阶段就被称为“镜像阶段”。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之前,即前镜像时期,“婴儿对所感知的外界绝大部分都是源于对母亲的体验。本质上,婴儿还是处于想象的状态,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婴儿将自己的欲望和母亲的欲望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他认同母亲的欲望。拉康十分注重欲望这个概念,而这里的欲望又不简单地等同于性欲或者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欲望可以是感觉、需要以至于精神上的同一化倾向”。[2]
Ichiro一开始服从母亲的意愿,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两个问题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时的他正处于前镜像时期。Ichiro认同母亲的欲望,两者在互动中构成了和谐的世界。自我与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没有本质的差别。
但是这种暂时的和谐终究会被打破,变化就产生于镜像阶段。当母亲第一次把孩子抱到镜子前的那一刻。“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小孩子虽然在工具智慧上还比不上黑猩猩,但已能在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颇能说明问题的学样‘啊哈,真奇妙’表明了此辨认的存在……他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3]在镜像阶段,儿童已经具备了模糊的自我意识,他与母亲的关系渐渐疏离并在分裂中认识了自我。
Ichiro从监狱回家之后就暴露出与母亲之间激烈的矛盾。他与母亲争吵,疏远,冷战,整日出去游荡,还和朋友去了波兰,甚至想在那里找一份工作,长久地呆下去。镜像阶段自此发生,他急于疏离母亲,与“他者”抗争并确立“自我”。
小说中有一段Ichiro对母亲抗争的内心独白:“我不够强大来和你抗争,我也不够强大和心中的痛苦抗争。正是这份痛苦让‘我’的一半,也就是你,比‘我’的另一半,也就是美国,更强大。最终整个‘我’,我都看不到,感觉不到了。”[1](16)Ichiro认为自己被分成了两半。母亲,即“他者”,是一半,另外一半,也即“自我”。母亲强迫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儿子放弃美国人的身份,接受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至此母亲已经化身为日本文化的代表,成为了异化的“他者”。Ichiro和母亲的抗争就变成了自我与他者的抗争,也即美国文化身份和日本文化身份的抗争。
二、“他者”形象与日本文化身份
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成为“他者”当然绝非偶然,她身上有着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山本太太已经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了,但她认为自己在异国只是旅客,总有一天会再回到日本,从来都没有尝试融入到美国文化中去。她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她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儒学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
日本儒学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其本质内涵,也是衡量一切外来文化的标准。日本儒学是由中国儒学发展而来。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此后与支撑起整个日本本土文化主干的原始的神道思想(天皇神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
日本儒学不同于中国儒学以“孝”为本、扩而为“忠”的基本道德,它按照自身需要将中国儒学变异成为以“忠”为本的武士道德,提倡观念上的绝对忠诚,使“忠”远远凌驾于“孝”之上。这是典型的以“忠”为本的观念,它成为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和武士道德的核心内容。
本土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渗透到日本儒学之中,甚至主宰了它的发展方向,使日本儒学日益与国家政治融为一体,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说中的母亲早期在日本已经接受了这种日本文化的熏陶,其对于她的影响已根深蒂固,无法取代。“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4]
她对日本的无比忠诚促使Ichiro在忠诚调查问卷中对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因此又坐了两年牢。对Ichiro来说是痛苦不堪的回忆,对母亲来说却是四处炫耀的资本。“他是受苦了,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或是我自己感到遗憾。如果他那时能为日本帝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会更骄傲的”。[1](27)
她甚至不相信日本二战战败的消息,还认为日本政府会派船来接在美的日本人回国。“他们(背叛日本的日裔美国人)就是不明白日本没有输,因为大日本帝国不可能会输。我试着不去恨他们,但是船来的时候,我没别的选择,只有向政府告发他们”。[1](24)
战后,她在日本的妹妹多次写信寻求经济帮助,但都被母亲认为是美国政府玩弄的伎俩。最后,妹妹为了博得姐姐的同情,在信中提到了两人儿时的小秘密。读过信,母亲说:“噢,他们真是聪明啊!连我早就忘了的小秘密都给挖了出来。他们一定折磨过她,才会迫使她说出这个秘密的。可怜的妹妹呀!”[1](110)她的这种疯狂最终发展到了无法理喻的程度。父亲和Ichiro试图让母亲明白事情的真相,但对祖国忠诚不二的母亲拒绝接受。
三、“他者”的覆灭
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认为自我与他者具有双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一般占据上风地位,或者正在努力和他者抗争,并最终控制他者。小说中Ichiro及弟弟不认同自己的日本文化身份,一向对母亲言听计从的父亲也对她的信仰持否定态度,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母亲的身份危机感。她曾经说过:“当你们都停止做一个日本人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亡了。”在这场争斗中,母亲最终选择溺死在了自家的浴缸里。但是Ichiro一点也不为母亲的死感到悲伤,“她死了,我一点也不伤心,相反我感到了自由和希望。”[1](196)
她的死代表着“他者”的覆灭。整个家庭的氛围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之前家庭的氛围是压抑冷漠的,但母亲死后,家里充满了希望和激情。在母亲的葬礼上,Ichiro发现父亲甚至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脸庞“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相比较原来生活仅被限制在厨房这一小块地方,他也开始积极热情的打理家里的生意了。自此,在Ichiro的眼中,父亲从一个生活在妻子阴影下的懦夫转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男人和父亲。Ichiro对父亲的变化经细致观察后得到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己感情的一种折射。他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在二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必须在两种文化身份中选择其一,最终他作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情感的选择并找到了自我。至此,在这场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他者覆灭,自我得到了最终的胜利。
参考文献:
[1]Okada,John.No-No Boy[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2]黄庆.虚无“镜像”中的“他者”(硕士论文,未发表),四川大学,2004:21.
[3][法]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89-90.
[4]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