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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笔者应邀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文章提出我们在欣赏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远见卓识，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全球历史观”的同时，不能对“全球历史观”所面临的多种挑战视而不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全球历史观”的影响力依然有限，没有能够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第二是时代背景的转换对“全球历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展视而不见，不能仅仅体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公正阐释的追求，而应该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