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一九四二》上演——据说，有的电影院人多得挤都挤不动。大家关心的是“电影里的情节都是真实的吗？”而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也让人过目难忘。
　　据哲学家冯友兰晚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但每年总要到重庆去一两次。凡是从别的城市到重庆的比较知名的人士，蒋介石都照例请吃一顿饭。冯友兰差不多每次到重庆，都会接到请帖。
　　每次吃饭，大约有20人，座中常有别的城市的头头。蒋介石看见这些人总是问：“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回答说很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回答说有些问题，他就追问是些什么问题，回答的人如果有些话说得不合他的意，他就发怒，有时还当面斥责。所以去吃饭的那些头头们，都是战战兢兢的。
　　“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我发现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如果蒋介石问他所管辖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总是说很好。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保险的回答。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假使回答说有问题，甚而至于还要说有什么问题，要对那些问题作一种分析或请示，那就麻烦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斥责。我心中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有许多皇帝，也不能说是不聪明，而到后来总是把事情办糟。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打到潼关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寻欢作乐，那些掌权的大小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而说真话会引起麻烦。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前面说过的‘瞒上不瞒下’。瞒来瞒去，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一个人。等到那一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第1版，第112-113页）
　　观察细微，评论也是极为深刻的。
　　一个政治家很少会说不愿听真话，有时还会在公开场合语重心长地鼓励人们讲真话呢，但由于个人的道德观念、办事风格，更由于制度和他所代表集团势力的上升或没落，很多时候恰恰就听不到真话，甚至走到不愿听真话的地步。听不到真话，意味着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当然存有很大风险。
　　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连年战争，再加旱灾，河南省发生了大饥荒。据后来回忆，当时“飞蝗蔽天，野无清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新闻封锁。同年秋，河南省推举3位代表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灾。当时他们也打算见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但蒋介石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相继发表通讯《豫灾实录》和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被蒋介石勒令停刊三日。
　　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