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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真诚地与非洲人民交朋友，对非援助也在国际间获得了良好反响；而面对家门口飞来的“黑凤凰”，也需要更加包容的心态，慢慢适应并学会与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广州的非洲客居人群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发展而不断扩大，这给中国政府特别是广州政府带来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在自己家门口进行全球治理？针对海外客居人群的治理兹事体大，稍有不慎，有可能会在对象国甚至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让“负资产”变为“正资产”，这需要我们的政府好好思考。
“第57个民族”？
根据媒体公开调查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清楚广州黑人问题的现状——
广州的黑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比较长，有的已获得中国居留权，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黑人老板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三类黑人群体都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但其中属于纯劳动力阶层的黑人却是近几年渐渐出现的，且人数相对较少。
中山大学城市与规划系副教授李志刚一直致力于非洲移民研究，在他看来，进入新世纪， 一类新社会空间正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悄然兴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追寻中国梦”正成为当代国际“移民潮”的一大强音，色彩斑斓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正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和望京新城等地有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虹桥和浦东出现了欧美高级白领聚居的“国际社区”，广州小北路、广园西路一带正形成非洲人的“巧克力城”（当地对非洲黑人聚居区的称谓），浙江义乌有大量中亚移民聚居的“中东人一条街”。跨国社会空间已成为全球化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不仅广州需要学会如何面对家里飞来的“黑凤凰”，整个中国都要慢慢适应并学会与“国际客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在中国针对自己国民的社区管理设置中，有两个独特的设置：街道和居委会。有时候他们还会分发免费的老鼠药和避孕套。更多时候，那些臂带红袖箍的老太太或者中年妇女，会坐在街道边、胡同口聊天，同时偶尔用警惕的眼神打量出现在自己辖区的陌生人。对于熟悉历史的人，应该可以理解，这与保甲制、里长、族长、家族祠堂等都有着微妙的关联。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永远不缺少管理内部的工具、手段和机构。只是，针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外籍客居人群来说，我们其实还没有找到具有全球管治意义的建制、思路、工作方法。
针对不断壮大的非洲客居人群，部分研究者和媒体报道称这一群体在广州已超过20万（据《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员被舆论和部分媒体称呼为低素质的“三非”人员（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这些非洲人多数为商贩，来中国追逐快速的财富，当他们进入广州后，迅速在一个混杂、错乱、多元的中国社区中稀释，同时因为这个群体在种族、宗教、语言、服饰、做派上的独特性，成为部分网民所称呼的中国第57个民族——“广州黑人”。
“黑色素瘤”，在于缺少制度的“维生素D”
广州多年的“黑人聚居问题”和“巧克力城”问题时常因为个体事件和媒介报道浮出水面，许多公众言论开始走入某种“排异恐惧”，一些论坛、社会媒体开始讨论“三非黑人”进入广州造成了哪些社会问题、卫生问题和公共安全问题，部分言论甚至将黑人群体的成长壮大与社会安全联系起来。
客观地看，广州民间话语和部分官方管理者情绪中的“黑人问题”，好像成为“低素质”黑人人群侵入广州社会空间产生的麻烦，黑皮肤被看成广州社会文化肌肤的“黑色素瘤”。这种现象，与广深开放初期从内地来珠三角打工逐渐聚集的“某某帮”受到的地域歧视，有相似之处。疾病预防、公共安全、出入境管理、城市管理等机构往往将这些“黑色素沉着”看成让人头痛的事情。刚性、强制性的措施和民众心理情绪随之而来，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现实状况的存在和情绪的真实性，但是也应静下心来，寻找这类外来客居人群问题的真正来源。
当地人忘了，广州黑人的聚集，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上用“广交会”这类“巢”引来的“黑凤凰”。现在广州要“腾笼换鸟”，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些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黑凤凰资产”。
借用一个医学比喻，要避免和治疗黑色素瘤，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强体内的维生素D——要获得它，就要通过更多的阳光，使得体内的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D。广州“黑人问题”的处理，也需要政策理性的阳光、文化包容的阳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广州、珠三角区域的文化和社会管理整体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黑人也照样存在。当广东和珠三角区域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痛苦升级时，虽有“腾笼换鸟”的转型思维的助佑，但社会管理、经济共享、管治升级、文化繁荣等方面的提升仍举步维艰。
在笔者参与的广东顺德社会管理创新项目调查过程中，发现就连文化基础良好、经济活跃、相对富裕的顺德，都存在严重的文化传承受限、外来人口融入和发展困境、社群破碎化和社会失范等复杂问题。不管是本土的打工者还是非洲过来的洋打工者和商贩群体，他们都面临自身所代表的文化趣味、族群身份、社会阶层、宗教类别、生活习惯与广东本土文化嵌入、共生、互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广州黑人”与当地百姓的冲突和矛盾，与时下经常出现的文明执法问题、机构沟通方式、管理思维、创意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缺乏有直接关联。一旦处理不当，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以“孙志刚事件+群体性事件+外交事件+国际性种族主义批评”的组合方式发展。
当广州在思考“黑人问题”时，极少将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福祉提升与非洲本土的经济远景、民族情绪、国际经济博弈关联在一起。来自非洲大陆的人群，当他们生活在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桥梁，需要切实的民族融入、宗教包容、社会管理创新、教育配套、生活方式兼容、跨文化交际模式和机制，才能造就健康的国际化的“广州肌肤”。 可以说，我们在修辞上、建筑上、硬体投入上，正在拥抱一个抽象的国际化，而实际上，在身体、文化、精神、制度等多方面的开放融入机制上，还很有限。从这个角度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的“黑人问题”，需要的是系统和整体思维，至少应该从以下角度着手——
首先，广州应有一个大国民计划，通过多元、丰富、互动性强的文化、教育项目，造就一个具有开放、包容、同理、共情的国民群体，减少误读、误判和误行。
第二，政府管理需要升级，需要理解“国际化”是个中性词，是一种状态，并非一定要大动干戈才能达到“国际化”。
第三，国民“海外智商”需要提升，要理解一个真实的非洲和世界，寻找媒体、社区等多方面的对话机会，不仅针对多元的非洲本土本身，还要认清“中国人眼中的非洲”、“非洲人眼中的非洲”、“世界眼中的非洲”，唯有此胸襟、气魄和能力，才能找到广州“黑色素沉着”的解码钥匙。
除了整体思维的改变，还应注意生活细节的微调——
现有的“黑凤凰”社区里几乎看不到英文、法文、葡萄牙语的媒体、手册、报章服务。笔者走遍了这一区域的报刊亭，连卖英文报纸的都很少，而针对这个海外客居人群集中的社区，鼓励和创办社区报纸和媒体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最大限度创造归属感和有效沟通。
社区里，许多黑人在小卖铺门口喝酒聊天（即使是早上九点），但是很少有外国人习惯的喝咖啡等功能性社交空间，而这些空间本来可以依托广州的早茶文化和优秀的服务理念，与丰富的非洲餐饮文化勾连，形成广州特色的“黑凤凰”国际饮食。
作为一个生活、贸易、国际交往、休闲、工作的混合空间，小北路的黑人混杂社区没有一个跨文化、多群体、多部门的定期聚会讨论机制。本来这个机制可以最大限度设定彼此的行为界限，为彼此定规矩，谋求分歧的解决方案，创立跨文化的讨论和沟通机制，可以以社区小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运作。这种将本土政治特征、全球化的学习能力和全球治理尝试结合起来的路径，是解决国际化问题的良好途径。
从广州的“经史子集”里找方法
放在全球治理语境中，广州实在是个独特的城市：十三行背后藏着一个显赫的“中国货殖列传”和“粤版国富论”；瑶台、凤岗、龙虎墙、龙藏街、濠畔街、九曜园等古雅地名背后是一个龙脉隐匿的风水之城和人文城市；广州一碗普通的凉茶里浓缩了一本《岭南本草》；细致、友好的商业服务背后透着的是利德、厚生的精神。
为了研究因广州黑人事件所引发的海外客居人群管理等问题，笔者创立的自然力研究院启动了多阶段的实地研究，以期在顺德研究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国际案例。就现实而言，政府委托的很多社会管理项目往往都强调短、平、快、准、狠，期望立刻用策略型工具来解决现实问题，平复矛盾。这类咨询文本多有着一副“内参模样”，而较少回到平常、持久、复杂的时空维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以至于，一些研究由于过于注重“国际成功案例”的借鉴和对应策略的功利，说出不少悖反广州常识的话。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和思维转型往往就写在三元里、石牌村，以及小北路蜿蜒、错乱、复杂的街巷和日常生活里，等着我们去发现。我把这种做研究和寻找思维路径的方法概括为广州的“经史子集”——
经部：它指的是广东精神、广州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横向丰富性，既是广州的经济史，也是这个城市社会发展的心灵史经典。我们可以在这种经典的指引之下，北观白云、西望横沙、南礼大佛、东迎永胜——广州的历史里，东方是仁（世仁里）、怀安（安怀里）、孝悌的维度（育婴堂、养老院）。我们至今能在三元南约门楼的狭窄逼仄里，看到我们曾有的《仪礼》《孝经》和文化的《尔雅》；石牌村纵然密如迷宫，深若峡谷，仍能看到点缀在市井食货中间的周易堂。小北路的登峰宾馆，虽然是国际商贸人士麇集之处，一些酒店房间的门框仍然用海丰县、莲花山、鸡鸣寺来守镇“心宅”。
史部：指的是广州城市形态在漫长时间里的堆积，以及伴随而生的纵向的多元共生形态。相较其他城市，广州在处理多元、多民族、多种族等跨文化经验方面可谓丰富。至今我们在石牌街巷的龙舟赛赞助名单里，可以看到源自殷商的池姓氏族；在广州文化名胜陈氏宗祠里，看到坚韧持续的宗族记忆和现世守承。
子部：更多指的是广州针对个体、小众、来自四海的“芸芸众生”的宽容和利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些广东人容易将外来人定义为某某帮，视之如寇仇（笔者本人在1990年代第一次来广东时，也因案牍手续不足，被“发配”东莞樟木头——作者注）。现今我们也以同样的逻辑来形容用“广交会”模式聚集而来的非洲“黑凤凰”。黑人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斥之恶之者，有几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原则上，广州文化意义上的儒家、释家、兵家、农家、杂家、贩夫走卒均应有其容身发声之所，合乎时，适于事。
集部：通过对个体和小众的宽容，形成广州的社区和文化的“集部”和多主题变奏，以及城市多元共生利生的形态。黄钟大吕、乡俗小调、曲辞小说、感佩腹诽、网络微言均得其发声机会，同时通过社会创意管理，利用这些多元主体、多样表达形成城市发展的咏叹调、宣叙调、赋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广州的非洲客居人群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发展而不断扩大，这给中国政府特别是广州政府带来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在自己家门口进行全球治理？针对海外客居人群的治理兹事体大，稍有不慎，有可能会在对象国甚至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让“负资产”变为“正资产”，这需要我们的政府好好思考。
“第57个民族”？
根据媒体公开调查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清楚广州黑人问题的现状——
广州的黑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比较长，有的已获得中国居留权，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黑人老板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三类黑人群体都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但其中属于纯劳动力阶层的黑人却是近几年渐渐出现的，且人数相对较少。
中山大学城市与规划系副教授李志刚一直致力于非洲移民研究，在他看来，进入新世纪， 一类新社会空间正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悄然兴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追寻中国梦”正成为当代国际“移民潮”的一大强音，色彩斑斓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正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和望京新城等地有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虹桥和浦东出现了欧美高级白领聚居的“国际社区”，广州小北路、广园西路一带正形成非洲人的“巧克力城”（当地对非洲黑人聚居区的称谓），浙江义乌有大量中亚移民聚居的“中东人一条街”。跨国社会空间已成为全球化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不仅广州需要学会如何面对家里飞来的“黑凤凰”，整个中国都要慢慢适应并学会与“国际客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在中国针对自己国民的社区管理设置中，有两个独特的设置：街道和居委会。有时候他们还会分发免费的老鼠药和避孕套。更多时候，那些臂带红袖箍的老太太或者中年妇女，会坐在街道边、胡同口聊天，同时偶尔用警惕的眼神打量出现在自己辖区的陌生人。对于熟悉历史的人，应该可以理解，这与保甲制、里长、族长、家族祠堂等都有着微妙的关联。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永远不缺少管理内部的工具、手段和机构。只是，针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外籍客居人群来说，我们其实还没有找到具有全球管治意义的建制、思路、工作方法。
针对不断壮大的非洲客居人群，部分研究者和媒体报道称这一群体在广州已超过20万（据《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员被舆论和部分媒体称呼为低素质的“三非”人员（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这些非洲人多数为商贩，来中国追逐快速的财富，当他们进入广州后，迅速在一个混杂、错乱、多元的中国社区中稀释，同时因为这个群体在种族、宗教、语言、服饰、做派上的独特性，成为部分网民所称呼的中国第57个民族——“广州黑人”。
“黑色素瘤”，在于缺少制度的“维生素D”
广州多年的“黑人聚居问题”和“巧克力城”问题时常因为个体事件和媒介报道浮出水面，许多公众言论开始走入某种“排异恐惧”，一些论坛、社会媒体开始讨论“三非黑人”进入广州造成了哪些社会问题、卫生问题和公共安全问题，部分言论甚至将黑人群体的成长壮大与社会安全联系起来。
客观地看，广州民间话语和部分官方管理者情绪中的“黑人问题”，好像成为“低素质”黑人人群侵入广州社会空间产生的麻烦，黑皮肤被看成广州社会文化肌肤的“黑色素瘤”。这种现象，与广深开放初期从内地来珠三角打工逐渐聚集的“某某帮”受到的地域歧视，有相似之处。疾病预防、公共安全、出入境管理、城市管理等机构往往将这些“黑色素沉着”看成让人头痛的事情。刚性、强制性的措施和民众心理情绪随之而来，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现实状况的存在和情绪的真实性，但是也应静下心来，寻找这类外来客居人群问题的真正来源。
当地人忘了，广州黑人的聚集，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上用“广交会”这类“巢”引来的“黑凤凰”。现在广州要“腾笼换鸟”，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些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黑凤凰资产”。
借用一个医学比喻，要避免和治疗黑色素瘤，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强体内的维生素D——要获得它，就要通过更多的阳光，使得体内的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D。广州“黑人问题”的处理，也需要政策理性的阳光、文化包容的阳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广州、珠三角区域的文化和社会管理整体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黑人也照样存在。当广东和珠三角区域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痛苦升级时，虽有“腾笼换鸟”的转型思维的助佑，但社会管理、经济共享、管治升级、文化繁荣等方面的提升仍举步维艰。
在笔者参与的广东顺德社会管理创新项目调查过程中，发现就连文化基础良好、经济活跃、相对富裕的顺德，都存在严重的文化传承受限、外来人口融入和发展困境、社群破碎化和社会失范等复杂问题。不管是本土的打工者还是非洲过来的洋打工者和商贩群体，他们都面临自身所代表的文化趣味、族群身份、社会阶层、宗教类别、生活习惯与广东本土文化嵌入、共生、互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广州黑人”与当地百姓的冲突和矛盾，与时下经常出现的文明执法问题、机构沟通方式、管理思维、创意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缺乏有直接关联。一旦处理不当，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以“孙志刚事件+群体性事件+外交事件+国际性种族主义批评”的组合方式发展。
当广州在思考“黑人问题”时，极少将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福祉提升与非洲本土的经济远景、民族情绪、国际经济博弈关联在一起。来自非洲大陆的人群，当他们生活在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桥梁，需要切实的民族融入、宗教包容、社会管理创新、教育配套、生活方式兼容、跨文化交际模式和机制，才能造就健康的国际化的“广州肌肤”。 可以说，我们在修辞上、建筑上、硬体投入上，正在拥抱一个抽象的国际化，而实际上，在身体、文化、精神、制度等多方面的开放融入机制上，还很有限。从这个角度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的“黑人问题”，需要的是系统和整体思维，至少应该从以下角度着手——
首先，广州应有一个大国民计划，通过多元、丰富、互动性强的文化、教育项目，造就一个具有开放、包容、同理、共情的国民群体，减少误读、误判和误行。
第二，政府管理需要升级，需要理解“国际化”是个中性词，是一种状态，并非一定要大动干戈才能达到“国际化”。
第三，国民“海外智商”需要提升，要理解一个真实的非洲和世界，寻找媒体、社区等多方面的对话机会，不仅针对多元的非洲本土本身，还要认清“中国人眼中的非洲”、“非洲人眼中的非洲”、“世界眼中的非洲”，唯有此胸襟、气魄和能力，才能找到广州“黑色素沉着”的解码钥匙。
除了整体思维的改变，还应注意生活细节的微调——
现有的“黑凤凰”社区里几乎看不到英文、法文、葡萄牙语的媒体、手册、报章服务。笔者走遍了这一区域的报刊亭，连卖英文报纸的都很少，而针对这个海外客居人群集中的社区，鼓励和创办社区报纸和媒体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最大限度创造归属感和有效沟通。
社区里，许多黑人在小卖铺门口喝酒聊天（即使是早上九点），但是很少有外国人习惯的喝咖啡等功能性社交空间，而这些空间本来可以依托广州的早茶文化和优秀的服务理念，与丰富的非洲餐饮文化勾连，形成广州特色的“黑凤凰”国际饮食。
作为一个生活、贸易、国际交往、休闲、工作的混合空间，小北路的黑人混杂社区没有一个跨文化、多群体、多部门的定期聚会讨论机制。本来这个机制可以最大限度设定彼此的行为界限，为彼此定规矩，谋求分歧的解决方案，创立跨文化的讨论和沟通机制，可以以社区小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运作。这种将本土政治特征、全球化的学习能力和全球治理尝试结合起来的路径，是解决国际化问题的良好途径。
从广州的“经史子集”里找方法
放在全球治理语境中，广州实在是个独特的城市：十三行背后藏着一个显赫的“中国货殖列传”和“粤版国富论”；瑶台、凤岗、龙虎墙、龙藏街、濠畔街、九曜园等古雅地名背后是一个龙脉隐匿的风水之城和人文城市；广州一碗普通的凉茶里浓缩了一本《岭南本草》；细致、友好的商业服务背后透着的是利德、厚生的精神。
为了研究因广州黑人事件所引发的海外客居人群管理等问题，笔者创立的自然力研究院启动了多阶段的实地研究，以期在顺德研究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国际案例。就现实而言，政府委托的很多社会管理项目往往都强调短、平、快、准、狠，期望立刻用策略型工具来解决现实问题，平复矛盾。这类咨询文本多有着一副“内参模样”，而较少回到平常、持久、复杂的时空维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以至于，一些研究由于过于注重“国际成功案例”的借鉴和对应策略的功利，说出不少悖反广州常识的话。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和思维转型往往就写在三元里、石牌村，以及小北路蜿蜒、错乱、复杂的街巷和日常生活里，等着我们去发现。我把这种做研究和寻找思维路径的方法概括为广州的“经史子集”——
经部：它指的是广东精神、广州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横向丰富性，既是广州的经济史，也是这个城市社会发展的心灵史经典。我们可以在这种经典的指引之下，北观白云、西望横沙、南礼大佛、东迎永胜——广州的历史里，东方是仁（世仁里）、怀安（安怀里）、孝悌的维度（育婴堂、养老院）。我们至今能在三元南约门楼的狭窄逼仄里，看到我们曾有的《仪礼》《孝经》和文化的《尔雅》；石牌村纵然密如迷宫，深若峡谷，仍能看到点缀在市井食货中间的周易堂。小北路的登峰宾馆，虽然是国际商贸人士麇集之处，一些酒店房间的门框仍然用海丰县、莲花山、鸡鸣寺来守镇“心宅”。
史部：指的是广州城市形态在漫长时间里的堆积，以及伴随而生的纵向的多元共生形态。相较其他城市，广州在处理多元、多民族、多种族等跨文化经验方面可谓丰富。至今我们在石牌街巷的龙舟赛赞助名单里，可以看到源自殷商的池姓氏族；在广州文化名胜陈氏宗祠里，看到坚韧持续的宗族记忆和现世守承。
子部：更多指的是广州针对个体、小众、来自四海的“芸芸众生”的宽容和利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些广东人容易将外来人定义为某某帮，视之如寇仇（笔者本人在1990年代第一次来广东时，也因案牍手续不足，被“发配”东莞樟木头——作者注）。现今我们也以同样的逻辑来形容用“广交会”模式聚集而来的非洲“黑凤凰”。黑人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斥之恶之者，有几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原则上，广州文化意义上的儒家、释家、兵家、农家、杂家、贩夫走卒均应有其容身发声之所，合乎时，适于事。
集部：通过对个体和小众的宽容，形成广州的社区和文化的“集部”和多主题变奏，以及城市多元共生利生的形态。黄钟大吕、乡俗小调、曲辞小说、感佩腹诽、网络微言均得其发声机会，同时通过社会创意管理，利用这些多元主体、多样表达形成城市发展的咏叹调、宣叙调、赋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