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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嘎达梅林》作为中国电影从“样板”向“市场”转型时期的作品，曾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其动人的音乐、精湛的镜头表现更是吸引了海内外多民族观众的关注。但在解读过程中，不同民族观众产生了较大的差异。综合来看，影片以一套隐喻符号系统完成了对于“蒙古族形象”的想象性建构，其中不免带有立足于西方现代性视角的模式对于“他”文化的演绎与表达。本文站在跨文化理论中文化身份构建理论视角下，综合比较分析不同民族观众评论对于影片的理解，审视蒙古族电影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为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蒙古族电影 跨文化传播 刻板印象 他者审视
作为继“战争三部曲”之后冯小宁的又一力作，《嘎达梅林》用英雄的诗意表达将草原上不同民族连接起来，在阐释淳朴豪放的蒙古族文化的同时，宣扬向往自由和团结的精神内核，是少数民族影视中一次极佳的尝试。影片摘得了华表奖和骏马奖的最佳影片奖等多项荣誉。其作曲三宝还凭借电影音乐获得了美国加州政府第一次为华人作曲家颁发的杰出贡献奖。通过《嘎达梅林》，冯小宁再一次向国内观众展现了自己对于崇高背景下美好品格的把握和对艺术与美的追求。影片将“爱情”与“友情”作为全篇叙事的关键，不断牵引着观众们的心弦。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普遍性和多元性、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歇。①由于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民族影视在创作中就要认真考量价值体系的建构。不仅要考虑民族特殊价值观念的传递，更要从传播目的导向来调整价值体系，从而促进大众对民族影视作品的价值认同。②只有这样，民族影视作品才具有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的可能性。
许多国内观众通过这部影片了解了蒙古族的一段历史，一位英雄，也给予了影片较高的评价。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观众发现影片刻意的“平衡”带来的深深的“割裂感”，这点在蒙古族观众看来尤为明显。本文试图从观众的感知入手，通过对豆瓣和IMDB的影评的分析，结合深度访谈，着重考察《嘎达梅林》在少数民族影视传播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而探寻这种“割裂感”由何而来。
一、多元题材下主题和认识的错位
（一）创作的“面面俱到”使得宣发“无处着力”
冯小宁导演在电影《嘎达梅林》中，将历史、战争、爱情、友谊、民族、人性融为一体，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展开全片的故事架构。然而，其中任何一个点单独来看，都可以成为一部电影的重要内核。《嘎达梅林》这部电影在几个方面共同发力，使得原本不长的电影显得有些“流水化”了。这也为影片的宣发带来不小的压力。在宣传过程中，影片制作了不同的海报和宣传策略，电影主题也在其中不断出现摇摆。
最终“环保片”主题在一众宣传中突出重围。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影片的格局，但观众却有些迷茫。尽管影片结束后以字幕的形式提醒观众关注草原沙化现象，但在影片剧情的发展和高潮阶段，环保主题被极大的弱化了。如果《嘎达梅林》是一部以环保为主题的影片，那么片中的起义是以“环保”为主旨的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观众体察到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自由”抗争的英雄，而导演给予他的定位却是“为了草原生态”而站起来的义士。这也说明了影片主旨的割裂感由何而来了。
电影的体量是有限的，影片却有太多想要表达的“未尽之意”。这就使得其本身重点不够突出和明确。也许在某些细枝末节中，电影《嘎达梅林》有着这些丰富的含义，却不能以全篇主旨论之。由于跨文化传播本身便具有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这就要求电影在剧情设置时格外注意重点的把握，不要面面俱到，而应以直观的传播策略，构建清晰的对话空间。
（二）剧情的样板化使得影片丧失民族影片的真实感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③人们在对历史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会加入许多自己的思考。历史题材的电影更是如此。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相比，电影确实更容易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但这种共鸣不应是情绪的倾倒和宣泄。
影片《嘎达梅林》中人物更像是帶着厚厚面具的舞台剧演员。角色的脸谱化和绝对化让他们一出场就向观众宣告了自己的任务。其中，日本人角色语言动作生硬，情节接入亦可有可无。可以看出，影片试图在制作中找到主旋律与商业电影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不尽如人意。不少观众观影后提到这种“极致化”的人物与情节自身就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只会加重审美疲劳。国内观影者在观看影片时，首先会意识到这是一部与自身文化特性有着较大差异的电影。影片随处可见的不同的文化符号也确实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对于一些外国观众来说，影片与中国其他地区很难剥离开来。而站在中国电影的整体视角来看，影片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套路”或模板化的剧情处理。
当新鲜刺激的画面褪去，留在观众印象中的能剩下些什么呢？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影片确实需要对故事进行还原和再加工。但在《嘎达梅林》的故事处理上，强行预设情感基调，并使用观众耳熟能详的宣传套路来重组剧情，只会使得故事丧失其历史的深度和文化内涵。更何况，“千篇一律”的故事如何能够真正动人心弦呢？
二、意象与现实的割裂
（一）意象的不断重复加深对蒙古族的刻板印象
不少观众评价本片是“中国版的《勇敢的心》”。确实，两部影片在故事结构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勇敢的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华莱士为了自由与公正，率领民众顽强抵抗英格兰统治者的故事。该影片蒙太奇手法的使用推动了主线和复线故事情节的发展。④乍一看，与嘎达梅林的故事十分相似。
但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嘎达梅林》的情节推进就稍显生硬了。在电影中，起到推动故事发展的线索性事物有很多。导演通过不断的重复来重申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概念。短刀是坚定的友谊，马奶酒囊是纯粹的爱情，长命锁是上苍的救赎，而立在原地的喇嘛塔则象征着正在远去的草原。有趣的是，这四样事物都是蒙古族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由生到死，由食到行。每一样物品都是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外化。理论上，导演通过不断重复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物品可以深化电影的意境，彰显影片文化的内涵。⑤但在实际操作中，过多的强调反而不利于影片的跨文化传播。文化本身不只有一个单一的维度，而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⑥将蒙古族的文化表征固定在某几个特定的符号上，显然是不符合文化传播基本规律的。国内影片的跨文化传播，应当思考文化主体的自身特色究竟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只是流于外在的服饰和物品，那显然过于浅显和直白了。因为服饰总在变化，物品终会老旧，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变的是什么呢？这才是跨文化传播中应该挖掘的真正能够感动他人的文化基因。 （二）民族符号的过度想象导致时空停滞
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就曾将其与医疗方式进行类比。他认为：文本就像巫术，其治疗过程要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再来“手舞足蹈”。而电影则更像是外科手术，将摄像头深入到人体内部“舞刀弄枪”。这种“代入感”抛弃了时空的界限，让追溯千年成为可能。但这也向电影本身提出了要求。摄像机作为观众深入故事的媒介，需要竭尽所能消磨观众插入故事的痕迹。为了让走进“历史”的观众收获真实感，故事至少要符合基本真实。
长久以来，影视作品中只要是涉及蒙古族人民就必有蒙古包。这本身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尔沁地区的蒙古王府作为清政府敕封的行政机构，其院落有统一的规制，高墙明瓦之外不可能任意散落着蒙古包。另一方面，科尔沁区左翼中旗在当时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住在土房村落之中，汉蒙杂居，起居上差异不大。女主角牡丹便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更有不少蒙古族人自幼年起便在私塾读书，蒙汉精通，书卷气浓浓。这便与电影的叙述产生了较大的差距。
影片拍摄于21世纪初，彼时网络互联媒体尚不发达，电视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然而17年过去，在移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影片所呈现的蒙古族形象仍不“过时”。其表现的蒙古族生活场景无一不符合今天人们的想象：蓝天、白云、绿草地，敖包、马匹、博克手。但这想象中的场景却与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自然就会引起本民族观众的疑惑和费解。嘎达梅林的故事虽然发生在20世纪初的科尔沁草原，但电影《嘎达梅林》却丧失了其时间和空间性。大部分蒙古族电影也都是如此，丧失了地缘性和发展性，使得蒙古族形象被永远留在了一个美好的想象当中。于蒙古族观众来说，这种传播方式总会带来某种错位感：一方面影片的传播效果令人惊喜。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追问，影视语言言说的究竟是何种文化？这种问题不是个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蒙古族文化作为传者正渐渐失去对于自我的认知，并根据受众的想象不断调整自己的外在表现。这种自我的模糊化使得蒙古族文化本身也在摇摆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三、民族语言要素的使用力度难以把握
（一）蒙古语的缺席使得文化身份的建构出现错位
影片观看者关于语言的认同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蒙古语的认同、蒙汉双语的认同以及汉语的认同。当前蒙古族体裁电影多倾向于使用汉语来获取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作为一部改编自蒙古族历史题材的电影，《嘎达梅林》创作团队并未将视线局限于蒙古族内部。除了导演冯小宁本身是汉族外，影片的女主演以及许多重要配角都由非蒙古族演员担任。這种选角方式无可厚非，但是影片中牧民们相互之间说着“跑调”的汉语，马术娴熟的女主角牡丹带着一股浓郁的京腔，违抗王爷命令的“不法分子”唱着西北民歌，类似的诸多问题总会让观众频繁“跳戏”。
尽管处处都在强调蒙古族特色，影片在文化上却处于“四不像”的境况。为了减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翻译的“意义损耗”，避免观影者产生“文化上的排他”，许多蒙古族影片在拍摄时就倾向于使用汉语普通话。《嘎达梅林》在展映时就曾出现情感被推到了高峰，却因为一个蒙古大汉不准确的汉语发音引起满堂哄笑的场景。但另一方面，蒙古族观众观看本民族的电影却需要后期再次配音或是字幕的辅助，总会产生对场景和故事的剥离感。脱离了蒙古语的跨文化理解是否能够真正传递蒙古文化的内涵呢，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⑦海德格尔曾指出语言在跨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语言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竞争、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竞争的空间。⑧在这里，它既是传播的重要媒介又是信息流动难以翻越的界限。
自电影《嘎达梅林》之后，许多蒙古族电影开始寻找如何在保护民族语言的同时，有效进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但观众在网络世界的“他者”围观依旧明显。多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多民族语言更是中华语库的灿烂瑰宝。虽然想象中的“巴别塔”能够打通不同语言的界限，但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使文化在交流中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二）蒙古族音乐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理解误区
电影《嘎达梅林》的配乐有蒙古民歌《阿尔山的孩子》，还有《嘎达梅林》系列乐曲的英雄主题、爱情主题和牡丹主题，除了乐器使用之外，其旋律、节奏，甚至人声配合的演唱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在曲风上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更易被各民族观众接受。但即便如此，在观众进行内容解码时，还是会产生诸多跨文化理解上的误区。不少影片的观众在观看后反映电影配乐“一只曲调从头放到尾”让人有些审美疲劳。但蒙古族观众却大多能体会到曲意的发展与剧情发展的紧密结合。近年来，国内大部分受众受西方音乐的现代性影响较重。⑨而蒙古族音乐大多以自然为主题，曲风粗犷豪迈，曲意苍茫而不苍凉。所使用的乐器除马头琴外，多不被大部分观众熟知。
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受者的审美特点也会深深影响传播的效果。蒙古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性流行音乐的差异使得大众很难迅速理解和领会音乐中赋予的情感，特别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这就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使用民族音乐作为重要传播要素的时候，需要在尊重观影者文化审美背景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演绎方式，进而触及灵魂。另一方面，影片也需要促进观众思考、评价和阐释，以多维参与的手段促进音乐情绪的到达。
四、结语
《嘎达梅林》在商业传播上是成功的，影片票房位列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榜第十位。自2002年起，国内市场份额不断增长，众多优质影片凭借“大片”制作和营销理念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国内电影从“革命体裁”类型化转向了“商业体裁”类型化。某种程度上，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深深影响着中国电影的表达。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向现代性的发展相对缓慢，使得中国电影得以在现代化冲击的有限范围内对少数民族电影进行创作。不少学者对此抱以积极的态度，认为这种创作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观影者认为的对于传统彻底的颠覆。⑩ 《嘎达梅林》这部电影作品展现了某一特定时期下不同理念的矛盾。商业与传统、现代与民族、刻板与去刻板化等等诸多理念的聚合，让蒙古族影片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逐一展现了出来。包括蒙古族自身在内的不同民族在观影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产生割裂感，体现出了当代蒙古族人民自我文化认同的摇摆，更体现了多年来蒙古族跨文化传播的“迷茫”。艺术高于生活，却也源自生活。脱离了生活的少数民族电影便失去了其文化给予的支撑性和凝聚力，文化间有着生长张力的传播更无从谈起。
这就要求影片的创作者不断反思自身，并逐步从主观的表现转向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从类型化的叙事框架转而对人和自然的本质进行内在的透析，进而以开放的视野，在民族交往走向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延续在文化中的精神内核。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项目“泛媒介视域下民族文化传播创新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王岳川.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40-143.
②金丽娜.传播视角下民族影视创作的價值观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17（05）：85-88.
③张作成.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J].史学理论研究，2018（04）：76-83.
④吴华兰.《勇敢的心》中华莱士美国式精神的再现[J].电影文学，2015（14）：46-48.
⑤梁璐璐.中国电影中建筑意象与电影意境的建构关系[J].当代电影，2008（08）：100-104.
⑥⑦张艳芳.多元文化背景下跨文化认同理论的内涵及意义分析[J].文学教育，2018（04）：180-182.
⑧聂莉.破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悖论——以“推普废粤”之争为例[J].前沿，2014（08）：194-196.
⑨张春燕.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J].北京社会科学，2016（02）：4-10.
⑩朝戈金、尹虎彬等.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1]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宝阿咪丽，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长 青
【关键词】蒙古族电影 跨文化传播 刻板印象 他者审视
作为继“战争三部曲”之后冯小宁的又一力作，《嘎达梅林》用英雄的诗意表达将草原上不同民族连接起来，在阐释淳朴豪放的蒙古族文化的同时，宣扬向往自由和团结的精神内核，是少数民族影视中一次极佳的尝试。影片摘得了华表奖和骏马奖的最佳影片奖等多项荣誉。其作曲三宝还凭借电影音乐获得了美国加州政府第一次为华人作曲家颁发的杰出贡献奖。通过《嘎达梅林》，冯小宁再一次向国内观众展现了自己对于崇高背景下美好品格的把握和对艺术与美的追求。影片将“爱情”与“友情”作为全篇叙事的关键，不断牵引着观众们的心弦。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普遍性和多元性、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歇。①由于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民族影视在创作中就要认真考量价值体系的建构。不仅要考虑民族特殊价值观念的传递，更要从传播目的导向来调整价值体系，从而促进大众对民族影视作品的价值认同。②只有这样，民族影视作品才具有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的可能性。
许多国内观众通过这部影片了解了蒙古族的一段历史，一位英雄，也给予了影片较高的评价。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观众发现影片刻意的“平衡”带来的深深的“割裂感”，这点在蒙古族观众看来尤为明显。本文试图从观众的感知入手，通过对豆瓣和IMDB的影评的分析，结合深度访谈，着重考察《嘎达梅林》在少数民族影视传播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而探寻这种“割裂感”由何而来。
一、多元题材下主题和认识的错位
（一）创作的“面面俱到”使得宣发“无处着力”
冯小宁导演在电影《嘎达梅林》中，将历史、战争、爱情、友谊、民族、人性融为一体，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展开全片的故事架构。然而，其中任何一个点单独来看，都可以成为一部电影的重要内核。《嘎达梅林》这部电影在几个方面共同发力，使得原本不长的电影显得有些“流水化”了。这也为影片的宣发带来不小的压力。在宣传过程中，影片制作了不同的海报和宣传策略，电影主题也在其中不断出现摇摆。
最终“环保片”主题在一众宣传中突出重围。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影片的格局，但观众却有些迷茫。尽管影片结束后以字幕的形式提醒观众关注草原沙化现象，但在影片剧情的发展和高潮阶段，环保主题被极大的弱化了。如果《嘎达梅林》是一部以环保为主题的影片，那么片中的起义是以“环保”为主旨的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观众体察到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自由”抗争的英雄，而导演给予他的定位却是“为了草原生态”而站起来的义士。这也说明了影片主旨的割裂感由何而来了。
电影的体量是有限的，影片却有太多想要表达的“未尽之意”。这就使得其本身重点不够突出和明确。也许在某些细枝末节中，电影《嘎达梅林》有着这些丰富的含义，却不能以全篇主旨论之。由于跨文化传播本身便具有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这就要求电影在剧情设置时格外注意重点的把握，不要面面俱到，而应以直观的传播策略，构建清晰的对话空间。
（二）剧情的样板化使得影片丧失民族影片的真实感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③人们在对历史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会加入许多自己的思考。历史题材的电影更是如此。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相比，电影确实更容易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但这种共鸣不应是情绪的倾倒和宣泄。
影片《嘎达梅林》中人物更像是帶着厚厚面具的舞台剧演员。角色的脸谱化和绝对化让他们一出场就向观众宣告了自己的任务。其中，日本人角色语言动作生硬，情节接入亦可有可无。可以看出，影片试图在制作中找到主旋律与商业电影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不尽如人意。不少观众观影后提到这种“极致化”的人物与情节自身就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只会加重审美疲劳。国内观影者在观看影片时，首先会意识到这是一部与自身文化特性有着较大差异的电影。影片随处可见的不同的文化符号也确实佐证了这一观点。但对于一些外国观众来说，影片与中国其他地区很难剥离开来。而站在中国电影的整体视角来看，影片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套路”或模板化的剧情处理。
当新鲜刺激的画面褪去，留在观众印象中的能剩下些什么呢？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影片确实需要对故事进行还原和再加工。但在《嘎达梅林》的故事处理上，强行预设情感基调，并使用观众耳熟能详的宣传套路来重组剧情，只会使得故事丧失其历史的深度和文化内涵。更何况，“千篇一律”的故事如何能够真正动人心弦呢？
二、意象与现实的割裂
（一）意象的不断重复加深对蒙古族的刻板印象
不少观众评价本片是“中国版的《勇敢的心》”。确实，两部影片在故事结构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勇敢的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华莱士为了自由与公正，率领民众顽强抵抗英格兰统治者的故事。该影片蒙太奇手法的使用推动了主线和复线故事情节的发展。④乍一看，与嘎达梅林的故事十分相似。
但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嘎达梅林》的情节推进就稍显生硬了。在电影中，起到推动故事发展的线索性事物有很多。导演通过不断的重复来重申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概念。短刀是坚定的友谊，马奶酒囊是纯粹的爱情，长命锁是上苍的救赎，而立在原地的喇嘛塔则象征着正在远去的草原。有趣的是，这四样事物都是蒙古族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由生到死，由食到行。每一样物品都是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外化。理论上，导演通过不断重复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物品可以深化电影的意境，彰显影片文化的内涵。⑤但在实际操作中，过多的强调反而不利于影片的跨文化传播。文化本身不只有一个单一的维度，而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⑥将蒙古族的文化表征固定在某几个特定的符号上，显然是不符合文化传播基本规律的。国内影片的跨文化传播，应当思考文化主体的自身特色究竟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只是流于外在的服饰和物品，那显然过于浅显和直白了。因为服饰总在变化，物品终会老旧，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变的是什么呢？这才是跨文化传播中应该挖掘的真正能够感动他人的文化基因。 （二）民族符号的过度想象导致时空停滞
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就曾将其与医疗方式进行类比。他认为：文本就像巫术，其治疗过程要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再来“手舞足蹈”。而电影则更像是外科手术，将摄像头深入到人体内部“舞刀弄枪”。这种“代入感”抛弃了时空的界限，让追溯千年成为可能。但这也向电影本身提出了要求。摄像机作为观众深入故事的媒介，需要竭尽所能消磨观众插入故事的痕迹。为了让走进“历史”的观众收获真实感，故事至少要符合基本真实。
长久以来，影视作品中只要是涉及蒙古族人民就必有蒙古包。这本身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尔沁地区的蒙古王府作为清政府敕封的行政机构，其院落有统一的规制，高墙明瓦之外不可能任意散落着蒙古包。另一方面，科尔沁区左翼中旗在当时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住在土房村落之中，汉蒙杂居，起居上差异不大。女主角牡丹便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更有不少蒙古族人自幼年起便在私塾读书，蒙汉精通，书卷气浓浓。这便与电影的叙述产生了较大的差距。
影片拍摄于21世纪初，彼时网络互联媒体尚不发达，电视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然而17年过去，在移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影片所呈现的蒙古族形象仍不“过时”。其表现的蒙古族生活场景无一不符合今天人们的想象：蓝天、白云、绿草地，敖包、马匹、博克手。但这想象中的场景却与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自然就会引起本民族观众的疑惑和费解。嘎达梅林的故事虽然发生在20世纪初的科尔沁草原，但电影《嘎达梅林》却丧失了其时间和空间性。大部分蒙古族电影也都是如此，丧失了地缘性和发展性，使得蒙古族形象被永远留在了一个美好的想象当中。于蒙古族观众来说，这种传播方式总会带来某种错位感：一方面影片的传播效果令人惊喜。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追问，影视语言言说的究竟是何种文化？这种问题不是个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蒙古族文化作为传者正渐渐失去对于自我的认知，并根据受众的想象不断调整自己的外在表现。这种自我的模糊化使得蒙古族文化本身也在摇摆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三、民族语言要素的使用力度难以把握
（一）蒙古语的缺席使得文化身份的建构出现错位
影片观看者关于语言的认同无非表现为三个方面：蒙古语的认同、蒙汉双语的认同以及汉语的认同。当前蒙古族体裁电影多倾向于使用汉语来获取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作为一部改编自蒙古族历史题材的电影，《嘎达梅林》创作团队并未将视线局限于蒙古族内部。除了导演冯小宁本身是汉族外，影片的女主演以及许多重要配角都由非蒙古族演员担任。這种选角方式无可厚非，但是影片中牧民们相互之间说着“跑调”的汉语，马术娴熟的女主角牡丹带着一股浓郁的京腔，违抗王爷命令的“不法分子”唱着西北民歌，类似的诸多问题总会让观众频繁“跳戏”。
尽管处处都在强调蒙古族特色，影片在文化上却处于“四不像”的境况。为了减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翻译的“意义损耗”，避免观影者产生“文化上的排他”，许多蒙古族影片在拍摄时就倾向于使用汉语普通话。《嘎达梅林》在展映时就曾出现情感被推到了高峰，却因为一个蒙古大汉不准确的汉语发音引起满堂哄笑的场景。但另一方面，蒙古族观众观看本民族的电影却需要后期再次配音或是字幕的辅助，总会产生对场景和故事的剥离感。脱离了蒙古语的跨文化理解是否能够真正传递蒙古文化的内涵呢，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⑦海德格尔曾指出语言在跨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语言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竞争、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竞争的空间。⑧在这里，它既是传播的重要媒介又是信息流动难以翻越的界限。
自电影《嘎达梅林》之后，许多蒙古族电影开始寻找如何在保护民族语言的同时，有效进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但观众在网络世界的“他者”围观依旧明显。多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多民族语言更是中华语库的灿烂瑰宝。虽然想象中的“巴别塔”能够打通不同语言的界限，但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使文化在交流中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二）蒙古族音乐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理解误区
电影《嘎达梅林》的配乐有蒙古民歌《阿尔山的孩子》，还有《嘎达梅林》系列乐曲的英雄主题、爱情主题和牡丹主题，除了乐器使用之外，其旋律、节奏，甚至人声配合的演唱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在曲风上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更易被各民族观众接受。但即便如此，在观众进行内容解码时，还是会产生诸多跨文化理解上的误区。不少影片的观众在观看后反映电影配乐“一只曲调从头放到尾”让人有些审美疲劳。但蒙古族观众却大多能体会到曲意的发展与剧情发展的紧密结合。近年来，国内大部分受众受西方音乐的现代性影响较重。⑨而蒙古族音乐大多以自然为主题，曲风粗犷豪迈，曲意苍茫而不苍凉。所使用的乐器除马头琴外，多不被大部分观众熟知。
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受者的审美特点也会深深影响传播的效果。蒙古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性流行音乐的差异使得大众很难迅速理解和领会音乐中赋予的情感，特别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这就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使用民族音乐作为重要传播要素的时候，需要在尊重观影者文化审美背景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演绎方式，进而触及灵魂。另一方面，影片也需要促进观众思考、评价和阐释，以多维参与的手段促进音乐情绪的到达。
四、结语
《嘎达梅林》在商业传播上是成功的，影片票房位列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榜第十位。自2002年起，国内市场份额不断增长，众多优质影片凭借“大片”制作和营销理念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国内电影从“革命体裁”类型化转向了“商业体裁”类型化。某种程度上，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深深影响着中国电影的表达。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向现代性的发展相对缓慢，使得中国电影得以在现代化冲击的有限范围内对少数民族电影进行创作。不少学者对此抱以积极的态度，认为这种创作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观影者认为的对于传统彻底的颠覆。⑩ 《嘎达梅林》这部电影作品展现了某一特定时期下不同理念的矛盾。商业与传统、现代与民族、刻板与去刻板化等等诸多理念的聚合，让蒙古族影片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逐一展现了出来。包括蒙古族自身在内的不同民族在观影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产生割裂感，体现出了当代蒙古族人民自我文化认同的摇摆，更体现了多年来蒙古族跨文化传播的“迷茫”。艺术高于生活，却也源自生活。脱离了生活的少数民族电影便失去了其文化给予的支撑性和凝聚力，文化间有着生长张力的传播更无从谈起。
这就要求影片的创作者不断反思自身，并逐步从主观的表现转向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从类型化的叙事框架转而对人和自然的本质进行内在的透析，进而以开放的视野，在民族交往走向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延续在文化中的精神内核。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项目“泛媒介视域下民族文化传播创新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王岳川.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40-143.
②金丽娜.传播视角下民族影视创作的價值观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17（05）：85-88.
③张作成.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J].史学理论研究，2018（04）：76-83.
④吴华兰.《勇敢的心》中华莱士美国式精神的再现[J].电影文学，2015（14）：46-48.
⑤梁璐璐.中国电影中建筑意象与电影意境的建构关系[J].当代电影，2008（08）：100-104.
⑥⑦张艳芳.多元文化背景下跨文化认同理论的内涵及意义分析[J].文学教育，2018（04）：180-182.
⑧聂莉.破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悖论——以“推普废粤”之争为例[J].前沿，2014（08）：194-196.
⑨张春燕.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J].北京社会科学，2016（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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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宝阿咪丽，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长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