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书法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唐代书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包括五代）。初唐时期，书法基本上是对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书法的延续，几乎为王羲之的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而对初唐书法影响最大的除唐太宗外，还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初唐楷书四大家”，以及陆束之、孙过庭等人，他们各有风貌，开启了“唐书尚法”的新格局。唐代楷书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欧阳询的书法从晋、北魏走来，吸收了“二王”书法的秀逸雅致和魏碑险绝健劲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笔力险劲、骨气劲峭、法度谨严、结构独异的书风。其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
　　一、欧阳询生平及其书法简述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生于陈朝官宦家庭。公元689年，隋朝灭亡陈朝，欧阳询时年33岁，正值盛年，入隋朝拜为太常博士，料理礼乐之事。欧阳询博通经史，精于史学。仕唐后，名位日高，为弘文馆大学士，曾奉敕编撰《艺文类聚》类书一百卷，专供帝王备览。同时，欧阳询工于书法，是名重当时的书法大家，经常与李世民切磋书艺，其学书笃志专精，书名远播，与同代的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他虽是初唐书法家，但实际上他大半生是在陈隋两朝度过的。因其子欧阳通亦善书法，故称欧阳询为“大欧”。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又汲取北朝峻拔淳朴书风而渐变其体，由篆隶书得笔，晋帖得韵，隋碑得神;最终形成笔力道勁，结构险峻的“圆畅方挺”的新体。
　　隋炀帝大业年间，欧阳询写下了《隋尚书左仆射元长寿碑》。唐朝建国之际，欧阳询已是年逾六旬的老者。入唐之后的二十余年，是其人生最丰满而光彩的时期，期间留下了不少传世名作，书法史上才有了“欧体”的称呼。欧阳询本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太宗接位后，礼遇父亲身边老臣但并不亲近，把他安排到东宫做太子率更令，因而后世又称欧阳询为“欧阳率更”。欧阳询在东宫虽无案牍之劳形，写碑的差事却不少，且多是丰碑巨制。按北宋金石家的著录统计，欧阳询在唐朝写的碑志有十通以上。其中，有大臣、名僧的墓碑和墓志，也有皇家宫馆陵园的铭刻文字。欧阳询篆隶楷行皆精，其篆书在《九成宫醴泉铭》碑额上可以看到，隶书如《房彦谦碑》，然其行书只是一笔之转的楷书快写体，结字是纵斜的姿态，令人动色，但因“惊奇跳宕，伤于清雅之致”。米芾在湖州写就的行书《苕溪诗帖》和《蜀书帖》，变本加厉地发挥了欧阳询行书的纵斜之势。欧阳询以楷书著称，其楷书笔画方锐挺直，字形瘦削，结构森严，犹如“矛戟森列”。结字上半部分宽舒，下半部分紧敛，造成一种重心偏低却又高耸的态势，既“稳”且“险”。欧阳询“笔力劲险”，宋朝米芾称之为“险绝”，清朝梁巘说他敢用“险笔”，总不离一个“险”。欧体的“劲险”赢得了书家的赞叹，也因“劲险刻厉”而失于温秀，寡于润色，有人喻为“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唐代张怀璀在《书断》中指出：“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书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成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苏轼评其书谓：“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
　　纵观其所书《化度寺碑》《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和《虞恭公碑》诸碑，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可谓“出类拨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明项穆语），皆为唐代楷书典范，
　　其中《化度寺碑》清劲秀健，楷书法度最为严谨。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一生精研欧集，对欧书各碑细察甚详，对此碑极力推崇。曾在题跋中言之：“若以唐代书格而论，则《化度》第一，《醴泉》次之，《虞恭》又次之。若以欲追晋法而论，则《化度》第一，《虞恭》次之，《醴泉》又次之。”
　　二、欧阳询《化度寺碑》释文述略
　　《化度寺碑》又称《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镌刻于唐贞观五年（631）。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楷书，其原石久佚，存世拓本残泐不一，翁方纲考其为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现据史志录文于下：
　　右庶子李伯药制文，率更令欧阳询书。盖闻人灵之贵，天象攸凭，禀仁义之和，感山川之秀，穷理尽性，通幽洞微。研其虑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异轸，类聚群分。或博而无功，劳而寡要，文胜则史，礼烦斯黩。或控鹤乘鸾，有系风之谕;餐霞御气，致捕影之讥。至于察报应之方，穷死生之变，大慈{阙）运宏济群品，极众妙而为言，冠玄宗以立德，其唯真如之设教焉。若夫性与天道，契协神交，贻照灵心，澄神禅观，则有化度寺僧邕禅师者矣。禅师俗姓郭氏，太原介休人。昔有周氏，积德累功，庆流长世，分星判野，大启藩维。蔡伯喈云：“虢者郭也。虢叔乃文王所咨，郭泰则人伦攸属。”圣贤遗烈，奕叶其昌。祖宪，荆州刺史，早擅风猷。父韶，博陵太守，深明典礼。禅师含灵福地，擢秀华宗，爰自弱龄，神识沈静，率由至道，冥符上德。因戏成塔，发自髫年;仁心救蚁。始于廿岁。世传儒业，门多责仕。时方小学，齿骨上庠，始自趋庭，便观入室，精勤不倦，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明老易。然雅有志尚，高迈俗情，时游僧寺，伏膺释典，风鉴疏朗，豁然开悟。闻法海之微妙，毛发同喜;瞻满月之图像，身心俱净。于是锱铢轩冤，糟粕邱坟，年十有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稠禅师。稠公禅慧通《阙）戒行勤苦，道标方外，声溢区中。（阙）睹暗投，欣然惊异，即授受禅法，数日便诣幽深。稠公尝抚禅师而谓诸门徒曰：“五亭（阙）念尽在此矣。”头（阙）兰若，毕志忘疲，仍来往林虑山中，栖托游处。后属周武平齐，像往林虑，入白鹿深山，避时削迹，藏声戢曜，枕石漱流。（阙）岩之下葺茆成室，萝裳薜带，（阙）唯粪《阙）之衣;饵术餐松，尝无麻麦之饭。三迳斯绝，百（阙）为群，猛鸷毒螫之徒;潜形匿影，白鹿青鸾之辈。效祉呈祥，每梵音瞻礼，焚香读（阙二字）奇禽异兽，攒集庭宇，俱绝（阙）倚毕来俯伏，貌如恭敬，心疑听受。及开皇之初，宏（阙）释教，于时有魏州信行禅师，（阙）明佛性，大转法轮，实命世之异人，为玄门之益（阙）以道隐之辰，习当根之业，智禅师世幽居，遣人告日：“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阙）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弘益之方，昭示流俗。”禅师乃出山，与信行禅（阙）修苦行。开皇九年，信行禅师被敕徵召，乃相随入京。京师道俗，莫不遵奉信行禅（阙三字）之《阙二字）持徒众，以贞观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终于化度寺，春秋八十有九。圣上崇敬（阙二字）赠帛追福，即以其月廿二日，奉送灵塔于终南山下鸱鸣圯，禅师之遗令也。徒众收其舍利，起塔于信行禅师灵塔之左。禅师风范凝正，行业精勤。十二部经，尝甘露而俱尽;五百具戒，凌严霜而未。虽托迹禅林，避心定水，涉无为之境，绝有待之累，（阙）寓形岩穴，高步京华，常卑辞屈已，体道藏器。未若道安之游樊沔，对凿齿而自伐弥天;慧远之在庐山，折桓元之致敬人主。及迁神净土，委质ヌ林，四部奔驰，十方号慕，岂止寝歌辍相，舍佩捐珠而已？式昭景行，乃述铭云：绵邈神理，希夷法性。自有成空，从凡入圣。于昭大士，游（阙二字）正，德润慈云。心悬灵镜，（阙）蒙悟道，舍俗归真。累明成照，积智为津。行识非想，禅（阙三字）观尽三昧，情销六尘。结构穷岩，留连幽谷。灵应无像，神行匪速。敦彼开导，去兹（阙三字）绝有凭群生仰福，风火（阙）妄泡电同奔。达人忘已，真宅斯存。刹那（阙二字）净域（阙五字）乐永谢重昏。 　　三、《化度寺碑》敦煌残本拓本述评
　　《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今西安）终南山佛寺，北宋庆历年间石毁后翻刻甚多。翻刻本分南瘦北肥两种。相传北宋庆历初年，范雍在南山佛寺曾见《化度寺碑》原石，叹为至宝。寺中僧人误以为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而弃，碑断为三石。后经南宋靖康之乱，残石碎佚。宋时有人依据宋拓本翻刻，后陆续翻刻甚多。书界所称道的《化度寺碑》，多指遗落在宋时的唐代原石，其临摹镌石极为精绝。后人误将宋人翻刻本当作唐朝原石，仍声称唐石宋拓，这主要是翁方纲的错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敦煌石室曾发现旧拓《化度寺碑》剪裱残本六页，即敦煌残本，后为法国人伯希和携往国外，分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敦煌残本幅面单薄，每面四行，行计五字，残字或剪或涂，仅余二百三十六字，文献收录屡有错载，误记为二百二十六字。
　　《化度寺碑》传世拓本中，唯吴县吴氏四欧堂藏成亲王旧藏本，简称“四欧堂本”，此本石花与断痕最为自然，乃唐刻原拓孤本;册首有吴湖帆绘《勘碑图》《化度寺碑式》。册中有翁方纲、罗振玉、吴湖帆、伯希和、沈尹默等人题跋，李鸿裔、朱孝臧、吴梅、蒋祖诒、叶恭绰等观款，册尾另装入“敦煌残本”影印件。此本经明王偁（孟阳）、陈伯恭，清成亲王、荣郡王、潘祖荫等收藏。至潘氏又将其作为侄女潘静淑的陪嫁物，归今人吴湖帆收藏，吴氏合其所藏宋拓欧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温彦博碑》三碑拓本为一匣，名日“四欧秘笈”，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由于《化度寺碑》原石早在唐或五代已断裂，敦煌残本可能为残唐五代至宋初间翻刻后不久所拓，又据王壮弘考证敦煌残本“实也是翻刻本”，故“四欧堂本”与敦煌残本二者非出一石。
　　四、《化度寺碑》书法鉴评
　　《化度寺碑》早于《九成宫》一年而书，除了字型稍小之外，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之处，皆小心收敛，故二者形神酷肖，风格极为相似，可谓欧阳询楷书理性规范的极致。《化度寺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腴悦泽，用笔瘦劲刚猛，结体内敛修长，法度森严，其妙处在于严谨缜密，神气深隐，具有体方笔圆之妙，有超尘绝世之概。在结构空间的表现上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唐代其他书法家难以比拟的。同时，此碑模勒之工，非后世所及，故称楷法极则。
　　《化度寺碑》清明、平穩，没有丝毫的紊乱波动，点画表现得有力、细致。所以，谨严有余舒展不足。在结构方面，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化度寺碑》似乎比《九成宫》写得更凝练一些，这便是杨守敬看出它比《九成宫》醇古的地方。元赵孟頫跋此碑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明人王世贞更以为此碑“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清杨守敬《学书迩言》评日：“欧书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碑》为最烜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为：“《化度》出于《晖福寺》及《惠辅造像记》耳。”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特意用了“渊穆”二字，以区别于欧阳询的其他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欧阳询书法一向所具有的北方书风，残留的已经不多，而呈现出强烈的自我面目。从某些用笔特色来看，后来的柳公权似乎得力于此碑者颇多。
　　五、从《化度寺碑》审视欧阳询对楷法结构的研究意义
　　楷书妙在性情，能气形质。“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因专讲结构，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孙过庭云：“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规矩至极，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守乎法度者至严，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以线条美为书法的本质，对结构美的研究似乎较为冷漠，直到唐初欧阳询的出现，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和书法空间的构筑表现才被重视。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其《传授诀》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轻重，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方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敬正。”欧阳询以为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著运行《八诀》，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同时，欧阳询的《结构三十六法》是他对书法空间意识的研究成果，概括了楷书布势的基本规律，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成为楷书准绳。明代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清代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该法从书写前的精神准备、执笔方法、书写意境到结构原则与墨色的掌握，从肥瘦刚柔的控制、总体布局的原则到各种结构的要领等入手，简练而又全面地概括了作书的道理。尤其对诸如“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覆盖”……不同结构的组合、移位、变形，相同字的变化，异体字的写法等诸多问题，阐释得简明而清晰。欧阳询的楷书结构规律对书法空间构筑的贡献，一直被后世所重视。陈振濂如此评说欧阳询：“他的成功似乎向后人揭示出一种奇怪的风格范型：一方面，他是以整齐与正规的缰绳去套住北碑那脱缰野马似的纵横恣肆，这看起来有点像李斯秦篆对诡怪陆离的金文大篆的改造，似乎为书法家们所不取：另一方面，他在规整的结构基调上酌取北碑的线条风格，从而体现出与魏碑相近的险劲气息，这一点又颇使书法家们心醉神驰。他的存在标志着楷书在书法史上取得了真正的无上地位。”
　　作者简介：
　　窦永锋，甘肃省张家川县人，别署飞云堂主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书法导报》特约记者、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水书法院学术部主任。主要从事金石考证辨释、简牍书法研究与书画创作。其书画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报》《书法研究》《大观·收藏》《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书法报》等艺术类期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