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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虽为古术，但今人所知、所学大多已去古甚远，原因在于术的传承方式及人心所向：一方面，针灸传承的载体，自古即是书于竹帛或口手相授，文本历经更迭，概非原貌，而师承所传，亦有出入; 另一方面，近代西学传播对传统学问产生了范式上的冲击，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精通传统文化的人甚少，中医研究者亦多以自然科学方法“破解”传统之谜为己任，着力于为古术寻找现代科学的依据。大势之下，有什么必要再翻故纸堆呢？
然而，现代科研中所遇到的诸多瓶颈暗示了重翻故纸的必要。我们有时很难回答业外、国外好奇者的诸多发问： 经脉究竟是什么？腧穴的结构是怎样的？风、邪、气是否只是古代人对不理解现象的歪曲？干针和针灸有什么区别？每当面对诸如此类的发问，而研究者困于如何给出理性回答时，不禁质疑，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习而不察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灸研究趋势存在着几个阶段的革新，整体上都逐步向现代化、“科学化”靠拢。长久以来，针灸的文本、理论研究式微，甘于坐冷板凳、沉潜在古文字分析中的学者越来越少，新一代针灸人文研究者中，不少也最终屈从于现实利益而“转业”。在科研机制上，海外尚有不少支持针灸人文研究的人类学、历史学相关资助，在国内却少有对针灸人文社科性质研究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张树剑教授的《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书的出版，鼓舞人心，也是中国针灸人文学者所期待的研究。
从研究关注的内容与思考方式上，数十年的针灸人文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走向： 一为历史， 一为理论。前者解答“有什么”的问题， 重在梳理脉络与回顾事实;后者解答“为什么”的问题，重沿循线索， 寻找原因; 二者的方法都以文献学为根本。这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融合了作者多年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所成，其涵盖范围甚广，包括不同兴趣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一 铺展针灸思想史研究格局
本书题为《中国针灸思想史论》， 暗含了作者对研究关切的考量。近些年， “思想史”这一概念为诸多领域启用，主要因其内涵巧妙，既言学问之思想内容，又牵涉学问之发展历程，是“共时”与“历时”的融汇。《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該书分上下两编，有着清晰的“思想”与“史”的分界。上编名“概念与理论流变”，以经脉、身形、腧穴、刺法等对概念范畴进行划分，基本遵循了传统针灸理论框架的逻辑，但其中对概念的选择与理论的着重，则体现了作者自己的独特认识，基于传世文献，从概念析疑，到理论的阐发，见微知著，解决诸多在理解与应用中常存在疑惑的问题。尤其第五章的“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再识与解析”，就经脉、病因、腧穴、治疗等几个方面，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将看似习以为常的针灸概念升华到古人思考方式和对世界认识观念的高度，尤见功力; 而最后又以简约的“法天”概括总体的针灸理论内核，亦是基于作者多年对文献的琢磨与研究的体会所得。
下编名为“学术史专题讨论”，以九个专题，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就古今有关针灸存在争议的话题进行阐发，所关涉的方面，既包括了理论的发展史，又包含近现代针灸人物、事件的回顾，另有作者自身对当前针灸发展与国际化走向问题进行的思考。本书的下编与上编文风存在很大的转折，从古典脱出，反思今日现状，构造了较为宏观的思考格局，难能可贵。
笔者认为，针灸思想是对针灸相关的文本与实践的理解方式和观念的解读。与中国哲学思想有所不同，针灸的思想尤其不能跳脱开实践的经验认识来理解文本，正是在基本的实践感知基础上，才能相对理性准确地把握、诠释文本，而不致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作者在书中将这种文本与实践的关联归结为传承的明线与暗线，将“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界定为明线，主要包括传世经典文献，而“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界定为暗线，“多以口口相传为承袭方式……不重说理， 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 （[1]，页3）。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中，能够感觉到作者将这两条线索进行对照与融合，而且对文本的梳理保持了应有的理性，这也是作者自身学者兼医者身份所决定的。
就本书的全局而言，作者立于针灸的核心，向上通过两汉古籍的文本分析，向下延伸到当前国际发展现状，微至概念的文字学考据，广达思想观念的宏观建构，且兼容了文献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考量，所铺陈的格局十分开阔。
二 理论溯源兼涵文化旨趣
本书上编以传统针灸理论的基本划分方式对不同概念进行了类分，其中，“论经脉”“论腧穴”“论刺法”融合了概念研究和理论探讨，“论身形”一章则是针对几个针灸理论身体观概念的专门分析。虽是对传统框架的承袭，却能从概念划分的细微之处，看出作者对概念实质的体会和认识，如将经筋、四海划归于身形范畴，讲根结标本是为腧穴效应的借喻等。
有趣的是，初看本书上编的格局，似是从针灸学科角度着眼所布设的逻辑，但翻开每一话题的具体讨论，却打破了既往针灸学科内的叙述囹圄。如书中开篇即谈最具学科特色的“经脉”概念，却未像一般讲述经脉时，常从概念的界定出发，站在学科内部言说学科知识，令人感到此类概念的出现，似乎是高屋建瓴的思想构筑。作者在揣摩这类有“中医”逻辑与特色的内容时，能够跳脱出学科的限域，以一个“发现者”的眼光，按照历史自身的规律，推衍、还原了概念产生的语境与发生过程，就经脉而言，以早期的、也是必经的对身体现象与解剖的观察、实践为始，逐步上升到复杂因素而致的理论建构，结合了大量不同时代文献为佐证，用令人舒适的陈说方式铺展“深奥”概念的发展流程，虽是书写特殊领域的知识史，却没有自说自话的傲慢。
此外，概念与理论的篇章应是本书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部分，作者在此尤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针灸概念里的融合与表达，使该部分内容兼顾了针灸文化层面的讨论。如对“督脉”名称的分析，一般对“督脉”之意的理解，皆从其总督诸阳脉的角度进行诠释，因而对“督”常解为“督领”之意。而作者通过考证古代“督”一字的语义变迁，挖掘出其早期有更为朴素的“衣背正中”之义（[1]，页21），因而“督脉”之命名和后世对其功用的理解，也体现出这种早期含义的痕迹。可以看出，本书对针灸理论中的概念分析，既注重追本溯源的细致、深刻研究，又不失于文化内涵的旨趣，扩大了本书的读者范围。 作者尤其注重概念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在选择分析的文本范围时，兼顾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 乃至参照了古代非医文本的关联内容，构造了坚实的论证基础，源于经典却不拘于经典。正如作者在书中探讨《黄帝内经》的文本处理时所言：“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优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 。”（[1]，页1）
三 关切学术史前沿问题
本书下编的学术史专题讨论，包含九个话题，开篇为“针灸的传统： 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什么是针灸传统”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在方法学上， 也印证了本书书写的立意与意义。其后的各个章节以时间为序， 串联问题： 分析古代的“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概念产生的原因，宋代解剖图的出现和影响，以及近代以朱琏为代表的“新针灸學”的发展史、针刺消毒的争议，并贯联今天热议的“干针”问题，存在争议的针灸“辨证论治”问题，以及新产生的针灸“解剖学派”和“微针学派”等。以历史上的有趣话题来透现作者的个人思考，在针灸理论研究中，有着独到、新颖的形式。
作者选择的几个古代针灸遗存问题，在今天的针灸学科体系中多属“边缘”，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概念或话题的产生，皆基于决定性的思想土壤。在针对诸如“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话题的探讨过程中，作者避开了以往中医研究者常采用的立场——站在中医理论、文献之中看待问题，而是以“业外人”的视角，观察这些话题的大背景，做出更宏观的历史分析。如将“子午流注”的产生与儒学思想发展进行关联，从多方面分析成因，即属此类。
因于中国社会自身变革，加之西方医学科学传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近代针灸领域出现了诸多争端与转型。作者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几个存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牵涉到不同维度的内容。以20世纪50年代朱琏等学者为代表的“新针灸学”派的诞生，象征着中国针灸研究结合西方科学方法的开始，在当时给针灸发展带来的是全新的思潮，而今这种路径也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新针灸学”都为针灸的现代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地。针刺的消毒史，表面看只是关于临床实践中的技术操作规范性问题，但实际还关联着医药政策与制度、西方医学的结合与影响、海外传播过程中自身标准化与规范化等复杂因素，正如作者于书中所言：“（针刺消毒）技术并不复杂，在其被接受的过程中，政治、教育、商业、中医、西医等各个方向都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力量渗入。” （[1]，页260）
最后，就当代针灸发展，作者所关注的基本都属于“热点”问题。首先是很有趣的关于针灸“辨证论治”的讨论， “辨证论治”本身是中医为了凸显自身特征，以别于西方生物医学，而由任应秋、秦伯未等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总结特点提出的概念[2]，其后，被针灸领域引用，成为临床诊治理论，如此套用，必然存在问题。为探讨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及如何认识，作者邀请国内外数位针灸研究者共同书写这一篇章，从不同角度把针灸“辨证论治”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干针”近几年成为针灸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在海外从事针灸行业的华人圈中十分敏感，当然其中牵涉的因素也十分复杂，作者对“干针”的探讨，以及其后对当前针灸新派别进行的思考，都是紧随时代的研究。
作者迎难而上，对古代话题抓“冷门”，现代话题抓“热门”，这种选择特点颇有意味。推想大概是因于古代的“热门”话题多有论者，但对“冷门”问题的失于理解容易造成历史脉络上的缺漏; 而当今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正是融合了历史问题的遗存与中外争议的焦点，也是针灸学中的瓶颈与难处。而无论是古之“冷门”还是今之“热门”，都是研究中较棘手的地方。
张树剑教授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的绪论中说，“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 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1]，页4）。这种冷静客观的议论在当今中医药发展如火如荼的浪潮中委实不易。从本书的关注点中，也能感受到作者以解决问题为终极目标，而非对既有文本或知识的简单串联。这种有针对性的概念、理论、历史研究，对中医领域自身探索来说，无疑是助于后人清醒认识针灸、理解原初本义的重要工作; 同时，作者对针灸问题探讨的跳脱，使针灸虽特别却不再孤立，打破了既往中医与其它学科的隔阂，明晰了中医史和其它古代科技文化史之间本互有的渗透，推动了不同领域间的方法学共享和材料沟通。
本书的命名，蕴含了作者对这一研究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即梳理针灸相关思想的历史。但现阶段本书内容较偏倾基于概念的理论与思想研究，对历史的呈现有片段化的特点。未来更宏观地对针灸思想史连贯地书写，亦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
[1]张树剑. 中国针灸思想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李宇铭. 论“辨证论治”的本义[J]. 中医药通报， 2011， 10 （2）： 38—40.
然而，现代科研中所遇到的诸多瓶颈暗示了重翻故纸的必要。我们有时很难回答业外、国外好奇者的诸多发问： 经脉究竟是什么？腧穴的结构是怎样的？风、邪、气是否只是古代人对不理解现象的歪曲？干针和针灸有什么区别？每当面对诸如此类的发问，而研究者困于如何给出理性回答时，不禁质疑，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习而不察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灸研究趋势存在着几个阶段的革新，整体上都逐步向现代化、“科学化”靠拢。长久以来，针灸的文本、理论研究式微，甘于坐冷板凳、沉潜在古文字分析中的学者越来越少，新一代针灸人文研究者中，不少也最终屈从于现实利益而“转业”。在科研机制上，海外尚有不少支持针灸人文研究的人类学、历史学相关资助，在国内却少有对针灸人文社科性质研究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张树剑教授的《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书的出版，鼓舞人心，也是中国针灸人文学者所期待的研究。
从研究关注的内容与思考方式上，数十年的针灸人文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走向： 一为历史， 一为理论。前者解答“有什么”的问题， 重在梳理脉络与回顾事实;后者解答“为什么”的问题，重沿循线索， 寻找原因; 二者的方法都以文献学为根本。这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融合了作者多年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所成，其涵盖范围甚广，包括不同兴趣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一 铺展针灸思想史研究格局
本书题为《中国针灸思想史论》， 暗含了作者对研究关切的考量。近些年， “思想史”这一概念为诸多领域启用，主要因其内涵巧妙，既言学问之思想内容，又牵涉学问之发展历程，是“共时”与“历时”的融汇。《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該书分上下两编，有着清晰的“思想”与“史”的分界。上编名“概念与理论流变”，以经脉、身形、腧穴、刺法等对概念范畴进行划分，基本遵循了传统针灸理论框架的逻辑，但其中对概念的选择与理论的着重，则体现了作者自己的独特认识，基于传世文献，从概念析疑，到理论的阐发，见微知著，解决诸多在理解与应用中常存在疑惑的问题。尤其第五章的“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再识与解析”，就经脉、病因、腧穴、治疗等几个方面，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将看似习以为常的针灸概念升华到古人思考方式和对世界认识观念的高度，尤见功力; 而最后又以简约的“法天”概括总体的针灸理论内核，亦是基于作者多年对文献的琢磨与研究的体会所得。
下编名为“学术史专题讨论”，以九个专题，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就古今有关针灸存在争议的话题进行阐发，所关涉的方面，既包括了理论的发展史，又包含近现代针灸人物、事件的回顾，另有作者自身对当前针灸发展与国际化走向问题进行的思考。本书的下编与上编文风存在很大的转折，从古典脱出，反思今日现状，构造了较为宏观的思考格局，难能可贵。
笔者认为，针灸思想是对针灸相关的文本与实践的理解方式和观念的解读。与中国哲学思想有所不同，针灸的思想尤其不能跳脱开实践的经验认识来理解文本，正是在基本的实践感知基础上，才能相对理性准确地把握、诠释文本，而不致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作者在书中将这种文本与实践的关联归结为传承的明线与暗线，将“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界定为明线，主要包括传世经典文献，而“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界定为暗线，“多以口口相传为承袭方式……不重说理， 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 （[1]，页3）。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中，能够感觉到作者将这两条线索进行对照与融合，而且对文本的梳理保持了应有的理性，这也是作者自身学者兼医者身份所决定的。
就本书的全局而言，作者立于针灸的核心，向上通过两汉古籍的文本分析，向下延伸到当前国际发展现状，微至概念的文字学考据，广达思想观念的宏观建构，且兼容了文献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考量，所铺陈的格局十分开阔。
二 理论溯源兼涵文化旨趣
本书上编以传统针灸理论的基本划分方式对不同概念进行了类分，其中，“论经脉”“论腧穴”“论刺法”融合了概念研究和理论探讨，“论身形”一章则是针对几个针灸理论身体观概念的专门分析。虽是对传统框架的承袭，却能从概念划分的细微之处，看出作者对概念实质的体会和认识，如将经筋、四海划归于身形范畴，讲根结标本是为腧穴效应的借喻等。
有趣的是，初看本书上编的格局，似是从针灸学科角度着眼所布设的逻辑，但翻开每一话题的具体讨论，却打破了既往针灸学科内的叙述囹圄。如书中开篇即谈最具学科特色的“经脉”概念，却未像一般讲述经脉时，常从概念的界定出发，站在学科内部言说学科知识，令人感到此类概念的出现，似乎是高屋建瓴的思想构筑。作者在揣摩这类有“中医”逻辑与特色的内容时，能够跳脱出学科的限域，以一个“发现者”的眼光，按照历史自身的规律，推衍、还原了概念产生的语境与发生过程，就经脉而言，以早期的、也是必经的对身体现象与解剖的观察、实践为始，逐步上升到复杂因素而致的理论建构，结合了大量不同时代文献为佐证，用令人舒适的陈说方式铺展“深奥”概念的发展流程，虽是书写特殊领域的知识史，却没有自说自话的傲慢。
此外，概念与理论的篇章应是本书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部分，作者在此尤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针灸概念里的融合与表达，使该部分内容兼顾了针灸文化层面的讨论。如对“督脉”名称的分析，一般对“督脉”之意的理解，皆从其总督诸阳脉的角度进行诠释，因而对“督”常解为“督领”之意。而作者通过考证古代“督”一字的语义变迁，挖掘出其早期有更为朴素的“衣背正中”之义（[1]，页21），因而“督脉”之命名和后世对其功用的理解，也体现出这种早期含义的痕迹。可以看出，本书对针灸理论中的概念分析，既注重追本溯源的细致、深刻研究，又不失于文化内涵的旨趣，扩大了本书的读者范围。 作者尤其注重概念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在选择分析的文本范围时，兼顾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 乃至参照了古代非医文本的关联内容，构造了坚实的论证基础，源于经典却不拘于经典。正如作者在书中探讨《黄帝内经》的文本处理时所言：“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优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 。”（[1]，页1）
三 关切学术史前沿问题
本书下编的学术史专题讨论，包含九个话题，开篇为“针灸的传统： 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什么是针灸传统”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在方法学上， 也印证了本书书写的立意与意义。其后的各个章节以时间为序， 串联问题： 分析古代的“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概念产生的原因，宋代解剖图的出现和影响，以及近代以朱琏为代表的“新针灸學”的发展史、针刺消毒的争议，并贯联今天热议的“干针”问题，存在争议的针灸“辨证论治”问题，以及新产生的针灸“解剖学派”和“微针学派”等。以历史上的有趣话题来透现作者的个人思考，在针灸理论研究中，有着独到、新颖的形式。
作者选择的几个古代针灸遗存问题，在今天的针灸学科体系中多属“边缘”，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概念或话题的产生，皆基于决定性的思想土壤。在针对诸如“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话题的探讨过程中，作者避开了以往中医研究者常采用的立场——站在中医理论、文献之中看待问题，而是以“业外人”的视角，观察这些话题的大背景，做出更宏观的历史分析。如将“子午流注”的产生与儒学思想发展进行关联，从多方面分析成因，即属此类。
因于中国社会自身变革，加之西方医学科学传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近代针灸领域出现了诸多争端与转型。作者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几个存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牵涉到不同维度的内容。以20世纪50年代朱琏等学者为代表的“新针灸学”派的诞生，象征着中国针灸研究结合西方科学方法的开始，在当时给针灸发展带来的是全新的思潮，而今这种路径也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新针灸学”都为针灸的现代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地。针刺的消毒史，表面看只是关于临床实践中的技术操作规范性问题，但实际还关联着医药政策与制度、西方医学的结合与影响、海外传播过程中自身标准化与规范化等复杂因素，正如作者于书中所言：“（针刺消毒）技术并不复杂，在其被接受的过程中，政治、教育、商业、中医、西医等各个方向都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力量渗入。” （[1]，页260）
最后，就当代针灸发展，作者所关注的基本都属于“热点”问题。首先是很有趣的关于针灸“辨证论治”的讨论， “辨证论治”本身是中医为了凸显自身特征，以别于西方生物医学，而由任应秋、秦伯未等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总结特点提出的概念[2]，其后，被针灸领域引用，成为临床诊治理论，如此套用，必然存在问题。为探讨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及如何认识，作者邀请国内外数位针灸研究者共同书写这一篇章，从不同角度把针灸“辨证论治”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干针”近几年成为针灸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在海外从事针灸行业的华人圈中十分敏感，当然其中牵涉的因素也十分复杂，作者对“干针”的探讨，以及其后对当前针灸新派别进行的思考，都是紧随时代的研究。
作者迎难而上，对古代话题抓“冷门”，现代话题抓“热门”，这种选择特点颇有意味。推想大概是因于古代的“热门”话题多有论者，但对“冷门”问题的失于理解容易造成历史脉络上的缺漏; 而当今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正是融合了历史问题的遗存与中外争议的焦点，也是针灸学中的瓶颈与难处。而无论是古之“冷门”还是今之“热门”，都是研究中较棘手的地方。
张树剑教授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的绪论中说，“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 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1]，页4）。这种冷静客观的议论在当今中医药发展如火如荼的浪潮中委实不易。从本书的关注点中，也能感受到作者以解决问题为终极目标，而非对既有文本或知识的简单串联。这种有针对性的概念、理论、历史研究，对中医领域自身探索来说，无疑是助于后人清醒认识针灸、理解原初本义的重要工作; 同时，作者对针灸问题探讨的跳脱，使针灸虽特别却不再孤立，打破了既往中医与其它学科的隔阂，明晰了中医史和其它古代科技文化史之间本互有的渗透，推动了不同领域间的方法学共享和材料沟通。
本书的命名，蕴含了作者对这一研究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即梳理针灸相关思想的历史。但现阶段本书内容较偏倾基于概念的理论与思想研究，对历史的呈现有片段化的特点。未来更宏观地对针灸思想史连贯地书写，亦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
[1]张树剑. 中国针灸思想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李宇铭. 论“辨证论治”的本义[J]. 中医药通报， 2011， 10 （2）： 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