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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鉴其他学者政策文本量化的方式，将土地流转的政策文本从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及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量化，并利用IAD框架建立了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土地流转：IAD框架：政策量化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处于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速转型时期。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村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土地流转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农村发展以及“三农”问题的核心。
土地流转一出现就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长期的政策推动土地流转明显加快，土地流转面积逐年上升。2007年土地流转面积只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到2015年该比例提升到33.3%，增长超过6倍。可以看出，土地流转深受政策的驱动，并且土地流转在不断地发展。但是目前各地的土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差异，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存在低效的现象。说明目前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政策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起到激励农户的效果。目前学者对于土地流转的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并考察了土地低效流转的原因。但是目前考察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文章较少，对政策的测量是从农户的认知出发，虽然考虑到了宏观层次的因素，但对因素的处理仍旧落到了微观层面。因此，本文尝试将其他领域对于政策的量化应用到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上，同时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从宏微观融合的视角建立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理论基础
（一）政策的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方面进行开创性尝试的是Gray D.Libecap。彭纪生等则在国内首次依据政策内容与类型对政策进行赋值量化，建立了政策量化研究数据库。此后，其他学者基于彭纪生的量化模式纷纷开展研究。如张国兴等学者针对我国节能政策法规进行研究，其基于政策力度、措施、目标3个不同方面的维度对相关政策展开了量化工作，构建了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的度量模型。段忠贤提出T-O-P三维分析的视角，研究自主创新政策的供给特征。本文对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借鉴这种政策量化的三维视角。
（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简称lAD框架是由Ostrom提出的用于研究个人选择与制度情境互动的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分为三大模块，如图1所示。其中外部变量包括应用规则、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行动舞台包括行动情境和行动者。而外部变量与行动舞台共同作用于行为结果。
根据IAD框架，个人的理性选择主要受自然物质的条件、行动所在场域的共同体属性、对行为产生激励的应用规则这三类外生变量的作用以及行动情境和个体的心理活动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影响，行动情境是行动者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对内外要素的双重关注，应用的任何制度理论进行分析的关键是搞清楚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一般认为，二者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影响机制一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即制度作为自变量，行动者行为模式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而产生预期和非预期结果的。另一方面是行动者的行动作为自变量，制度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来创设、改变或终止制度，即制度的变迁分析。本文应用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即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三、理论框架的提出
土地流转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规则下社会各群体对土地资源的一种分配，它遵循国家政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规则。根据IAD框架土地流转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应用IAD框架中的操作模块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利用IAD框架的操作模块进行分析时，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行动舞台。行动舞台指的是“个体间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斗争的社会空间”。在该框架中，行动舞台可以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可以是一个乡镇，也可以是一个行政村。行动舞台的设定需要根据研究的范围进行设定。比如研究某个省的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那么行动舞台就是这个省。这些省所有有关土地流转法的律法规以及政策就是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根据前文土地流转政策可以从土地流转的政策目标、政策力度以及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操作化。政策目标是政策实行以后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结果。其中政策的目标越明确越有利于土地的流转，政策力度主要是指对于实施者的影响效力的大小，政策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政策的落实，也就越有助于土地的流转，政策措施则是一系列能够促进土地流转的办法，政策措施越具体可操作性越强，越有助于土地的流转。
对于土地流轉而言，自然物质就是每个家庭所拥有的承包地，该承包地是可以参与流转的土地资源。我们知道不管行动舞台如何设定，每个行动舞台里面都包括相应的行动者和行动情景两个变量。行动者主要是指参与土地流转的社会群体，参与流转的社会群体存在多种可能，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行动者主要是政府，还可能是企业。农民自己进行的土地流转主要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或者农户。考虑到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但一般家庭户中的户主在家里拥有主要的决策权力，因此，本文的行动者主要是指农户和户主。两个行动者分别具有各自的属性以及行为。户主的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等属性；其行为包括教育行为、婚育行为、收入与消费行为等。农户的属性包括家庭总人数、非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拥有土地的面积，家庭总支出等。农户的行为则只有一个，即土地的流转行为。户主的属性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农户的行为，但是最终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由农户做出。
奥斯特罗姆将行动情境定义为直接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过程的结构。它是行动舞台的核心，决定着个体在整个制度框架中如何通过行为把外生变量和结果连接起来。行动情景是行动者（农民、户主）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主要涉及到影响农户以及户主的各种因素。在本文的框架设定下，主要将其设定为主要影响到农户或者户主的属性特征。
四、结语
首先本文根据土地流转政策的特点，借鉴其他政策基于文本内容的量化方式，将其应用到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上，这种量化的形式对土地流转政策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其次，利用IAD框架探索建立的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了宏微观融合进行跨层次研究的需要，为后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尽管如此，该框架中对于行动情境的选择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土地流转：IAD框架：政策量化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处于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速转型时期。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村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土地流转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农村发展以及“三农”问题的核心。
土地流转一出现就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长期的政策推动土地流转明显加快，土地流转面积逐年上升。2007年土地流转面积只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到2015年该比例提升到33.3%，增长超过6倍。可以看出，土地流转深受政策的驱动，并且土地流转在不断地发展。但是目前各地的土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差异，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存在低效的现象。说明目前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政策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起到激励农户的效果。目前学者对于土地流转的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并考察了土地低效流转的原因。但是目前考察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文章较少，对政策的测量是从农户的认知出发，虽然考虑到了宏观层次的因素，但对因素的处理仍旧落到了微观层面。因此，本文尝试将其他领域对于政策的量化应用到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上，同时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从宏微观融合的视角建立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理论基础
（一）政策的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方面进行开创性尝试的是Gray D.Libecap。彭纪生等则在国内首次依据政策内容与类型对政策进行赋值量化，建立了政策量化研究数据库。此后，其他学者基于彭纪生的量化模式纷纷开展研究。如张国兴等学者针对我国节能政策法规进行研究，其基于政策力度、措施、目标3个不同方面的维度对相关政策展开了量化工作，构建了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的度量模型。段忠贤提出T-O-P三维分析的视角，研究自主创新政策的供给特征。本文对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借鉴这种政策量化的三维视角。
（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简称lAD框架是由Ostrom提出的用于研究个人选择与制度情境互动的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分为三大模块，如图1所示。其中外部变量包括应用规则、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行动舞台包括行动情境和行动者。而外部变量与行动舞台共同作用于行为结果。
根据IAD框架，个人的理性选择主要受自然物质的条件、行动所在场域的共同体属性、对行为产生激励的应用规则这三类外生变量的作用以及行动情境和个体的心理活动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影响，行动情境是行动者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对内外要素的双重关注，应用的任何制度理论进行分析的关键是搞清楚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一般认为，二者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影响机制一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即制度作为自变量，行动者行为模式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而产生预期和非预期结果的。另一方面是行动者的行动作为自变量，制度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来创设、改变或终止制度，即制度的变迁分析。本文应用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即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三、理论框架的提出
土地流转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规则下社会各群体对土地资源的一种分配，它遵循国家政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规则。根据IAD框架土地流转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应用IAD框架中的操作模块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利用IAD框架的操作模块进行分析时，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行动舞台。行动舞台指的是“个体间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斗争的社会空间”。在该框架中，行动舞台可以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可以是一个乡镇，也可以是一个行政村。行动舞台的设定需要根据研究的范围进行设定。比如研究某个省的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那么行动舞台就是这个省。这些省所有有关土地流转法的律法规以及政策就是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根据前文土地流转政策可以从土地流转的政策目标、政策力度以及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操作化。政策目标是政策实行以后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结果。其中政策的目标越明确越有利于土地的流转，政策力度主要是指对于实施者的影响效力的大小，政策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政策的落实，也就越有助于土地的流转，政策措施则是一系列能够促进土地流转的办法，政策措施越具体可操作性越强，越有助于土地的流转。
对于土地流轉而言，自然物质就是每个家庭所拥有的承包地，该承包地是可以参与流转的土地资源。我们知道不管行动舞台如何设定，每个行动舞台里面都包括相应的行动者和行动情景两个变量。行动者主要是指参与土地流转的社会群体，参与流转的社会群体存在多种可能，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行动者主要是政府，还可能是企业。农民自己进行的土地流转主要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或者农户。考虑到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但一般家庭户中的户主在家里拥有主要的决策权力，因此，本文的行动者主要是指农户和户主。两个行动者分别具有各自的属性以及行为。户主的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等属性；其行为包括教育行为、婚育行为、收入与消费行为等。农户的属性包括家庭总人数、非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拥有土地的面积，家庭总支出等。农户的行为则只有一个，即土地的流转行为。户主的属性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农户的行为，但是最终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由农户做出。
奥斯特罗姆将行动情境定义为直接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过程的结构。它是行动舞台的核心，决定着个体在整个制度框架中如何通过行为把外生变量和结果连接起来。行动情景是行动者（农民、户主）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主要涉及到影响农户以及户主的各种因素。在本文的框架设定下，主要将其设定为主要影响到农户或者户主的属性特征。
四、结语
首先本文根据土地流转政策的特点，借鉴其他政策基于文本内容的量化方式，将其应用到土地流转政策的量化上，这种量化的形式对土地流转政策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其次，利用IAD框架探索建立的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了宏微观融合进行跨层次研究的需要，为后续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尽管如此，该框架中对于行动情境的选择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