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能弘道》
　　倪培民著
　　李子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通常仁被视为一种“德”。由于仁在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儒家学说也被很多学者看作是“德性伦理学”的一种，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相似。的确，无论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专注于构建道德行为者，而不是行为的定理规则。亚里士多德的“德”和孔子的“德”都是导致美好生活所要求的特质或能力，都需要通过不断地践行，使它变成人的自我的一部分（比如习惯或者品性）。两位哲学家都认为，有德之人在特殊情境下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不能简单地通过行为规范来表达。
　　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之间也有着重大分歧。亚里士多德的“德”是建立在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正如一颗树种的目的是长成一棵树，它生根发芽的内在潜能就是它的“德”，人也有前定的目的，彰显人的“德”是为了实现人的前定的目标，也是人的责任。而孔子的“德”，更多的是人们在开创自己人生时，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或艺术。可以把这个关键的不同表述为“道德之德”和“功能之德”的区别。如果我们把“道德之德”看作是遵守先定的道德标准或目的的品性或能力，那么，“功能之德”则是不设定任何形而上学意义的目的的品性和技能。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基于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将理性思辨的德性（思辨能力）置于其伦理学的核心位置，认为人的思辨能力是人的本质特征，从而把思辨看作最能体现人的特征的活动。而孔子的“德”，则把人际的关爱这一情感因素置于核心。孔子把人们良好的修养和恰当的情感、态度及它们的表达方式放在远高于理性思辨的地位——当然，这里的“高于”指的是創造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实现某种前定的目的。
　　由于践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决定因素，孔子关于仁的说明通常是告诉人们怎样去践行，从而成为一个仁人，而不是提供仁人的定义。在学生问他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被认为是道德金律的否定表述式。说它是“金律”，是因为它似乎抓住了道德的基准，可以看作是所有其他规则的基础。的确，这条金律的各种版本几乎在全世界的各种宗教教义中都能找到，似乎各宗教都有此共识。说它是“否定表述式”，是因为与西方人所熟知的金律的表达式“己所欲，施于人”相比，它是告诉人们不要去做什么，而不是应当去做什么。
　　但是，孔子关于仁的这个描述与西方流行的道德金律版本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肯定或否定的表述形式。事实上，孔子也有过“金律”的肯定的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孔子从未将仁当作道德律令，更不用说是至高无上的“金律”。他曾经清楚地表述：“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么去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去做。只要怎样做是合理恰当的，便怎么做。”
　　孔子把通权达变的艺术看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认为：“可以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走同一条路;可以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可以坚持同样的立场;可以坚持同样立场的人，未必可以一道通权达变。” “权”字最初是指衡量轻重的秤，后引申为做出判断。大约在战国时期（前476-前221）成书的《春秋公羊传》中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就是说，权指的是恰恰需要违背已经确立的原则才能得到善的那种艺术。的确，把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为金律，会导致人们早已知觉到的一些困境。
　　例如，对一个喜欢别人对他行贿的人来说，“己所欲，施于人”就不仅允许他贿赂别人，而且还会把贿赂别人变为他的道德责任。对一个自己不喜欢坐牢的法官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允许罪犯以此为理由来指责法官不道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条金律将是非曲直建立在个人的好恶之上，而个人的好恶可以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