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众两院最终通过减税法案前后，国内学者和媒体就此展开了大规模讨论，所持观点各不相同，且负面看法居多。本质上看，与“能源主导权”战略一样，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政策也是其“美国优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刺激消费、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是其首要考量，对目前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无疑具有正面拉动效应。与里根当年大规模减税主要针对“日本可以说不”的经济竞争压力不同，特朗普相关政策针对我国的战略意味并不明显，但导致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等类似风险则不可不防。

一、该政策是“美国优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标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特朗普政府不满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全球地位相对下滑状况，制定并实施“美国优先”战略。从集体安全到“美国优先”，从多边到双边，从“能源独立”到“能源主导权”的转变是具体体现。其不仅希望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也希望通过“能源主导权”战略的实施及放松环境管制并退出《巴黎协定》，进一步降低能源成本，充分发挥美国在能源资源、土地成本、环境容量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提升传统产业市场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回归；还希望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二、刺激国内消费是该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全球经济影响总体利好

　　美国的税制结构与我国明显不同，税收来源以个人和家庭所得税及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企业所得税在联邦税收中占比相对较低，特朗普减税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降低个税，并取消遗产税，希望借此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减税除大幅调降个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之外，很多抵扣政策则被取消，可总结为“两减、两增、两废、一改”。在十年总计近1.5万亿美元的减税总额中，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规模为个税的一半左右。虽然企业所得税从35%调降至21%，但相关研究显示，美国目前的企业平均所得税税率在25%左右，实际调降幅度并不是很大，且圣诞节期间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给员工分红，将税率调降部分转化为个人消费。
　　从里根时期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来看，不仅对美国经济增长刺激作用明显，依托其庞大国内市场的外溢效应，全球主要国家均会从对美出口中获益，进而形成全球经济总体加速增长格局，仅受压不得不进行自我出口限制的日本除外。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政策，虽然会受到“美国优先”战略下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冲击，但对全球经济影响应为总体利好。

三、特朗普减税的行业影响差异较大，日韩等国的跟随效应更值警惕

　　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更多是出于其重振美国制造业以及促进制造业回归的客观需要。但减税政策中很多既有的税收优惠及抵扣被同时取消，不仅政策力度会打折扣，而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全球及我国带来的影响更不能一概而论。
　　因与我国在产业供应链上的关系更为密切，且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美国减税政策对日韩等国产生的跟随效应才是我国更应警惕与关注的。为此，我国应在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等创新政策的同时，在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市場优势，以市场换技术，确保我国逐步实现自身的产业与技术转型升级。

四、降低企业所得税我国不是主要对象国，对我国影响较贸易保护为弱

　　相比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政策，其“美国优先”战略下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的负面冲击或许更大。不论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促进制造业回归，首要对象均是存在明显竞争关系的日、德、韩等主要对美出口国，以及作为这些国家对美出口基地的墨西哥、加拿大等周边国家，其中，汽车和航空等产业首当其冲。而我国目前对美出口主要为机电产品和家居、鞋类及服装等，产业链基本在东亚地区，美均不具有可替代性，美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迫使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电信等高端服务市场，这也正是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最大受益领域。且根据日本的发展经验，我国对美出口顺差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前仍会持续增加，面对美国借降低贸易逆差为由持续实施贸易保护，我国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应对策略才行。
　　按照工业化进程特点看，我国在2012年之后应该开始由轻纺产业外移向高耗能产业外移过渡，而现实是高耗能产业产能进一步盲目扩张，随之而来的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以至于不得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加剧，虽然加大自美国进口石油可适度降低中美贸易逆差，但若大规模进口，则与我国推进原油贸易人民币定价及稳定中俄、中沙等战略协作关系相冲突，而充分利用美国在能源资源、土地成本、环境容量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变大规模出口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为适度进口，则是中美之间为数不多的一个双赢选择。

五、闻鸡起舞是应对大忌，全面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正道

　　我国税收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对企业大规模减税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明显的负面冲击，乃至形成不必要的风险。再加上我国在2012年已过人口增长的刘易斯拐点，并同时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档期，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与社保支出逐步加大相悖为必然趋势，大规模减税更不可行。况且我国企业负担最为明显的并不是税收，而是高企的融资成本，以及各种额外税费负担，因此，全面深化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税收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等重大改革目标。在特朗普将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情况下，我应借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税收结构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健全地方税体系，尽快实现个税的综合化。尽早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大反垄断力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六、大规模减税与美元加息周期相叠加是风险所在，我国需提防重蹈日本当年覆辙

　　面对来自日本强大的产业竞争压力，当年的里根政府以大规模减税、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自行限制出口等综合手段，完败了经济竞争对手。高企的房地产泡沫、持续增长的海外房地产资产、国内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等均是当年日本的硬伤，在美元加息时推进日元国际化，对大规模海外房地产并购未加限制、被动接受广场协议、被迫主动限制对美出口、迅速刺破房地产泡沫，以及在经济转轨期为继续保持GDP增速而实施“列岛改造计划”进行很多无效基础设施投资等均为日本当年应对明显失当之处，其相关教训值得我国充分汲取与借鉴。
　　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深化金融改革的重大举措。为此，我国应尽力避免在美元加息和美联储缩表过程中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持续保持对资金外流的管控，特别是要严禁海外房地产并购等项目的实施。对内不仅不能紧跟美国加息步伐，更需进一步强化对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的管控，以防止房地产和地方债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而引发局部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