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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是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优秀的人文学者。自1980年代初期他开始文学研究以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沿。在学术、出版、教育三大系统他不断开掘空间，提出具有开创性和生命力的观点，构建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人文学者的陈思和通过自信的学术实践和卓越的学术成果，成为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陈思和涉及的空间非常广泛：中国现当代文学、港台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等等都是他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文学、戏剧、影视、绘画、书法、新媒体等各种艺术类型都是他关注和思考的范畴。笔者在协助陈思和编辑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时，深刻认识到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他的批判观、文本细读的批评实践和卓越的批评成果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思和认为文学批评“是一个独立的体系”①。文学的创作与文学的批评各成体系，彼此对应。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②批评家和作家面对的都是当下实际的生存环境，都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但是作家以形象思维，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生活的思考。而批评家则采取一种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同于思想家、哲学家的理性思维，是一种介于形象和理论之间的思维——借助艺术形象来解释生活。批评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和阐发作家隐含在作品之中、文学之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唤醒或描述读者面对文本时的个人经验的联想。同时，也因为倡导文学批评的岗位意识，使得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既然观众失去了，那你就只有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回到自己的学术里去，再也没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你看时，惟有一双眼睛会永远监视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当再也没有大众来关心你，议论你，批评您的时候，只有一种标准会永远制约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良心。”③
1980年代前期，陈思和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显然有着时代的针对性。当时是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代，但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滞后性，如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苦恋》的批评、关于《芙蓉镇》的批评、“歌德”与“缺德”等。围绕这些批评总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桎梏的身影，人们不是从审美的、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得文学作品或作家蒙受不正当的待遇。陈思和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极左”文论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将陈思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倡导仅仅理解为挣脱政治的牢笼，我们就会无视这一精准论断的前瞻性。1990年代以来经济资本席卷文化市场，媒体批评应运而生。资本成为控制媒体批评的重要力量。在看似热闹喧嚣的文化市场里，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日渐成为资本的奴婢。当我们反思这种尴尬处境时，才发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学批评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资本的奴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文学批评的“根本职责是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要去认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可能性。④
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于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陈思和提出了“批评与创作同构”的理论主张⑤，认为批评与创作是一种同构关系，鼓励批评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⑥。陈思和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王安忆、张炜、张承志、莫言、赵本夫、余华、贾平凹、严歌苓、林白、阎连科等等。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以来，这些作家和陈思和彼此陪伴，同步成长，逐渐成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作家、批判家。2005年余华出版了《兄弟》，这部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巨大非议。陈思和力排众议、高度评价《兄弟》的艺术价值，并且于2006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为《兄弟》举办作品研讨会。陈思和认为《兄弟》代表了新世纪“怪诞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这种判断源于批评家对当下现实生活通透的理解，源于对作家创作流变整体的把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的审美精神变化了，时代生活的表达方式和感受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文学批评不仅仅与创作同构，而且与时代同行。独立的文学批评同样承担着解释社会、批评社会的责任。
陈思和有着强烈使命感，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真诚地希望为知识分子找到现实的出路，以一双真诚而又睿智的眼睛，发现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蕴。陈思和主要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在中外文學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找文学史因素或者世界性因素，可以被我们今天引为借鉴，由此也考察当下作品在文学史的发展中有什么新的贡献；二是文本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来考察文本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揭示文本所隐含的丰富意义。”⑦这是陈思和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方法和手段，即史的批评与文本细读。
“史的批评——不是史的研究，而是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这种方式的批判对象仍然是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但批评家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意义：或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述具体理论问题，或以具体作品的价值来重新审视文学史中曾经存在的一些现象。”⑧陈思和这种“史的批评”以批评的立场，截取文学史长河中的某一截面，将这种截面纳入文学史框架，折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这种“史的批评”的研究对象也许是某些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但沿着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截面能够整体地把握新文学的精神。新文学整体观研究系列论文就是这种史的批评的学术实践。
最能表现陈思和文学批评观的是文本细读批判实践。文本细读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历时性的层面，要求批评家对研究的作家进行长期跟踪阅读，进而掌握作家的全部创作。另一个是共时性的层面，批评家面对具体的文本操作时，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当代小说阅读五种》等著作中所选的二十多篇论文都是陈思和文本细读理论实践的代表作。陈思和提倡的文本细读，“绝不是轻视理论，相反，它要求能够融会贯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精通并打通中西文学的界限，综合起各种经验来阅读文本。”⑩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或许源于英美新批评，以作品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作为突破口，寻找现象的意义、破译创作的意图，分析文本的文化内涵。陈思和文本细读式样文学批评沐浴着生命的感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以当下的立场发掘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从“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11。陈思和将“细读”的方法梳理概括为四种：直面作品、解读经典、寻找缝隙和关注原型。如陈思和在分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通过解读“经典”，发现张爱玲在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故意将第二句改成了“与子相悦”，“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12现在，许多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试图在当下文学作品的评论实践中建构中国新文学史。而这种文本细读的批评范式显然源于陈思和倡导、实践以及理论化。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这需要批评家长期跟踪阅读自己选定的作家进行研究、分析。最主要的是阅读、分析他的每一部作品，敏锐、及时地发现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些微变化。韦勒克说：“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它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最初解释和评价。”13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阅读文本时的最初感受。这种最初的感受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文学批评不仅仅要贴近生活，更要贴近文学创作。因为历史的机缘，陈思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就是关注卢新华的《伤痕》14。后来又为卢新华的《森林之梦》及时写有评论《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15一文。复旦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先是在《文汇报》当记者，后辞职自己办公司，自费留学去美国，又在西部洛杉矶一家赌城发牌。卢新华在漂泊中度过了十八年，却一直没有放弃心中文学的梦想。新世纪回国以后又写有长篇小说《紫禁女》。陈思和写有《蓬门今始为君开——读卢新华的〈紫禁女〉》，密切关注卢新华的创作。2017年，卢新华的“三部书论”16成为浙江省高考作文的阅读材料而再次进入普通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长时间地追踪研究同代作家，陈思和才能以怀疑的精神，重新思考文学史已有的叙述或判断。有别于一般文学史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起点，陈思和认为卢新华的《伤痕》才是伤痕文学的开端，而《班主任》则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因为“反思文学需要有正面的理想人物（或者由作家自己来担任）表达主流信念，并用理性来思考当下社会的种种弊害。而‘伤痕’文学没有正面的理想人物，忏悔才是人物（或作家）的内心情结，以此表达出对历史的绝望”17。陈思和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跟踪作家创作，才使得他的文本细读具有史的意味。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与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媒體批评区别开来，也迥异于某些粗疏、肤浅的印象式批评。
在批评家看来，优秀的文本隐喻地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世界的对抗。而文本的确定性与审美的模糊性决定了评论家无法穷尽对文本的解说。这就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和个性的自由呈现。文学批评的个性不是价值意义上判断，也不是修辞学上的言说，而是批评家个人的人文立场的传承与独特18。文学批评是一份精神上与作家谋求支持与理解的工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思和作为学术精神的“细读”，捍卫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即由鲁迅开始，经巴金、胡风、贾植芳等继承，陈思和等学者进一步发扬的五四文学传统。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是非常纯粹的学术实践活动。他一方面尊重文学的自身规律，凸显文学的审美性，另一方面继承、扬弃新文化传统，通过文本细读的学术实践回应了当下文化语境中的重大问题。
三、批评的特点：主体性、人文性、本土性
1990年代，“批评的缺席”的呼吁此起彼伏。其实，这种缺席是一个伪问题。1990年代以来，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对西方的想象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文学创作和批评一方面不得不承继历史，另一方面不得不遭遇现实。而现实却是一个无名的所在，人们很难像1980年代一样，从对立、对话、妥协中达成共识。立场的分歧、利益的不同，作家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1990年代以来批评家“承传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在形形色色的流行潮流面前坚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并在民间的工作岗位上养精蓄锐、培养和传播人文理想”19。批评家热忱地投入当代文学和文化建设，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关注当下繁荣无序的生活，展现文学批评的丰富。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实践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主体性、人文性和本土性。
“人性对作品而言，人格对作家而言，主体的投入是对批评家的阅读和批判而言，三者的结合是最理想的批评，既照顾到作品所反映的人性，也关注了作家的人格显现，更重要的是在批评中展示了批评家本身主体性。”20这种主体性表现在陈思和始终和中国的现实保持互动，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从没有离开中国当下现场，他的学术实践和批评实践一直围绕着中国问题进行。一方面，优秀作家以他们真挚的写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独立见解，以形象的创造深刻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画面；另一方面，作为评论家见证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并努力用文字记录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心得。“批评与生活同步发展，或者说，批评工作是为了创造当下文化的生态，支持文学创作，与创作一起来开创当前的文化事业，正常而健全的批判能够起到繁荣当下文学创作的功能。”21“社会意识、个人意识和审美意识，在当代批评学中各自都拥有生活的依据，共同成为不可忽视的批判内容。”22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社会的每一个角度，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精神委顿、进退失据，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很多文学期刊改弦易辙，作家批评家后悔选错了行业，有些下海经商，对文学失去了兴趣。因此，社会有识之士有了“人文精神失落之忧”。这种“失落”不仅仅指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价值的失落，更主要是指社会转型中，人文知识分子主体认同的失焦和价值取向的失落。为此，陈思和和王晓明等青年批评家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源于文学界、继而渗透到其他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广泛的关注，促使有思想的学者正视当下现实，思考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和历史出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陈思和提出著名的民间岗位理论，为无名时代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实践自始至终都有着鲜明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使得他文学批评风格上具有丰沛的激情，深沉的感情。
1985年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寻根思潮，文艺理论领域出现新方法热。陈思和开始撰写打通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系列论文，后结集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3。这种“新”不仅仅强调整体的宏观视野，扩张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突破人为地割裂文学发展历史空间的局限，更主要的是梳理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打通之后现代性的文学意识、个体精神流变以及时代精神的脉象，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探询当下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总是当下的文学现象或者新作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文学批评的目的是指向当下的。如《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演变》24一文中，陈思和从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开始，描述五四反传统的背景及其价值；其次梳理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总结五四时期的两种思维形态；后继者对五四新文化的反省。这种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梳理目的还是为分析当下的文学现象。下篇陈思和集中笔墨分析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归纳当代文化寻根的意义，以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北方的河》和《棋王》为个案，分析寻根小说的审美追求。陈思和的其他著作如《巴金论稿》以及《笔走龙蛇》等编年集，都是这种批判的路径。有别于程光炜先生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25，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陈思和更立足当下文学现象，着眼未来。陈思和不是为了文学批评而批评，他孜孜以求的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民间岗位上，透视文学现象，分析当下中国的问题，寻找当下中国的出路，自觉地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种人文性的批判态度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认真学习的。 陈思和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范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学实践，续接了新文化传统。主体性的彰显、人文性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的构建，表现了新时期以来第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勇气、历史担当和现实责任。
新文化传统是什么？陈思和曾经创造性地使用庙堂、广场以及民间文化空间理论来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鲁迅、胡风等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履行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在自己的民间岗位上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新文化传统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一个民间岗位，或创作，或批评，或出版，或教学等，另一方面则具有超越具体岗位的人文理想，使现代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普通大众区别开来。1936年，胡风在他第一部文艺评论集《文艺笔谈》的序言中说，文艺批评是为了“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没有人生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26。胡风的文艺理论没有特意强调作家思想的进步性、政治的正确性，但是特别强调作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能全身心地深入社会，在和社会艰苦的环境做斗争中，挖掘社会各阶层被政治钳制、思想禁锢和经济压迫的各种问题，以及各基层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奴役创伤。王瑶、贾植芳这一代学者无疑是受五四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代学者命运坎坷、饱受创伤，身心疲惫，尽管新时期以来他们先后复出，但由于各自悲惨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术实践显得拘谨甚至保守。他们在学术史上的伟大作用主要是为五四文化精神保持火种，奠定了我们学科的基础。正是因为对新文化传统的继承使得这些学者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承传我们的历史文化。
1980年代是文学批判的黄金时代。批评家积极关注当下文学的发生、发展，介入文学现场，引领同时代文学的走向，塑造同时代文学的格局。陈思和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现场。新时期文学初期他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如批评刘心武创作的《思考·生活·概念化》、推荐《重放的鲜花》的《捍卫诚实的权力》等，积极参加《上海文学》组织的青年批评家活动。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上，陈思和进行不断的创造，如通信体、对话体、论文体等等，试图通过这种形式的创新改变批评与作家的关系，使得批评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空间发生转移，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已经从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或管理者转移到高校文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而作为高校教师由于工作重心主要是培养学生等教学活动，或者忙于项目、科研等各种学术活动，无心无力去追踪文学新作。但是，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陈思和却逆流而上，加强了自己文学批评工作的力度。经过了“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两次讨论以后，陈思和渐渐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新文化传统承传的责任，积极探索知识分子民间岗位在社会转型中的可能与范围。他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在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实践和文本解读里尝试性地运用，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作为一名批评家，陈思和见证了这四十年当下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并努力用文字记录自己对时代的理解，推动人文精神的重建。
同时，陈思和像鲁迅、胡风、巴金一样将年轻人培养、文学批评事业建设视为自己的责任。陈思和先后主持有“火凤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批评家，如郜元宝、张新颖、谢有顺、金理等。2009年4月笔者曾经请教陈思和师，为什么他刊发在《文学评论》的文章不多，为什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多。陈思和说，《文学评论》是学术的摇篮和旗帜，在关键时候给了他巨大的鼓励，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文学评论》刊发的文章都是优秀的论文，要求笔者认真研读、学习。他还说自己也常向《文学评论》投稿。但是，他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刊发了，就占用了其他年轻学人的版面。年轻人因为在《文学评论》这样权威期刊上刊发论文，会树立学术信心，改变命运，如评上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或调动工作到更合适的平台。这样我们的学科就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陈思和说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到《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好的论文同样会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这样大家会注意这些优秀的刊物。我们学科的空间就会变得更为开阔。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可以申报其他科研项目，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可以这样说，文学批评实践作为民间岗位成为陈思和有意识继承新文化传统，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具有主体性、人文性、本土性的特点。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过程中坚持着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以当代的立场，介入文学现场、聚焦文学现象，做出独到的判断，构建具有本土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他以文本细读为依据、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继承与发展，立足民间岗位观察、分析当代文学的发展，自觉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责任，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变化、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中表现了优秀批评家的学术理想和实践精神，隧道的尽头便是“光”27。
【注释】
①②陈思和：《文学批评的位置》，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③陈思和、黄发有：《给知识以生命——陳思和教授访谈录》，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④陈晓明：《批评的责任》，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2日版。
⑤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⑥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⑦21陈思和：《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和作用》，载《文艺报》2012年11月23日。
⑧陈思和：《批评的追求》，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⑨⑩陈思和：《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主持人语），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11陈思和：《文本細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12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3[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1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陈思和：《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22日。
15陈思和：《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读卢新华的〈森林之梦〉》，载《文汇报》1987年3月2日。
16卢新华：《“三本书主义”》，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6日。
17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见《脚步集》，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陈思和：《时代·文学·个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9陈思和：见《批评没有缺席——写在〈上海青年评论家巡礼〉之前》，《牛后文录》，20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2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陈思和：《从批评的实践性看当代批评的发展趋向》，载《批评家》1987年第1期。
23《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不断再版分别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收入“牛犊丛书”）责任编辑为林爱莲；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增订版（收入“新知丛刊”）主编为陈信元；韩国青年社1995年韩文版，译者为金顺珍等、校对为朴宰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增订版，责任编辑为林爱莲。
24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07-24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5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15-1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6胡风：《文艺笔谈·序》，《胡风全集》第二卷，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陈思和曾经说：“我也许只能在许多灯里面挑选一种，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装饰。但我终究希望能获得心中的灯，我想说，我就是灯。”见陈思和：《灯的故事》，载《青年批评家》1985年第18期。
（陈国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一、批评观：独立与同构
陈思和认为文学批评“是一个独立的体系”①。文学的创作与文学的批评各成体系，彼此对应。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②批评家和作家面对的都是当下实际的生存环境，都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但是作家以形象思维，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生活的思考。而批评家则采取一种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同于思想家、哲学家的理性思维，是一种介于形象和理论之间的思维——借助艺术形象来解释生活。批评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和阐发作家隐含在作品之中、文学之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唤醒或描述读者面对文本时的个人经验的联想。同时，也因为倡导文学批评的岗位意识，使得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既然观众失去了，那你就只有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回到自己的学术里去，再也没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你看时，惟有一双眼睛会永远监视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当再也没有大众来关心你，议论你，批评您的时候，只有一种标准会永远制约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良心。”③
1980年代前期，陈思和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显然有着时代的针对性。当时是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代，但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滞后性，如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苦恋》的批评、关于《芙蓉镇》的批评、“歌德”与“缺德”等。围绕这些批评总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桎梏的身影，人们不是从审美的、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得文学作品或作家蒙受不正当的待遇。陈思和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极左”文论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将陈思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倡导仅仅理解为挣脱政治的牢笼，我们就会无视这一精准论断的前瞻性。1990年代以来经济资本席卷文化市场，媒体批评应运而生。资本成为控制媒体批评的重要力量。在看似热闹喧嚣的文化市场里，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日渐成为资本的奴婢。当我们反思这种尴尬处境时，才发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学批评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资本的奴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文学批评的“根本职责是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要去认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可能性。④
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于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陈思和提出了“批评与创作同构”的理论主张⑤，认为批评与创作是一种同构关系，鼓励批评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⑥。陈思和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王安忆、张炜、张承志、莫言、赵本夫、余华、贾平凹、严歌苓、林白、阎连科等等。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以来，这些作家和陈思和彼此陪伴，同步成长，逐渐成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作家、批判家。2005年余华出版了《兄弟》，这部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巨大非议。陈思和力排众议、高度评价《兄弟》的艺术价值，并且于2006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为《兄弟》举办作品研讨会。陈思和认为《兄弟》代表了新世纪“怪诞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这种判断源于批评家对当下现实生活通透的理解，源于对作家创作流变整体的把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的审美精神变化了，时代生活的表达方式和感受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文学批评不仅仅与创作同构，而且与时代同行。独立的文学批评同样承担着解释社会、批评社会的责任。
二、批评范式：史的批评与文本细读
陈思和有着强烈使命感，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真诚地希望为知识分子找到现实的出路，以一双真诚而又睿智的眼睛，发现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蕴。陈思和主要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在中外文學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找文学史因素或者世界性因素，可以被我们今天引为借鉴，由此也考察当下作品在文学史的发展中有什么新的贡献；二是文本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来考察文本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揭示文本所隐含的丰富意义。”⑦这是陈思和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方法和手段，即史的批评与文本细读。
“史的批评——不是史的研究，而是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这种方式的批判对象仍然是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但批评家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意义：或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述具体理论问题，或以具体作品的价值来重新审视文学史中曾经存在的一些现象。”⑧陈思和这种“史的批评”以批评的立场，截取文学史长河中的某一截面，将这种截面纳入文学史框架，折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这种“史的批评”的研究对象也许是某些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但沿着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截面能够整体地把握新文学的精神。新文学整体观研究系列论文就是这种史的批评的学术实践。
最能表现陈思和文学批评观的是文本细读批判实践。文本细读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历时性的层面，要求批评家对研究的作家进行长期跟踪阅读，进而掌握作家的全部创作。另一个是共时性的层面，批评家面对具体的文本操作时，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当代小说阅读五种》等著作中所选的二十多篇论文都是陈思和文本细读理论实践的代表作。陈思和提倡的文本细读，“绝不是轻视理论，相反，它要求能够融会贯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精通并打通中西文学的界限，综合起各种经验来阅读文本。”⑩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或许源于英美新批评，以作品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作为突破口，寻找现象的意义、破译创作的意图，分析文本的文化内涵。陈思和文本细读式样文学批评沐浴着生命的感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以当下的立场发掘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从“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11。陈思和将“细读”的方法梳理概括为四种：直面作品、解读经典、寻找缝隙和关注原型。如陈思和在分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通过解读“经典”，发现张爱玲在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故意将第二句改成了“与子相悦”，“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12现在，许多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试图在当下文学作品的评论实践中建构中国新文学史。而这种文本细读的批评范式显然源于陈思和倡导、实践以及理论化。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这需要批评家长期跟踪阅读自己选定的作家进行研究、分析。最主要的是阅读、分析他的每一部作品，敏锐、及时地发现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些微变化。韦勒克说：“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它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最初解释和评价。”13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阅读文本时的最初感受。这种最初的感受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文学批评不仅仅要贴近生活，更要贴近文学创作。因为历史的机缘，陈思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就是关注卢新华的《伤痕》14。后来又为卢新华的《森林之梦》及时写有评论《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15一文。复旦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先是在《文汇报》当记者，后辞职自己办公司，自费留学去美国，又在西部洛杉矶一家赌城发牌。卢新华在漂泊中度过了十八年，却一直没有放弃心中文学的梦想。新世纪回国以后又写有长篇小说《紫禁女》。陈思和写有《蓬门今始为君开——读卢新华的〈紫禁女〉》，密切关注卢新华的创作。2017年，卢新华的“三部书论”16成为浙江省高考作文的阅读材料而再次进入普通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长时间地追踪研究同代作家，陈思和才能以怀疑的精神，重新思考文学史已有的叙述或判断。有别于一般文学史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起点，陈思和认为卢新华的《伤痕》才是伤痕文学的开端，而《班主任》则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因为“反思文学需要有正面的理想人物（或者由作家自己来担任）表达主流信念，并用理性来思考当下社会的种种弊害。而‘伤痕’文学没有正面的理想人物，忏悔才是人物（或作家）的内心情结，以此表达出对历史的绝望”17。陈思和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跟踪作家创作，才使得他的文本细读具有史的意味。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与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媒體批评区别开来，也迥异于某些粗疏、肤浅的印象式批评。
在批评家看来，优秀的文本隐喻地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世界的对抗。而文本的确定性与审美的模糊性决定了评论家无法穷尽对文本的解说。这就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和个性的自由呈现。文学批评的个性不是价值意义上判断，也不是修辞学上的言说，而是批评家个人的人文立场的传承与独特18。文学批评是一份精神上与作家谋求支持与理解的工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思和作为学术精神的“细读”，捍卫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即由鲁迅开始，经巴金、胡风、贾植芳等继承，陈思和等学者进一步发扬的五四文学传统。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是非常纯粹的学术实践活动。他一方面尊重文学的自身规律，凸显文学的审美性，另一方面继承、扬弃新文化传统，通过文本细读的学术实践回应了当下文化语境中的重大问题。
三、批评的特点：主体性、人文性、本土性
1990年代，“批评的缺席”的呼吁此起彼伏。其实，这种缺席是一个伪问题。1990年代以来，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对西方的想象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文学创作和批评一方面不得不承继历史，另一方面不得不遭遇现实。而现实却是一个无名的所在，人们很难像1980年代一样，从对立、对话、妥协中达成共识。立场的分歧、利益的不同，作家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1990年代以来批评家“承传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在形形色色的流行潮流面前坚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并在民间的工作岗位上养精蓄锐、培养和传播人文理想”19。批评家热忱地投入当代文学和文化建设，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关注当下繁荣无序的生活，展现文学批评的丰富。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实践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主体性、人文性和本土性。
“人性对作品而言，人格对作家而言，主体的投入是对批评家的阅读和批判而言，三者的结合是最理想的批评，既照顾到作品所反映的人性，也关注了作家的人格显现，更重要的是在批评中展示了批评家本身主体性。”20这种主体性表现在陈思和始终和中国的现实保持互动，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从没有离开中国当下现场，他的学术实践和批评实践一直围绕着中国问题进行。一方面，优秀作家以他们真挚的写作实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独立见解，以形象的创造深刻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画面；另一方面，作为评论家见证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并努力用文字记录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心得。“批评与生活同步发展，或者说，批评工作是为了创造当下文化的生态，支持文学创作，与创作一起来开创当前的文化事业，正常而健全的批判能够起到繁荣当下文学创作的功能。”21“社会意识、个人意识和审美意识，在当代批评学中各自都拥有生活的依据，共同成为不可忽视的批判内容。”22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社会的每一个角度，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精神委顿、进退失据，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很多文学期刊改弦易辙，作家批评家后悔选错了行业，有些下海经商，对文学失去了兴趣。因此，社会有识之士有了“人文精神失落之忧”。这种“失落”不仅仅指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价值的失落，更主要是指社会转型中，人文知识分子主体认同的失焦和价值取向的失落。为此，陈思和和王晓明等青年批评家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源于文学界、继而渗透到其他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广泛的关注，促使有思想的学者正视当下现实，思考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和历史出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陈思和提出著名的民间岗位理论，为无名时代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实践自始至终都有着鲜明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使得他文学批评风格上具有丰沛的激情，深沉的感情。
1985年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寻根思潮，文艺理论领域出现新方法热。陈思和开始撰写打通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系列论文，后结集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3。这种“新”不仅仅强调整体的宏观视野，扩张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突破人为地割裂文学发展历史空间的局限，更主要的是梳理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打通之后现代性的文学意识、个体精神流变以及时代精神的脉象，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探询当下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总是当下的文学现象或者新作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文学批评的目的是指向当下的。如《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演变》24一文中，陈思和从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开始，描述五四反传统的背景及其价值；其次梳理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总结五四时期的两种思维形态；后继者对五四新文化的反省。这种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梳理目的还是为分析当下的文学现象。下篇陈思和集中笔墨分析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归纳当代文化寻根的意义，以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北方的河》和《棋王》为个案，分析寻根小说的审美追求。陈思和的其他著作如《巴金论稿》以及《笔走龙蛇》等编年集，都是这种批判的路径。有别于程光炜先生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25，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陈思和更立足当下文学现象，着眼未来。陈思和不是为了文学批评而批评，他孜孜以求的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民间岗位上，透视文学现象，分析当下中国的问题，寻找当下中国的出路，自觉地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种人文性的批判态度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认真学习的。 陈思和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范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学实践，续接了新文化传统。主体性的彰显、人文性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的构建，表现了新时期以来第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勇气、历史担当和现实责任。
四、批评的意义：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新文化传统是什么？陈思和曾经创造性地使用庙堂、广场以及民间文化空间理论来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鲁迅、胡风等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履行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在自己的民间岗位上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新文化传统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一个民间岗位，或创作，或批评，或出版，或教学等，另一方面则具有超越具体岗位的人文理想，使现代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普通大众区别开来。1936年，胡风在他第一部文艺评论集《文艺笔谈》的序言中说，文艺批评是为了“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没有人生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26。胡风的文艺理论没有特意强调作家思想的进步性、政治的正确性，但是特别强调作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能全身心地深入社会，在和社会艰苦的环境做斗争中，挖掘社会各阶层被政治钳制、思想禁锢和经济压迫的各种问题，以及各基层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奴役创伤。王瑶、贾植芳这一代学者无疑是受五四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代学者命运坎坷、饱受创伤，身心疲惫，尽管新时期以来他们先后复出，但由于各自悲惨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术实践显得拘谨甚至保守。他们在学术史上的伟大作用主要是为五四文化精神保持火种，奠定了我们学科的基础。正是因为对新文化传统的继承使得这些学者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承传我们的历史文化。
1980年代是文学批判的黄金时代。批评家积极关注当下文学的发生、发展，介入文学现场，引领同时代文学的走向，塑造同时代文学的格局。陈思和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现场。新时期文学初期他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如批评刘心武创作的《思考·生活·概念化》、推荐《重放的鲜花》的《捍卫诚实的权力》等，积极参加《上海文学》组织的青年批评家活动。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上，陈思和进行不断的创造，如通信体、对话体、论文体等等，试图通过这种形式的创新改变批评与作家的关系，使得批评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空间发生转移，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已经从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或管理者转移到高校文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而作为高校教师由于工作重心主要是培养学生等教学活动，或者忙于项目、科研等各种学术活动，无心无力去追踪文学新作。但是，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陈思和却逆流而上，加强了自己文学批评工作的力度。经过了“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两次讨论以后，陈思和渐渐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新文化传统承传的责任，积极探索知识分子民间岗位在社会转型中的可能与范围。他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在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实践和文本解读里尝试性地运用，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作为一名批评家，陈思和见证了这四十年当下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并努力用文字记录自己对时代的理解，推动人文精神的重建。
同时，陈思和像鲁迅、胡风、巴金一样将年轻人培养、文学批评事业建设视为自己的责任。陈思和先后主持有“火凤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批评家，如郜元宝、张新颖、谢有顺、金理等。2009年4月笔者曾经请教陈思和师，为什么他刊发在《文学评论》的文章不多，为什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多。陈思和说，《文学评论》是学术的摇篮和旗帜，在关键时候给了他巨大的鼓励，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文学评论》刊发的文章都是优秀的论文，要求笔者认真研读、学习。他还说自己也常向《文学评论》投稿。但是，他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刊发了，就占用了其他年轻学人的版面。年轻人因为在《文学评论》这样权威期刊上刊发论文，会树立学术信心，改变命运，如评上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或调动工作到更合适的平台。这样我们的学科就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陈思和说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到《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好的论文同样会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这样大家会注意这些优秀的刊物。我们学科的空间就会变得更为开阔。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可以申报其他科研项目，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可以这样说，文学批评实践作为民间岗位成为陈思和有意识继承新文化传统，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陈思和的文学批评具有主体性、人文性、本土性的特点。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过程中坚持着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以当代的立场，介入文学现场、聚焦文学现象，做出独到的判断，构建具有本土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他以文本细读为依据、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继承与发展，立足民间岗位观察、分析当代文学的发展，自觉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责任，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变化、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中表现了优秀批评家的学术理想和实践精神，隧道的尽头便是“光”27。
【注释】
①②陈思和：《文学批评的位置》，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③陈思和、黄发有：《给知识以生命——陳思和教授访谈录》，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④陈晓明：《批评的责任》，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2日版。
⑤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⑥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⑦21陈思和：《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和作用》，载《文艺报》2012年11月23日。
⑧陈思和：《批评的追求》，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⑨⑩陈思和：《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主持人语），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11陈思和：《文本細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12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3[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1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陈思和：《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22日。
15陈思和：《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读卢新华的〈森林之梦〉》，载《文汇报》1987年3月2日。
16卢新华：《“三本书主义”》，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6日。
17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见《脚步集》，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陈思和：《时代·文学·个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9陈思和：见《批评没有缺席——写在〈上海青年评论家巡礼〉之前》，《牛后文录》，20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2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陈思和：《从批评的实践性看当代批评的发展趋向》，载《批评家》1987年第1期。
23《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不断再版分别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收入“牛犊丛书”）责任编辑为林爱莲；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增订版（收入“新知丛刊”）主编为陈信元；韩国青年社1995年韩文版，译者为金顺珍等、校对为朴宰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增订版，责任编辑为林爱莲。
24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07-24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5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15-1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6胡风：《文艺笔谈·序》，《胡风全集》第二卷，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陈思和曾经说：“我也许只能在许多灯里面挑选一种，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装饰。但我终究希望能获得心中的灯，我想说，我就是灯。”见陈思和：《灯的故事》，载《青年批评家》1985年第18期。
（陈国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科技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