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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创新过度而金融当局监管不足。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在美国五大投行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时，中国投行业的
发展面临着彼消此长的扩张机会，中国应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将加速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予以重视，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和创新交易品种，
发展投行业务，释放投机能量，并为中国经济减速寻求对策。
中国的大部分券商此刻已经开始着手做“过冬”的准备了：降低薪酬、节省开支、缩减人员等，相信国内券商应对市场低迷自有一套，因为中国股市向来是牛短熊长。从国际视野看，“过冬”的依据也非常充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不仅让大批企业破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亿万人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导致这一致命后果的，恰恰是美国投资银行的“杰作”——金融衍生工具泛滥。随着雷曼倒闭，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商业银行，接受美联储的监管，美国纯粹的投资银行已经没有了，华尔街也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投行主导时代。美国投资银行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确实有太多的教训需要吸取，有太多的金融创新需要批判，尽管我们不久前还在虔诚地学习和取经。
既然投行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国内券商自身都准备“过冬”，中国的投行何来扩张机遇呢?
中国拥有投行业发展的优良土壤
正如中国投资者在批评某些金融企业的高管收入太高一样，美国人民也在谴责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高得离谱的薪酬。那么，从美国的长期历史看，同样是金融行业，为何投资银行的薪酬明显要比商业银行高呢?
比较一下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区别，就不难发现，商业银行通过存贷利差来盈利，支撑其盈利模式的是信用；而投资银行通过收取买卖双方的佣金来盈利，其业务本质是交易。由于信用的背后是资本或其他担保如政府、财团等，而交易的背后是销售，销售则主要靠人来实现，因此，相比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中人的作用就比较大，薪酬也相应要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年来投资银行家总是穿着名牌西装以示身价，并需起早摸黑工作，而商业银行职员的工作时间一般只要早九晚五即可。
在全球GDP总量最大的四个国家中，除美国外，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的商业银行主导地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当然不同的是，德国的商业银行是混业经营，是所谓的全能银行，中国则是严格按分业经营的原则来划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冲国历任央行行长都倡导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以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这实际上就是要促进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如果以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作为中国投行业发展的起点，那么，到现在也不过是18年，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建立起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居全球第四的证券市场。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规模也非常可观。
能够让中国投行业迅速崛起的原因，除了国内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因素外，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有人做过统计，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14年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比一般的成熟市场要高两倍以上，在全球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至少在全球前15个大证券市场中排名第一。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就是要促成交易——从投资银行融资功能看，通俗地讲，其本质就是为有钱人花钱，为缺钱人筹钱——中国投资者交易偏好这一特点，恰好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和规模。实际上，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交易方式，也是全球交易最为快捷、容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已经充分体现了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
事实也说明，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股权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与此相对应的，国内股票年换手率几乎是5倍，也是全球最高的。但是，与股市相比，中国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一直较小，这与美国形成较大差别，美国资本市场向来是债券市值大大超过股票市值。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信用经济还不完善，国家信用较好，企业信用较差。所以，在中国，还是更适合发展权益类投资产品，而固定收益类的产品还是应该集中在国债和储蓄类产品上。美国债券市场的长盛不衰，除了信用经济非常发达的原因外，也与债权类产品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密不可分，而后者恰恰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这也给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个极好的借鉴：中国的金融创新应该规避或控制信用方面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纵观100多年来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金融危机，在给金融市场和金融性资产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让金融企业重新洗牌，很多金融寡头的形成，都源于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购并活动，如，1P摩根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些银行和实业。9月底。摩根士丹利将21％的股份出售给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总金额为90亿美元，尽管投资时点不甚理想，但由此可见，日本的金融企业似乎乐意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来扩张其规模和业务。这实际上也值得中国的金融企业借鉴，尤其是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控股集团，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方式与国际投行合作，借机重新布局自己的业务架构。
如前所述，投资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能够促成交易的人才，而美国投资银行可谓是全球精英荟萃之地，中国的金融集团或投行可以从人才成本和财务的角度来综合评估购并的价值。
即便不是从购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投资银行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我们也能够从其他方面找到中国投行可以步入扩张期的理由。如在美国五大投行已经被这场危机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中国投资银行的相对地位会得以提高，业务也可能有此消彼长的扩张机会。记得10多年前，中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规模之和，还不足美林的1/10，如今，美林已经被美国银行以349亿美元的价格，通过换股的方式收购，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国内投资银行业自身而言，由于国内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水平的提高和券商自律能力的加强，在国内股市下跌70％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券商依然能保持盈利，这是以往中国证券市场从未有过的事情，说明中国证券行业进步神速，这也为其下一步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了境外金融市场动荡给国内投行业发展提供的机遇，全球金融风暴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减速问题，也需要国内投行业来配合寻求对策。如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债权融资和其他创新方式得以解决。
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出口导向型经济因外部需求下降而面临减速，房地产市场牛市的结束有可能会提高银行的坏账率，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体制 必将发生变化，尤其是金融管制适度放松的可能性较大。这将给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看，创新往往发生在经济困难期，如1993年国债发行困难的时候，证券市场就推出了国债期货。虽然当初的国债期货因监管不力而出事，但如今我国的市场监管水平完全可以保障在国际证券市场中已经非常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在国内交易。
发展与规范资本市场要用大智慧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个独特的有利条件，就是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市场的经验，如美国证券市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其法律修订和金融创新都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当然，中国资本市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积累经验和教训，也应该不断反思和总结。比如，我们的监管者时常都会有稳定市场或维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压力，而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向监管者提意见或建议，因此。如何取舍，如何把握时机，确实考验智慧。个人认为，从过去证券市场的历史中，至少有几点值得反思。
例如，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如今规模已居新兴市场之首，但在市场扩容过程中，由于股票供给的增加而使得股价整体水平下跌，导致股票持有者亏损。我们的监管者往往为了稳定市场而多次采取暂停新股发行的方式，这虽然在短期有点作用，但从长期看，股价水平最终还是由企业的自身价值，而非股票的供给量来决定。而且，当股市的流通市值规模只有几千亿元的时候，暂停新股发行的效果肯定比如今流通市值已达5万亿元时更能奏效，但这又给后来的大量投资者带来什么益处呢?因此，我们的监管者不能为短期维稳而忽视长期目标，也不能为了前期投资者(更多的是投机者)的利益而抬高后来者的投入成本。如今，股改虽然完成，全流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让股价整体水平能够体现长期投资价值，如何让市场参与者不再恐惧大小非流通问题，确实需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决策魄力。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到底采取“堵”还是“疏”的手段能够奏效呢?我觉得，还是“疏”的手段为好，即多创新一些既符合国内投资者偏好，又可以解决企业融资需要的产品。既然国内股市长期能够维持一个高换手率，那么，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和创新交易品种就存在很大空间，这个过程既可以发展投行业务，又释放了投机能量。这里有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实际上就是美联储为了打击股市的投机，通过提高利率的手段，迫使资金从股市流出，结果虽然达到了股市回落的效果，却也严重伤害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长达4年的大萧条。
最后，也是最考验当局者智慧的，就是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和对时机把握的能力。中国金融业中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去10年中的发展速度，相比银行和保险业明显要慢；与制造业比，在体制和竞争力上都显得落后。其原因在于证券公司、交易所等中介机构缺乏创新权，包括自身体制的创新。这反映了监管者对风险成本较为敏感，而对时间成本不够敏感。这实际上也与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有很大关系。发展与规范从来都是一对辩证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物价改革上的“闯红灯”，就是认识到“时间价值”大于风险成本后的理性选择。如今，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已经到了“时间窗口”，恐怕要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予以重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创新过度而金融当局监管不足，而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或许与美国正好相反。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可以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来部分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呢?
发展面临着彼消此长的扩张机会，中国应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将加速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予以重视，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和创新交易品种，
发展投行业务，释放投机能量，并为中国经济减速寻求对策。
中国的大部分券商此刻已经开始着手做“过冬”的准备了：降低薪酬、节省开支、缩减人员等，相信国内券商应对市场低迷自有一套，因为中国股市向来是牛短熊长。从国际视野看，“过冬”的依据也非常充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不仅让大批企业破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亿万人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导致这一致命后果的，恰恰是美国投资银行的“杰作”——金融衍生工具泛滥。随着雷曼倒闭，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商业银行，接受美联储的监管，美国纯粹的投资银行已经没有了，华尔街也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投行主导时代。美国投资银行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确实有太多的教训需要吸取，有太多的金融创新需要批判，尽管我们不久前还在虔诚地学习和取经。
既然投行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国内券商自身都准备“过冬”，中国的投行何来扩张机遇呢?
中国拥有投行业发展的优良土壤
正如中国投资者在批评某些金融企业的高管收入太高一样，美国人民也在谴责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高得离谱的薪酬。那么，从美国的长期历史看，同样是金融行业，为何投资银行的薪酬明显要比商业银行高呢?
比较一下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区别，就不难发现，商业银行通过存贷利差来盈利，支撑其盈利模式的是信用；而投资银行通过收取买卖双方的佣金来盈利，其业务本质是交易。由于信用的背后是资本或其他担保如政府、财团等，而交易的背后是销售，销售则主要靠人来实现，因此，相比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中人的作用就比较大，薪酬也相应要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年来投资银行家总是穿着名牌西装以示身价，并需起早摸黑工作，而商业银行职员的工作时间一般只要早九晚五即可。
在全球GDP总量最大的四个国家中，除美国外，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的商业银行主导地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当然不同的是，德国的商业银行是混业经营，是所谓的全能银行，中国则是严格按分业经营的原则来划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冲国历任央行行长都倡导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以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这实际上就是要促进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如果以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作为中国投行业发展的起点，那么，到现在也不过是18年，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建立起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居全球第四的证券市场。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规模也非常可观。
能够让中国投行业迅速崛起的原因，除了国内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因素外，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有人做过统计，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14年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比一般的成熟市场要高两倍以上，在全球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至少在全球前15个大证券市场中排名第一。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就是要促成交易——从投资银行融资功能看，通俗地讲，其本质就是为有钱人花钱，为缺钱人筹钱——中国投资者交易偏好这一特点，恰好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和规模。实际上，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交易方式，也是全球交易最为快捷、容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已经充分体现了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
事实也说明，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股权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与此相对应的，国内股票年换手率几乎是5倍，也是全球最高的。但是，与股市相比，中国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一直较小，这与美国形成较大差别，美国资本市场向来是债券市值大大超过股票市值。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信用经济还不完善，国家信用较好，企业信用较差。所以，在中国，还是更适合发展权益类投资产品，而固定收益类的产品还是应该集中在国债和储蓄类产品上。美国债券市场的长盛不衰，除了信用经济非常发达的原因外，也与债权类产品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密不可分，而后者恰恰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这也给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个极好的借鉴：中国的金融创新应该规避或控制信用方面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纵观100多年来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金融危机，在给金融市场和金融性资产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让金融企业重新洗牌，很多金融寡头的形成，都源于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购并活动，如，1P摩根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些银行和实业。9月底。摩根士丹利将21％的股份出售给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总金额为90亿美元，尽管投资时点不甚理想，但由此可见，日本的金融企业似乎乐意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来扩张其规模和业务。这实际上也值得中国的金融企业借鉴，尤其是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控股集团，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方式与国际投行合作，借机重新布局自己的业务架构。
如前所述，投资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能够促成交易的人才，而美国投资银行可谓是全球精英荟萃之地，中国的金融集团或投行可以从人才成本和财务的角度来综合评估购并的价值。
即便不是从购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投资银行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我们也能够从其他方面找到中国投行可以步入扩张期的理由。如在美国五大投行已经被这场危机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中国投资银行的相对地位会得以提高，业务也可能有此消彼长的扩张机会。记得10多年前，中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规模之和，还不足美林的1/10，如今，美林已经被美国银行以349亿美元的价格，通过换股的方式收购，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国内投资银行业自身而言，由于国内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水平的提高和券商自律能力的加强，在国内股市下跌70％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券商依然能保持盈利，这是以往中国证券市场从未有过的事情，说明中国证券行业进步神速，这也为其下一步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了境外金融市场动荡给国内投行业发展提供的机遇，全球金融风暴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减速问题，也需要国内投行业来配合寻求对策。如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债权融资和其他创新方式得以解决。
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出口导向型经济因外部需求下降而面临减速，房地产市场牛市的结束有可能会提高银行的坏账率，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体制 必将发生变化，尤其是金融管制适度放松的可能性较大。这将给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看，创新往往发生在经济困难期，如1993年国债发行困难的时候，证券市场就推出了国债期货。虽然当初的国债期货因监管不力而出事，但如今我国的市场监管水平完全可以保障在国际证券市场中已经非常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在国内交易。
发展与规范资本市场要用大智慧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个独特的有利条件，就是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市场的经验，如美国证券市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其法律修订和金融创新都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当然，中国资本市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积累经验和教训，也应该不断反思和总结。比如，我们的监管者时常都会有稳定市场或维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压力，而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向监管者提意见或建议，因此。如何取舍，如何把握时机，确实考验智慧。个人认为，从过去证券市场的历史中，至少有几点值得反思。
例如，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如今规模已居新兴市场之首，但在市场扩容过程中，由于股票供给的增加而使得股价整体水平下跌，导致股票持有者亏损。我们的监管者往往为了稳定市场而多次采取暂停新股发行的方式，这虽然在短期有点作用，但从长期看，股价水平最终还是由企业的自身价值，而非股票的供给量来决定。而且，当股市的流通市值规模只有几千亿元的时候，暂停新股发行的效果肯定比如今流通市值已达5万亿元时更能奏效，但这又给后来的大量投资者带来什么益处呢?因此，我们的监管者不能为短期维稳而忽视长期目标，也不能为了前期投资者(更多的是投机者)的利益而抬高后来者的投入成本。如今，股改虽然完成，全流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让股价整体水平能够体现长期投资价值，如何让市场参与者不再恐惧大小非流通问题，确实需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决策魄力。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到底采取“堵”还是“疏”的手段能够奏效呢?我觉得，还是“疏”的手段为好，即多创新一些既符合国内投资者偏好，又可以解决企业融资需要的产品。既然国内股市长期能够维持一个高换手率，那么，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和创新交易品种就存在很大空间，这个过程既可以发展投行业务，又释放了投机能量。这里有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实际上就是美联储为了打击股市的投机，通过提高利率的手段，迫使资金从股市流出，结果虽然达到了股市回落的效果，却也严重伤害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长达4年的大萧条。
最后，也是最考验当局者智慧的，就是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和对时机把握的能力。中国金融业中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去10年中的发展速度，相比银行和保险业明显要慢；与制造业比，在体制和竞争力上都显得落后。其原因在于证券公司、交易所等中介机构缺乏创新权，包括自身体制的创新。这反映了监管者对风险成本较为敏感，而对时间成本不够敏感。这实际上也与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有很大关系。发展与规范从来都是一对辩证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物价改革上的“闯红灯”，就是认识到“时间价值”大于风险成本后的理性选择。如今，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已经到了“时间窗口”，恐怕要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予以重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创新过度而金融当局监管不足，而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或许与美国正好相反。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可以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来部分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