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2年的经济走势，总算能让人暂缓一口气，一些悲观预测的中国经济硬着陆没有出现。但是如果细看相关数据，可以预计2013年中国的经济之路未必轻松。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曾经拉动经济高增长的“投资 出口”动力已然减弱：2012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少增1.1个百分点；而1月至11月的出口总值为18499.1亿美元，增长7.3%。与之相较，消费增速显得格外耀眼，前三个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占到了55%，已经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这些数据述说的故事很简单：经济形势正在倒逼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进一步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并且还特别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城镇化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发展的主轴之一就是城镇化：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51.27%；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此外还有1.8万多个乡集镇；至2011年末，城镇人口也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从静态数字上来看，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与70%的世界稳定城镇化水平相比差距明显，但是从动态角度来看，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并不慢。问题在于，过去的城镇化发展并没有真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在未来它又怎样能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不少人士仍然将城镇化的红利着眼于通过投资拉动需求的能力。因为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势必推动包括住房在内的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的建设，而这又将带动铁路、市政等多个行业投资的快速发展。
　　过去数年来的发展模式证明，依靠“铁公基和地产”的旧城镇化模式，不仅造成资源型产业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困难、透支国家的承载能力，还同时遭遇到资源、交通、环境和就业等多方面困难。这样的发展模式本身就不可持续。
　　“新型城镇化”是目前热议的一个目标。
　　何谓“新型城镇化”，目前还没有定论，更多人眼中的“新”无非在于城镇化人口增长拉动的消费能力。我国目前城镇化率虽已超过50%，但是农村户籍人口到2011年底仍然高达9.3亿；而我国的消费能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城市消费占总体消费比重近70%。如果能够让大量的农村人口通过新型城镇化走向城市，势必会拉动消费，并刺激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社会化投资的增长，扩大内需。
　　想法固然不错，如何实现仍然是个难题。因为以经济逻辑而言，消费只是表象，消费的增长只能是一系列内在经济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单纯因为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就必须增加消费支出，那么城镇化只是一个城市赚钱的过程，而不是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
　　我们通常将内需设定为几个变量：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现如今企业新一轮固定资产更新意愿不高；全球的经济形势使得外需不振；地方财政的困难也造成政府支出捉襟见肘。这使得唯一能够指望的内需，似乎只剩下消费。
　　殊不知，一个社会真正的内需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并非几个简单变量叠加。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正是以往过度强调发展某些变量而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让未来的发展有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根本上而言，最有潜力的内需是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内需，只有经济结构深层次的转变才能扩大内需，而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促成经济结构的转变。因此，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是扩大内需的真正潜力。
　　回望历史，体制改革是真正推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9%以上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几项工作任务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只有将具体经济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才能彻底转变过去依赖“三驾马车”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也许增速并不快、但更为稳定的可持续增长轨道。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长期、可持续的平稳增长，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保证。
　　2013年的中国经济转型，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