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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拉美陷阱”
所谓的“拉美陷阱”，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拉美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由于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不恰当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畸形的消费结构，导致社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的严峻现实，从而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一种现象。
大部分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许多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战略纷纷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并且巨额投资制造业。这期间它们实施了牺牲“三农”利益、扶持“幼稚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和一系列吸引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到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全面“起飞”，除个别国家之外，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有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在短短的10多年内，拉美国家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均GDP从400多美元一下提升到1000多美元，创造了被人们普遍赞誉的“拉美奇迹”。
然而，“拉美奇迹”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进入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衰退。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则是负增长0．9％，以致被称为“失去的10年”，出现了世界经济的“拉美陷阱”。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两轮经济改革。第一轮主要是改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其政策导向是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用贷款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性开放为主。第二轮改革的重点是以“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以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所谓“后进口替代”就是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进口和出口相协调、外贸和内贸相协调、外向和内向相协调。其主要内容是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国民经济外向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超越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型的传统发展观念、道路、模式和战略，使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与资源和环境、城乡以及区域发展、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等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局性矛盾，非但没有破解反而不断扩大和激化。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严重恶化，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速双双下跌。整个90年代，拉美国家GDP和人均GDP虽然略高于80年代，但远远低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奇迹”时期，以致使人们认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省。其深刻启示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重要关口”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003年，我国GDP达到116694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4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即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深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和差距扩大，各种利益关系复杂，若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将出现分化现象：一类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人均1000美元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均GDP朝着2000、4000美元的方向不断攀升。从人均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然而另一类国家，如拉美等地区，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跌入了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大量的穷人的“拉美陷阱”。这方面巴西是一个典型案例。2002年，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然而贫困人口却占全民总数的34％，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矛盾和危机。根据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重要关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关口”的含义是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要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均GDP朝着2000、4000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不断攀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中国快速步入世界民族强国之林；要么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经济社会停滞不前，跌入“拉美陷阱”。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审视和认真化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机制，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结构的变化，全面拉动经济社会转型，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我国人均GDP达到1094美元，因而人们的消费结构开始由“以温饱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求享受和发展为主”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转变。这种“求享受”、“求发展”的消费结构，使人们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产生强大的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要有充足的财力来满足人们这种消费转型和升级的需求。这也对财政税收等公共事业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提出新的课题。同时，在这个时期，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加剧。这个时期，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愿望和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随着政治意识的觉醒，人们普遍要求廉政建设、要求政策透明、要求监督政府。假如人们的这些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控重建”的关键时期。
第二，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我国传统经济模式是典型的线性经济模式。这种线性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三高一低”。所谓“三高”，一是“高投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中，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2003年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率为70.95％；二是“高消耗”。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高能耗、高物耗。据统计，我国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钢耗是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三是“高排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所谓“一低”即“效率低”。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1/32。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资源、能源的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有关专家预测，如果我们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显然，在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的态势居高不下、“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同时并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锐减的严峻形势。2003年，我国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近年来，北方的沙尘暴、江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城市环境质量的迅速下降，使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2001年4月18日，美国《丹佛邮报》发表的题为《阴霾：来自中国的最新进口品》的文章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实验室报告同时指出，来自中国北部的巨大沙尘暴已经到达美国，“从加拿大到亚利桑那都蒙上一层尘土”。落基山脉丘陵地带的居民，甚至连落基山脉都看不见了。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车上的尘土和美国西部的阴霾，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土壤。如果这则消息准确，则足以证明土壤荒漠化的严重程度不容忽视。这只是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的一个例子。
第四，经济转轨及快速增长模式，造成经济发展“一腿长”、社会发展“一腿短”的现象，使社会矛盾日趋突出。
“三农问题”较为严重。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连年下滑，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为9％，1997年为4.6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2001年为4．2％，2002年为4．8％，2003年为4．3％；二是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结果造成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与相对萧条的农村并存的状况。有人戏言：城里人生活在欧洲，农村人生活在非洲；三是由于不平等的财政体制使占70%左右的农村人口只能享受11％的财政开支、30%的城市人口消费着95％的医药商品，70%的农村人口仅消费5％的医药商品；四是失地农民增多。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近亿亩耕地被征用，至今已有4000万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生活境况令人担忧。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人口多、农民多，就业压力相当大。我国已有13亿人口，劳动力有7．4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有关专家预测，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将持续20—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失业警戒线是7％。权威研究机构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高达12％以上，农村实际失业率高达30％。
两极分化矛盾开始显现。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1990—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上世纪80年代几乎慢了一半。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上世纪80年代的2.5倍。1997—2001年，每个农民全部收入只增加了18.3元。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1。二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中部和西部的1.58至1.8倍，2003年扩大到2.08至2.63倍。三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为0.4，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基尼系数1988年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5。有专家认为，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以上。具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北京最富的20％的人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财富的11倍，而在发达国家一般在6—7倍。在全国收入最高的5%—10％的家庭的财富，是收入最低的5％—10％的家庭的100倍。
社会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特殊的改革路径，使改革出现了公平问题。中国改革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而言，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特殊的改革路径就好比在保持旧房子的情况下修建新房子。为了把新房子修得更好，就把旧房子的维修费用、有的甚至拆了旧房子的砖瓦、门窗来修建新房子。但新房子修好后，为修新房子付出大量成本和代价的住在旧房子的人，由于体制等多种原因不能搬到新房子去，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公平问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陷以及政府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滞后，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与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市场配置资源与权力配置资源相结合，为一部分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使社会出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社会贫富悬殊和不公平的问题更加严重。
构建和谐社会防止“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穷可以成为更穷的原因，所以，加快发展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二是中国属于经济转轨国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中国一方面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另一方面又必须高扬社会主义大旗。所以在观念上、体制上、机制上、运行模式上以及增长方式上存在尖锐的冲突与碰撞。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审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高度警惕和防止“拉美陷阱”，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全新发展机制，着力提高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发展要有新的思路。因此，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机制、新的办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此，要从体制上和机制上，认真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思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平等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公共福利制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劳力转移。
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构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必须注重宏观调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人为本。要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注重物质资料增长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转变；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向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相兼顾转变；从主要注重静态资源配置向注重动态资源配置转变。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建立社会公平机制，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人的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
尊重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规律相结合，自觉把握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在统一，努力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的发展与自然地发展的辩证统一，自觉而及时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注重绿色GDP的增长，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雪儿）
所谓的“拉美陷阱”，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拉美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由于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不恰当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畸形的消费结构，导致社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的严峻现实，从而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一种现象。
大部分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许多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战略纷纷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并且巨额投资制造业。这期间它们实施了牺牲“三农”利益、扶持“幼稚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和一系列吸引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到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全面“起飞”，除个别国家之外，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有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在短短的10多年内，拉美国家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均GDP从400多美元一下提升到1000多美元，创造了被人们普遍赞誉的“拉美奇迹”。
然而，“拉美奇迹”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进入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衰退。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则是负增长0．9％，以致被称为“失去的10年”，出现了世界经济的“拉美陷阱”。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两轮经济改革。第一轮主要是改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其政策导向是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用贷款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性开放为主。第二轮改革的重点是以“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以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所谓“后进口替代”就是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进口和出口相协调、外贸和内贸相协调、外向和内向相协调。其主要内容是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国民经济外向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超越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型的传统发展观念、道路、模式和战略，使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与资源和环境、城乡以及区域发展、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等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局性矛盾，非但没有破解反而不断扩大和激化。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严重恶化，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速双双下跌。整个90年代，拉美国家GDP和人均GDP虽然略高于80年代，但远远低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奇迹”时期，以致使人们认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省。其深刻启示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重要关口”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003年，我国GDP达到116694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4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即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深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和差距扩大，各种利益关系复杂，若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将出现分化现象：一类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人均1000美元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均GDP朝着2000、4000美元的方向不断攀升。从人均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然而另一类国家，如拉美等地区，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跌入了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大量的穷人的“拉美陷阱”。这方面巴西是一个典型案例。2002年，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然而贫困人口却占全民总数的34％，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矛盾和危机。根据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重要关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关口”的含义是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要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均GDP朝着2000、4000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不断攀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中国快速步入世界民族强国之林；要么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经济社会停滞不前，跌入“拉美陷阱”。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审视和认真化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机制，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结构的变化，全面拉动经济社会转型，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我国人均GDP达到1094美元，因而人们的消费结构开始由“以温饱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求享受和发展为主”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转变。这种“求享受”、“求发展”的消费结构，使人们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产生强大的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要有充足的财力来满足人们这种消费转型和升级的需求。这也对财政税收等公共事业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提出新的课题。同时，在这个时期，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加剧。这个时期，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愿望和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随着政治意识的觉醒，人们普遍要求廉政建设、要求政策透明、要求监督政府。假如人们的这些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控重建”的关键时期。
第二，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我国传统经济模式是典型的线性经济模式。这种线性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三高一低”。所谓“三高”，一是“高投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中，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2003年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率为70.95％；二是“高消耗”。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高能耗、高物耗。据统计，我国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钢耗是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三是“高排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所谓“一低”即“效率低”。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1/32。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资源、能源的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有关专家预测，如果我们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显然，在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的态势居高不下、“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同时并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锐减的严峻形势。2003年，我国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近年来，北方的沙尘暴、江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城市环境质量的迅速下降，使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2001年4月18日，美国《丹佛邮报》发表的题为《阴霾：来自中国的最新进口品》的文章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实验室报告同时指出，来自中国北部的巨大沙尘暴已经到达美国，“从加拿大到亚利桑那都蒙上一层尘土”。落基山脉丘陵地带的居民，甚至连落基山脉都看不见了。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车上的尘土和美国西部的阴霾，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土壤。如果这则消息准确，则足以证明土壤荒漠化的严重程度不容忽视。这只是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的一个例子。
第四，经济转轨及快速增长模式，造成经济发展“一腿长”、社会发展“一腿短”的现象，使社会矛盾日趋突出。
“三农问题”较为严重。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连年下滑，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为9％，1997年为4.6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2001年为4．2％，2002年为4．8％，2003年为4．3％；二是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结果造成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与相对萧条的农村并存的状况。有人戏言：城里人生活在欧洲，农村人生活在非洲；三是由于不平等的财政体制使占70%左右的农村人口只能享受11％的财政开支、30%的城市人口消费着95％的医药商品，70%的农村人口仅消费5％的医药商品；四是失地农民增多。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近亿亩耕地被征用，至今已有4000万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生活境况令人担忧。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人口多、农民多，就业压力相当大。我国已有13亿人口，劳动力有7．4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有关专家预测，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将持续20—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失业警戒线是7％。权威研究机构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高达12％以上，农村实际失业率高达30％。
两极分化矛盾开始显现。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1990—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上世纪80年代几乎慢了一半。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上世纪80年代的2.5倍。1997—2001年，每个农民全部收入只增加了18.3元。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1。二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中部和西部的1.58至1.8倍，2003年扩大到2.08至2.63倍。三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为0.4，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基尼系数1988年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5。有专家认为，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以上。具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北京最富的20％的人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财富的11倍，而在发达国家一般在6—7倍。在全国收入最高的5%—10％的家庭的财富，是收入最低的5％—10％的家庭的100倍。
社会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特殊的改革路径，使改革出现了公平问题。中国改革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而言，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特殊的改革路径就好比在保持旧房子的情况下修建新房子。为了把新房子修得更好，就把旧房子的维修费用、有的甚至拆了旧房子的砖瓦、门窗来修建新房子。但新房子修好后，为修新房子付出大量成本和代价的住在旧房子的人，由于体制等多种原因不能搬到新房子去，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公平问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陷以及政府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滞后，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与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市场配置资源与权力配置资源相结合，为一部分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使社会出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社会贫富悬殊和不公平的问题更加严重。
构建和谐社会防止“拉美陷阱”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穷可以成为更穷的原因，所以，加快发展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二是中国属于经济转轨国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中国一方面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另一方面又必须高扬社会主义大旗。所以在观念上、体制上、机制上、运行模式上以及增长方式上存在尖锐的冲突与碰撞。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审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高度警惕和防止“拉美陷阱”，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全新发展机制，着力提高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发展要有新的思路。因此，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机制、新的办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此，要从体制上和机制上，认真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思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平等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公共福利制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劳力转移。
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构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必须注重宏观调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人为本。要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注重物质资料增长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转变；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向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相兼顾转变；从主要注重静态资源配置向注重动态资源配置转变。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建立社会公平机制，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人的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
尊重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规律相结合，自觉把握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在统一，努力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的发展与自然地发展的辩证统一，自觉而及时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注重绿色GDP的增长，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