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牵动国人心。中国在展现高效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在承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压力。压力还不止于此。在中国“战疫”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其他国家，尤其是受疫情波及国家的反应，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此前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中国已成长为世界大国，内部治理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溢效应，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战疫”的外交维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压力增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被迫切换成“战疫”模式。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感受到了国际道义。2月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一念出了20多个已向中国提供疫情防控物资的国家政府名单，并向这些国家表示感谢。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援华物资上的这句话，在中国网络上收获了无数点赞。近年来中日关系的主基调是缓和。疫情来袭时，这种缓和微妙地转化为日本政府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以及日本民间自发的医疗物资援助。
　　“韩中是近邻，助邻即助己”，韩国总统文在寅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表态，传递的是与日本相似的对华外交温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月5日，柬埔寨首相洪森抵达北京，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说：“我临时决定在此特殊时候来华，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
　　疫情肆虐，无论是道义支持还是物资援助，都弥足珍贵。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感受到的国际道义，并不是中国“战疫”外部环境的全貌。因为，中国也感受到了冷漠，甚至不怀好意。

中國感受到的国际道义，并不是中国“战疫”外部环境的全貌。因为，中国也感受到了冷漠，甚至不怀好意。

　　限制甚至中断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导致大量中国公民滞留海外；直接或间接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导致中国公民海外行程受阻……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名单仍在变长。其中，也包括部分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
　　2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向外国驻华使馆（团）通报会上说：“一些国家采取必要、恰当的防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赞成采取过度限制措施，更反对个别国家借此进行政治操弄。”
　　马朝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国家采取不合理的极端举措，这种做法极不友好，也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无助于疫情防控，也损害了双方互信和合作。
　　“过度反应”，是中国“战疫”时期外部压力之源。事实上，世卫组织1月31日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建议“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交流和国际贸易的措施”。但客观地说，不少国家的反应完全没有理会世卫组织的建议。
　　2009年4月暴发于美国加州的H1NI病毒疫情，最终波及145个国家和地区，导致28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1.2万人）。那个时期，鲜有针对美国人的中断航班、限制出入境的事件。事实上，自1946年世卫组织成立以来，还没有哪个疫情发源国，遭到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隔离”。中国“战疫”的外部压力，非常独特。

形势在变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那时中国并没有遭遇如今这般外部压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因为，无论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是包括抗击疾病流行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政治环境最显性的变化是中美关系。1月31日世卫组织把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天，美国就对中国公民采取了严格的出入境限制。美国是最早“隔离”中国的国家，其示范效应绝不容低估。
　　特朗普政府是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的。这种背景下，很难指望美国在抗击疫情上能与中国患难与共，能压抑住“乘人之危”的冲动，或许已算是“美国道义”了。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表示，中国发生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
　　罗斯的话在国际政治上不道义，但却很契合如今美国政治的逻辑。迫使外资撤离中国、制造业回流美国，不正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机之一？况且，国际社会已经见识了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外交风格，即便不“乘人之危”，至少也不会像前任美国政府那样实质性地合作应对。
　　形势之变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的角色转变。旨在推动全球卫生问题协调与合作的世卫组织成立于1946年，但世界范围内实质性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推动者正是美国。在疾病防控方面，虽然世卫组织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其行动力与权威性远不如国际社会的预期。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美国才是“无冕之王”。截至目前，无论对外医疗技术、设备与人员援助，还是政府和民间运作的国际医疗合作项目数量，美国都远超其他任何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政府间合作为主导，以诸多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疾病防控项目为补充的格局。客观地说，这种格局的形成，美国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急刹车”。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名为“PREDICT”（疾病监测）的项目，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合作监控传染病。从2019年起，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该项目的资助。2018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全球卫生安全的主任蒂姆·齐默离职，他领导的团队被解散。 　　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2014年成立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成员国由最初的27个增加到67个（中国也是成员国），该项目在加强传染病流行防控国际合作上卓有成效。此前美国一直是这个项目的最大捐助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把美国对该项目的预算从1.8亿美元削减为6000万美元。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在疾病防控上的角色，正在从“事实领导”转向“美国优先”。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依然存在，但美国的领导角色在褪色。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在疾病防控上的角色，正在从“事实领导”转向“美国优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的美国作为，应该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目前的现实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依然存在，但美国的领导角色在褪色。
　　更深刻的背景，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民粹主义催生的排外情绪。在疫情引发恐慌时，这种情绪很容易催生“寻找替罪羊”的政治土壤。历史上瘟疫的流行曾怪罪于犹太人，如今西方也有“传染病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移民问题”的声音。
　　另一个是与民粹主义存在天然联系的“本国优先”思维，客观上降低了疫情蔓延时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意愿。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世卫组织多次呼吁不要“过度反应”但应者寥寥，绝不只是其权威不够的问题。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把“本国优先”挂在嘴上，但体现在政策行为上的并不少。
　　与防止核扩散、防范恐怖主义蔓延相比，防控传染病流行更需要国际合作，这已是国际共识。因为致命病毒不会在乎人类的政治边界和政治游戏规则。换句话说，防疫合作更能体现国家间的“利益攸关”，更能发挥全球治理的功效。但是，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的进步存在放缓的危险。

理性应对

　　中国是“战疫”的主战场，整个世界都在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中国都必须赢得这场“战疫”。客观地说，如果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暴发于中国，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展现像中国这样高效的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疫情终将过去，也必将再次来袭，公共卫生安全上的全球治理，需求不可能减弱。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

　　举国动员之后，还需要制度建设的跟进。可以预期，这波“世纪瘟疫”之后，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乃至整个疾控防控体系都将有质的提升。中国“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经验，毫无疑问会外溢到全球治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疫”的表现，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美国公共卫生安全学者理查德·克劳斯曾说，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这已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即使在全球化趋势遇挫的当下，同处“地球村”的人类，绝不可能回到真实的村落时代，国际传染病防控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意味着，国家应对瘟疫的能力，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永远都有市场。

中国“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经验，毫无疑问会外溢到全球治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疫”的表现，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中国推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这波“世纪瘟疫”之后，中国很可能也被推向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前台。在医疗技术实力、医疗体系建设，以及国际医疗合作项目运作能力和经验上，虽然目前的中国与美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既是中国需要补齐的短板，也是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
　　“美国优先”会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产生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这种倾向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点赞。2017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出资3亿美元，建立“印太卫生安全倡议”，推动在传染病监测、防控与医药研发上的区域国际合作。美国的“缺位”，并不意味着系统的崩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上“有所作为”，都不會是孤军奋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战疫”外交，理应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