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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来说,对薄一波一生影响既大且深的是草岚子监狱的五年历史;使薄一波终生魂牵梦绕的,是狱中共同奋斗的难友。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很快被判八年重刑,关进地处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在这里,薄一波与先后被捕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顺直省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刘澜涛等同志相识,并组成了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6月,狱方决定将斗争坚决的殷鉴、薄一波等12名“要犯”枪决。恰在这时,日、蒋双方达成何梅协定,南京的批复尚未及下达,管理草岚子监狱的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即南撤了,这12人才免于一死。晚年的薄一波每言及此,总是笑曰:“运气好!”九月,薄一波等53人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
一
薄一波出狱后经北方局同意,即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薄一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改组牺盟会,把它改变成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改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进入新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有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
董天知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薄一波至今还不时回忆起他的勃勃英姿。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便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假若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此时,根据薄一波的授意,25岁的董天知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重任的强大部队。阎听后对亲信连连称赞:“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董天知后来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于8月19日凌晨不幸被敌包围,身中数弹牺牲,年方29岁。
韩钧是新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任决死第二总队政治主任、第二纵队政治主任、纵队长。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进攻,同时又让旧军两个军紧跟其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觉察到阎锡山的阴谋后,拒绝执行,并给阎锡山一电,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后与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起,向旧军进行反击。解放战争时期,韩钧曾任四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陈赓)。北平解放时,任军管会秘书长,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献珍比薄一波年长12岁,薄一波一直尊称为“大哥”。杨精通英文,在草岚子监狱时,难友们阅读的英文书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由他翻译的。到山西后,杨献珍积极配合薄一波,接办牺盟会,牺盟会的新章程就是杨献珍草拟的。后又任军政训练队第六队指导员,决死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建国后,两人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都曾历经磨难。1986年,杨献珍90寿辰,薄一波和几位老战友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为他举办茶话会。一声亲切的“杨大哥”,道出两位革命老人五十多年的战友深情。
和薄一波一起工作、战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还有一批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如: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周仲英,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冯基平,被毛泽东称为“美男子”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鹤峰,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李力果,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刘有光,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侯振亚,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唐方雷,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傅雨田,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等人。
二
和薄一波同时在山西进行抗战工作的还有张友清、徐子荣同志。那是另外一个工作系统。
当时在山西,党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一个是张友清为书记的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山西省委)。前者做公开工作,后者做秘密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从现在起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说不发生横的关系,是说两者在组织关系上没有领导和隶属关系,但就个人关系而言,这两位一同从草岚子监狱中走出来的难友,却常常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常有争论。对于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形式,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清并不赞成,主张应该由党的秘密工作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做公开合法工作。
争论归争论,工作还是照常进行。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通知薄一波和张友清都去参加。薄一波对张友清说:我工作忙,不能分身,就请你把我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裁定。张到延安后真的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回来后,薄一波问张结果如何?张回答:“那还不是你胜利了!你完全对,我不对。”
今天,人们完全不必去探究他们分歧的具体内容,应该感慨和学习的是,他们在处理党内分歧时那种坦诚、无私的胸襟!
张友清后来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1943年在战场上被日军所俘,备受酷刑而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徐子荣后来曾和皮定钧一起组织了八路军豫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抗战胜利后,又和皮定钧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为旅长,徐为政委。建国后,曾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
安子文、刘澜涛是后来和薄一波在工作上、思想上联系比较多的两位难友。
安子文出狱后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子文撤离北平,参加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旋即来到太岳地区,先后任太岳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书记,和薄一波、陈赓一起进行开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刘澜涛出狱后受北方局委派,首先到绥远抗日前线,创办刊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协助聂荣臻,坚持敌后抗战。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薄一波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刘澜涛先任常委,后任第三书记。薄一波、刘澜涛在分别12年后又战斗到一起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还一起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刘澜涛仍在华北局。这时,薄一波既是华北局书记又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并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也经常出席华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一些精神,但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只能由刘澜涛主持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常常十分默契。在1951年那场关于山西互助组问题的著名争论中,他们都坚决反对那种急于要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方针。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后来被毛泽东否定。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出来后,他们又都坚决主张严肃处理,是他俩联名向中央写的报告。1954年大区撤销后,刘澜涛任党中央副秘书长,为秘书长邓小平的副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安子文则在中央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薄一波在会议刚开始就成了批判的对象,更由于高岗等人大搞“批薄射刘”,会上不仅上纲为路线斗争,更有人身攻击,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这时,有两个人的态度令薄一波终生难忘。一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再一个是安子文。当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仍未被会议接受,而继续遭到批判时,只有安子文始终一言不发,并有九天未到会。会议主持者动员他发言,他说:“我安子文对薄一波也有意见,而且很多,我们之间经常争论,意见早都直接讲出来了。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谈。”当饶漱石借此攻击安子文时,安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说:“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这错误是自觉的”。真是掷地有声,铮铮硬骨!
所幸的是,毛泽东识破了高岗等人的阴谋。当毛泽东在1954年对薄一波说“误会”消除,“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时,他是当着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三人的面说的。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时叫上安子文、刘澜涛,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直是最了解我的老战友。
四
对于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薄一波更常常怀念所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的同志,最感慨的要数赵镈了。
赵镈,1906年生,陕西府谷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在草岚子监狱,他和殷鉴、薄一波等人发起成立党支部,并始终是党支部干事会的领导成员。出狱后,赵镈先到冀东特委,后调任津南特委书记。1941年4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赵镈又调任鲁南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10月,赵镈不幸在苍山县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当国民党特务要残忍地活埋他时,赵镈大义凛然,当着国民党士兵的面,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种种暴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推下土坑后,他仍高呼口号,令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牺牲时,年仅35岁。为纪念烈士,一年后,鲁南区委将根据地的一个县改名为赵镈县。
薄一波也常常痛苦地怀念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难友,常常思念至今还健在也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难友!
1994年,薄一波写作自传体著作《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时,郑重地回忆并写下了1936年经党营救出狱的所有难友的名字;2002年,当他修订这本书时,又郑重地一一加以核实: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
殷 鉴(黄建纯)邱少山 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
赵镈(赵朴) 仙维勋(夏维勋) 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 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 张曼萍(王若愚) 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
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 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 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 周仲英(周斌) 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 马辉之(冯俊斋) 王玉堂王德(王伯庆) 刘澜涛(刘华甫) 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
王其梅(王时杰) 王新坡(王之喜) 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 刘文蔚(赵云生) 周庠胡敬一(胡中田) 胡锡奎(胡锡昆) 侯振亚(侯正寅) 徐子荣(徐之荣) 赵明新(李明) 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误杀1人:
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
乔健双(高梦九)
现在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
冯乐进(冯明新) 朱则民(朱今) 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 薄一波(张永璞)
注:括号内为被捕时使用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属于经北方局营救出狱的人员,但却是在草岚子监狱中共同奋斗的同志和战友,薄一波也时时记起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在狱中被敌人摧残致死的郝清玉、赵子长,何怀农;在狱中坚持斗争,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敌人所谓“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许多人同样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2002年6月的一天,94岁高龄的薄一波又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了党史。忽然,他半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狱中的这些同志,大多数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常常想念他们,也常常想念他们的儿女们!”
(责任编辑:吉安)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很快被判八年重刑,关进地处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在这里,薄一波与先后被捕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顺直省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刘澜涛等同志相识,并组成了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6月,狱方决定将斗争坚决的殷鉴、薄一波等12名“要犯”枪决。恰在这时,日、蒋双方达成何梅协定,南京的批复尚未及下达,管理草岚子监狱的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即南撤了,这12人才免于一死。晚年的薄一波每言及此,总是笑曰:“运气好!”九月,薄一波等53人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
一
薄一波出狱后经北方局同意,即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薄一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改组牺盟会,把它改变成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改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进入新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有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
董天知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薄一波至今还不时回忆起他的勃勃英姿。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便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假若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此时,根据薄一波的授意,25岁的董天知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重任的强大部队。阎听后对亲信连连称赞:“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董天知后来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于8月19日凌晨不幸被敌包围,身中数弹牺牲,年方29岁。
韩钧是新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任决死第二总队政治主任、第二纵队政治主任、纵队长。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进攻,同时又让旧军两个军紧跟其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觉察到阎锡山的阴谋后,拒绝执行,并给阎锡山一电,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后与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起,向旧军进行反击。解放战争时期,韩钧曾任四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陈赓)。北平解放时,任军管会秘书长,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献珍比薄一波年长12岁,薄一波一直尊称为“大哥”。杨精通英文,在草岚子监狱时,难友们阅读的英文书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由他翻译的。到山西后,杨献珍积极配合薄一波,接办牺盟会,牺盟会的新章程就是杨献珍草拟的。后又任军政训练队第六队指导员,决死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建国后,两人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都曾历经磨难。1986年,杨献珍90寿辰,薄一波和几位老战友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为他举办茶话会。一声亲切的“杨大哥”,道出两位革命老人五十多年的战友深情。
和薄一波一起工作、战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还有一批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如: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周仲英,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冯基平,被毛泽东称为“美男子”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鹤峰,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李力果,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刘有光,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侯振亚,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唐方雷,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傅雨田,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等人。
二
和薄一波同时在山西进行抗战工作的还有张友清、徐子荣同志。那是另外一个工作系统。
当时在山西,党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一个是张友清为书记的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山西省委)。前者做公开工作,后者做秘密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从现在起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说不发生横的关系,是说两者在组织关系上没有领导和隶属关系,但就个人关系而言,这两位一同从草岚子监狱中走出来的难友,却常常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常有争论。对于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形式,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清并不赞成,主张应该由党的秘密工作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做公开合法工作。
争论归争论,工作还是照常进行。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通知薄一波和张友清都去参加。薄一波对张友清说:我工作忙,不能分身,就请你把我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裁定。张到延安后真的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回来后,薄一波问张结果如何?张回答:“那还不是你胜利了!你完全对,我不对。”
今天,人们完全不必去探究他们分歧的具体内容,应该感慨和学习的是,他们在处理党内分歧时那种坦诚、无私的胸襟!
张友清后来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1943年在战场上被日军所俘,备受酷刑而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徐子荣后来曾和皮定钧一起组织了八路军豫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抗战胜利后,又和皮定钧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为旅长,徐为政委。建国后,曾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
安子文、刘澜涛是后来和薄一波在工作上、思想上联系比较多的两位难友。
安子文出狱后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子文撤离北平,参加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旋即来到太岳地区,先后任太岳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书记,和薄一波、陈赓一起进行开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刘澜涛出狱后受北方局委派,首先到绥远抗日前线,创办刊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协助聂荣臻,坚持敌后抗战。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薄一波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刘澜涛先任常委,后任第三书记。薄一波、刘澜涛在分别12年后又战斗到一起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还一起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刘澜涛仍在华北局。这时,薄一波既是华北局书记又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并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也经常出席华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一些精神,但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只能由刘澜涛主持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常常十分默契。在1951年那场关于山西互助组问题的著名争论中,他们都坚决反对那种急于要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方针。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后来被毛泽东否定。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出来后,他们又都坚决主张严肃处理,是他俩联名向中央写的报告。1954年大区撤销后,刘澜涛任党中央副秘书长,为秘书长邓小平的副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安子文则在中央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薄一波在会议刚开始就成了批判的对象,更由于高岗等人大搞“批薄射刘”,会上不仅上纲为路线斗争,更有人身攻击,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这时,有两个人的态度令薄一波终生难忘。一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再一个是安子文。当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仍未被会议接受,而继续遭到批判时,只有安子文始终一言不发,并有九天未到会。会议主持者动员他发言,他说:“我安子文对薄一波也有意见,而且很多,我们之间经常争论,意见早都直接讲出来了。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谈。”当饶漱石借此攻击安子文时,安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说:“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这错误是自觉的”。真是掷地有声,铮铮硬骨!
所幸的是,毛泽东识破了高岗等人的阴谋。当毛泽东在1954年对薄一波说“误会”消除,“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时,他是当着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三人的面说的。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时叫上安子文、刘澜涛,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直是最了解我的老战友。
四
对于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薄一波更常常怀念所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的同志,最感慨的要数赵镈了。
赵镈,1906年生,陕西府谷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在草岚子监狱,他和殷鉴、薄一波等人发起成立党支部,并始终是党支部干事会的领导成员。出狱后,赵镈先到冀东特委,后调任津南特委书记。1941年4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赵镈又调任鲁南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10月,赵镈不幸在苍山县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当国民党特务要残忍地活埋他时,赵镈大义凛然,当着国民党士兵的面,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种种暴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推下土坑后,他仍高呼口号,令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牺牲时,年仅35岁。为纪念烈士,一年后,鲁南区委将根据地的一个县改名为赵镈县。
薄一波也常常痛苦地怀念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难友,常常思念至今还健在也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难友!
1994年,薄一波写作自传体著作《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时,郑重地回忆并写下了1936年经党营救出狱的所有难友的名字;2002年,当他修订这本书时,又郑重地一一加以核实: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
殷 鉴(黄建纯)邱少山 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
赵镈(赵朴) 仙维勋(夏维勋) 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 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 张曼萍(王若愚) 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
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 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 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 周仲英(周斌) 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 马辉之(冯俊斋) 王玉堂王德(王伯庆) 刘澜涛(刘华甫) 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
王其梅(王时杰) 王新坡(王之喜) 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 刘文蔚(赵云生) 周庠胡敬一(胡中田) 胡锡奎(胡锡昆) 侯振亚(侯正寅) 徐子荣(徐之荣) 赵明新(李明) 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误杀1人:
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
乔健双(高梦九)
现在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
冯乐进(冯明新) 朱则民(朱今) 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 薄一波(张永璞)
注:括号内为被捕时使用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属于经北方局营救出狱的人员,但却是在草岚子监狱中共同奋斗的同志和战友,薄一波也时时记起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在狱中被敌人摧残致死的郝清玉、赵子长,何怀农;在狱中坚持斗争,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敌人所谓“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许多人同样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2002年6月的一天,94岁高龄的薄一波又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了党史。忽然,他半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狱中的这些同志,大多数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常常想念他们,也常常想念他们的儿女们!”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