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来说，对薄一波一生影响既大且深的是草岚子监狱的五年历史；使薄一波终生魂牵梦绕的，是狱中共同奋斗的难友。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很快被判八年重刑，关进地处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在这里，薄一波与先后被捕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顺直省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刘澜涛等同志相识，并组成了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6月，狱方决定将斗争坚决的殷鉴、薄一波等12名“要犯”枪决。恰在这时，日、蒋双方达成何梅协定，南京的批复尚未及下达，管理草岚子监狱的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即南撤了，这12人才免于一死。晚年的薄一波每言及此，总是笑曰：“运气好！”九月，薄一波等53人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
一
薄一波出狱后经北方局同意，即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薄一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改组牺盟会，把它改变成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改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进入新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有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
董天知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薄一波至今还不时回忆起他的勃勃英姿。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便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假若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此时，根据薄一波的授意，25岁的董天知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重任的强大部队。阎听后对亲信连连称赞：“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董天知后来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于8月19日凌晨不幸被敌包围，身中数弹牺牲，年方29岁。
韩钧是新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任决死第二总队政治主任、第二纵队政治主任、纵队长。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进攻，同时又让旧军两个军紧跟其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觉察到阎锡山的阴谋后，拒绝执行，并给阎锡山一电，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后与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起，向旧军进行反击。解放战争时期，韩钧曾任四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陈赓）。北平解放时，任军管会秘书长，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献珍比薄一波年长12岁，薄一波一直尊称为“大哥”。杨精通英文，在草岚子监狱时，难友们阅读的英文书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由他翻译的。到山西后，杨献珍积极配合薄一波，接办牺盟会，牺盟会的新章程就是杨献珍草拟的。后又任军政训练队第六队指导员，决死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建国后，两人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都曾历经磨难。1986年，杨献珍90寿辰，薄一波和几位老战友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为他举办茶话会。一声亲切的“杨大哥”，道出两位革命老人五十多年的战友深情。
和薄一波一起工作、战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还有一批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如：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周仲英，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冯基平，被毛泽东称为“美男子”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鹤峰，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李力果，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刘有光，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侯振亚，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唐方雷，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傅雨田，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等人。
二
和薄一波同时在山西进行抗战工作的还有张友清、徐子荣同志。那是另外一个工作系统。
当时在山西，党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一个是张友清为书记的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山西省委）。前者做公开工作，后者做秘密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从现在起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说不发生横的关系，是说两者在组织关系上没有领导和隶属关系，但就个人关系而言，这两位一同从草岚子监狱中走出来的难友，却常常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常有争论。对于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形式，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清并不赞成，主张应该由党的秘密工作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做公开合法工作。
争论归争论，工作还是照常进行。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通知薄一波和张友清都去参加。薄一波对张友清说：我工作忙，不能分身，就请你把我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裁定。张到延安后真的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回来后，薄一波问张结果如何？张回答：“那还不是你胜利了！你完全对，我不对。”
今天，人们完全不必去探究他们分歧的具体内容，应该感慨和学习的是，他们在处理党内分歧时那种坦诚、无私的胸襟！
张友清后来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1943年在战场上被日军所俘，备受酷刑而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徐子荣后来曾和皮定钧一起组织了八路军豫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抗战胜利后，又和皮定钧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为旅长，徐为政委。建国后，曾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
安子文、刘澜涛是后来和薄一波在工作上、思想上联系比较多的两位难友。
安子文出狱后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子文撤离北平，参加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旋即来到太岳地区，先后任太岳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书记，和薄一波、陈赓一起进行开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刘澜涛出狱后受北方局委派，首先到绥远抗日前线，创办刊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协助聂荣臻，坚持敌后抗战。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薄一波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刘澜涛先任常委，后任第三书记。薄一波、刘澜涛在分别12年后又战斗到一起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还一起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刘澜涛仍在华北局。这时，薄一波既是华北局书记又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并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也经常出席华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一些精神，但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只能由刘澜涛主持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常常十分默契。在1951年那场关于山西互助组问题的著名争论中，他们都坚决反对那种急于要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方针。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后来被毛泽东否定。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出来后，他们又都坚决主张严肃处理，是他俩联名向中央写的报告。1954年大区撤销后，刘澜涛任党中央副秘书长，为秘书长邓小平的副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安子文则在中央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薄一波在会议刚开始就成了批判的对象，更由于高岗等人大搞“批薄射刘”，会上不仅上纲为路线斗争，更有人身攻击，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这时，有两个人的态度令薄一波终生难忘。一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再一个是安子文。当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仍未被会议接受，而继续遭到批判时，只有安子文始终一言不发，并有九天未到会。会议主持者动员他发言，他说：“我安子文对薄一波也有意见，而且很多，我们之间经常争论，意见早都直接讲出来了。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谈。”当饶漱石借此攻击安子文时，安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说：“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这错误是自觉的”。真是掷地有声，铮铮硬骨！
所幸的是，毛泽东识破了高岗等人的阴谋。当毛泽东在1954年对薄一波说“误会”消除，“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时，他是当着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三人的面说的。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时叫上安子文、刘澜涛，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直是最了解我的老战友。
四
对于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薄一波更常常怀念所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的同志，最感慨的要数赵镈了。
赵镈，1906年生，陕西府谷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在草岚子监狱，他和殷鉴、薄一波等人发起成立党支部，并始终是党支部干事会的领导成员。出狱后，赵镈先到冀东特委，后调任津南特委书记。1941年4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赵镈又调任鲁南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10月，赵镈不幸在苍山县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当国民党特务要残忍地活埋他时，赵镈大义凛然，当着国民党士兵的面，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种种暴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推下土坑后，他仍高呼口号，令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牺牲时，年仅35岁。为纪念烈士，一年后，鲁南区委将根据地的一个县改名为赵镈县。
薄一波也常常痛苦地怀念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难友，常常思念至今还健在也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难友！
1994年，薄一波写作自传体著作《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时，郑重地回忆并写下了1936年经党营救出狱的所有难友的名字；2002年，当他修订这本书时，又郑重地一一加以核实：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
殷 鉴（黄建纯）邱少山 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
赵镈（赵朴） 仙维勋（夏维勋） 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 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 张曼萍（王若愚） 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
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 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 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 周仲英（周斌） 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 马辉之（冯俊斋） 王玉堂王德（王伯庆） 刘澜涛（刘华甫） 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
王其梅（王时杰） 王新坡（王之喜） 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 刘文蔚（赵云生） 周庠胡敬一（胡中田） 胡锡奎（胡锡昆） 侯振亚（侯正寅） 徐子荣（徐之荣） 赵明新（李明） 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误杀1人：
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
乔健双（高梦九）
现在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
冯乐进（冯明新） 朱则民（朱今） 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 薄一波（张永璞）
注：括号内为被捕时使用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属于经北方局营救出狱的人员，但却是在草岚子监狱中共同奋斗的同志和战友，薄一波也时时记起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在狱中被敌人摧残致死的郝清玉、赵子长，何怀农；在狱中坚持斗争，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敌人所谓“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许多人同样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2002年6月的一天，94岁高龄的薄一波又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了党史。忽然，他半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狱中的这些同志，大多数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常常想念他们，也常常想念他们的儿女们！”
(责任编辑：吉安)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很快被判八年重刑，关进地处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在这里，薄一波与先后被捕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顺直省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刘澜涛等同志相识，并组成了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6月，狱方决定将斗争坚决的殷鉴、薄一波等12名“要犯”枪决。恰在这时，日、蒋双方达成何梅协定，南京的批复尚未及下达，管理草岚子监狱的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即南撤了，这12人才免于一死。晚年的薄一波每言及此，总是笑曰：“运气好！”九月，薄一波等53人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
一
薄一波出狱后经北方局同意，即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山西抗日前线，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薄一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改组牺盟会，把它改变成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改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进入新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有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
董天知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薄一波至今还不时回忆起他的勃勃英姿。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便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假若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此时，根据薄一波的授意，25岁的董天知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重任的强大部队。阎听后对亲信连连称赞：“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董天知后来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于8月19日凌晨不幸被敌包围，身中数弹牺牲，年方29岁。
韩钧是新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任决死第二总队政治主任、第二纵队政治主任、纵队长。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进攻，同时又让旧军两个军紧跟其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觉察到阎锡山的阴谋后，拒绝执行，并给阎锡山一电，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后与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起，向旧军进行反击。解放战争时期，韩钧曾任四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陈赓）。北平解放时，任军管会秘书长，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献珍比薄一波年长12岁，薄一波一直尊称为“大哥”。杨精通英文，在草岚子监狱时，难友们阅读的英文书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由他翻译的。到山西后，杨献珍积极配合薄一波，接办牺盟会，牺盟会的新章程就是杨献珍草拟的。后又任军政训练队第六队指导员，决死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建国后，两人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都曾历经磨难。1986年，杨献珍90寿辰，薄一波和几位老战友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为他举办茶话会。一声亲切的“杨大哥”，道出两位革命老人五十多年的战友深情。
和薄一波一起工作、战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还有一批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如：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周仲英，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冯基平，被毛泽东称为“美男子”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鹤峰，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李力果，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刘有光，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侯振亚，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唐方雷，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傅雨田，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等人。
二
和薄一波同时在山西进行抗战工作的还有张友清、徐子荣同志。那是另外一个工作系统。
当时在山西，党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一个是张友清为书记的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山西省委）。前者做公开工作，后者做秘密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从现在起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说不发生横的关系，是说两者在组织关系上没有领导和隶属关系，但就个人关系而言，这两位一同从草岚子监狱中走出来的难友，却常常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常有争论。对于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形式，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清并不赞成，主张应该由党的秘密工作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做公开合法工作。
争论归争论，工作还是照常进行。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通知薄一波和张友清都去参加。薄一波对张友清说：我工作忙，不能分身，就请你把我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裁定。张到延安后真的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回来后，薄一波问张结果如何？张回答：“那还不是你胜利了！你完全对，我不对。”
今天，人们完全不必去探究他们分歧的具体内容，应该感慨和学习的是，他们在处理党内分歧时那种坦诚、无私的胸襟！
张友清后来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1943年在战场上被日军所俘，备受酷刑而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徐子荣后来曾和皮定钧一起组织了八路军豫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抗战胜利后，又和皮定钧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为旅长，徐为政委。建国后，曾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
安子文、刘澜涛是后来和薄一波在工作上、思想上联系比较多的两位难友。
安子文出狱后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子文撤离北平，参加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旋即来到太岳地区，先后任太岳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书记，和薄一波、陈赓一起进行开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刘澜涛出狱后受北方局委派，首先到绥远抗日前线，创办刊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协助聂荣臻，坚持敌后抗战。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薄一波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刘澜涛先任常委，后任第三书记。薄一波、刘澜涛在分别12年后又战斗到一起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还一起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刘澜涛仍在华北局。这时，薄一波既是华北局书记又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并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也经常出席华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一些精神，但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只能由刘澜涛主持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常常十分默契。在1951年那场关于山西互助组问题的著名争论中，他们都坚决反对那种急于要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方针。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后来被毛泽东否定。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出来后，他们又都坚决主张严肃处理，是他俩联名向中央写的报告。1954年大区撤销后，刘澜涛任党中央副秘书长，为秘书长邓小平的副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安子文则在中央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薄一波在会议刚开始就成了批判的对象，更由于高岗等人大搞“批薄射刘”，会上不仅上纲为路线斗争，更有人身攻击，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这时，有两个人的态度令薄一波终生难忘。一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再一个是安子文。当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仍未被会议接受，而继续遭到批判时，只有安子文始终一言不发，并有九天未到会。会议主持者动员他发言，他说：“我安子文对薄一波也有意见，而且很多，我们之间经常争论，意见早都直接讲出来了。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谈。”当饶漱石借此攻击安子文时，安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说：“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这错误是自觉的”。真是掷地有声，铮铮硬骨！
所幸的是，毛泽东识破了高岗等人的阴谋。当毛泽东在1954年对薄一波说“误会”消除，“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时，他是当着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三人的面说的。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时叫上安子文、刘澜涛，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直是最了解我的老战友。
四
对于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薄一波更常常怀念所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的同志，最感慨的要数赵镈了。
赵镈，1906年生，陕西府谷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在草岚子监狱，他和殷鉴、薄一波等人发起成立党支部，并始终是党支部干事会的领导成员。出狱后，赵镈先到冀东特委，后调任津南特委书记。1941年4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赵镈又调任鲁南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10月，赵镈不幸在苍山县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当国民党特务要残忍地活埋他时，赵镈大义凛然，当着国民党士兵的面，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种种暴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推下土坑后，他仍高呼口号，令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牺牲时，年仅35岁。为纪念烈士，一年后，鲁南区委将根据地的一个县改名为赵镈县。
薄一波也常常痛苦地怀念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难友，常常思念至今还健在也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难友！
1994年，薄一波写作自传体著作《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时，郑重地回忆并写下了1936年经党营救出狱的所有难友的名字；2002年，当他修订这本书时，又郑重地一一加以核实：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
殷 鉴（黄建纯）邱少山 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
赵镈（赵朴） 仙维勋（夏维勋） 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 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 张曼萍（王若愚） 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
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 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 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 周仲英（周斌） 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 马辉之（冯俊斋） 王玉堂王德（王伯庆） 刘澜涛（刘华甫） 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
王其梅（王时杰） 王新坡（王之喜） 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 刘文蔚（赵云生） 周庠胡敬一（胡中田） 胡锡奎（胡锡昆） 侯振亚（侯正寅） 徐子荣（徐之荣） 赵明新（李明） 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误杀1人：
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
乔健双（高梦九）
现在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
冯乐进（冯明新） 朱则民（朱今） 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 薄一波（张永璞）
注：括号内为被捕时使用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属于经北方局营救出狱的人员，但却是在草岚子监狱中共同奋斗的同志和战友，薄一波也时时记起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在狱中被敌人摧残致死的郝清玉、赵子长，何怀农；在狱中坚持斗争，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敌人所谓“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许多人同样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2002年6月的一天，94岁高龄的薄一波又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了党史。忽然，他半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狱中的这些同志，大多数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常常想念他们，也常常想念他们的儿女们！”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