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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年11月，孙喜亭先生逝世1周年。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在教育方针科学表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教育是不是生产力、素质与教育的关系、基础教育的基础、教学改革向何处去、德育价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问题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孙喜亭先生多年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为改革开放以来北师大教育学科的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教育基本理论领域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繼8月本刊推出纪念孙喜亭先生诞辰89周年专栏之后，本期再次推出纪念专栏，寄托哀思，缅怀先生。
孙喜亭同志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上学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原在石家庄市团委任职的调干生比我大六岁，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说话底气十足，神情虽显严肃，但他却像个大哥哥似的对我和同学们很关心很爱护。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一架两层床，他下铺我上铺，朝夕相处，亲如手足。一次，我左脚的鞋底断裂，我还没没发现，却让他看见了，他立即找出他的一双翻毛皮鞋让我换上。诸如此类他关心我帮助我的事太多，天长日久，我真把他当成了兄长。他的为人处事，政治思想觉悟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对我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他十分珍视入学深造的机会，勤奋刻苦，好学不倦。他在认真钻研专业理论知识时，能很好地联系自己从事小学和少先队工作的实际，常常提出一些有价值有深度的问题，他还敢于发表一些不同于老师和书本的见解，令我十分钦佩。在课堂讨论发生争论时，他总能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意见，有时他的意见也有片面性，但要说服他很不容易，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不过他发现自己不对了也总能坦诚地认错。
四年里，他一直担任年级学校教育和学前教育两个专业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除了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党务工作外，在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中他也带头走在前面。他在思想上、学业上和生活上对同学很是关心，特别关心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同学的政治生命，我们班有不少同学经过支部培养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这与他这位支部书记热情而深入细致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喜亭平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在班级活动中也很生动活泼，颇有生活情趣。印象深刻的是为响应除“四害”的号召，他带领大家周日一早出发去郊区农村捕杀老鼠。他在农村长大，知道麦秆垛下常有鼠窝，就在征得农户同意后倒腾成捆的麦秆，发现老鼠后大家一边兴奋地呼叫一边拿铁锹和扫帚四处捕打，每次都很有收获。为庆祝胜利喜亭也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说个不停。
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很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对我的一些正确的想法总给予热情肯定和支持，对我的一些错误看法也很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如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时班上几位女生买农民煮的鸡蛋吃，我就认为她们怕吃苦，还给她们上纲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在班会上明确表态不同意我和一些同学无限上纲的错误说法，在当时“左”的思想盛行的背景下他主持了公道，分析了女生们的行为并非是什么是非问题，让我和大家都获益良多。
在那些年比较“左”的大形势下，喜亭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是很难能可贵的。“反右派斗争”前夕有几位同学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意见时很激动，声泪俱下，人们都以为这几位同学将被打成“右派”，但在判定“右派”分子的领导小组征求党支部意见时，喜亭表态在他看来她们几个一贯的政治表现还都是拥护党的，座谈会上她们提出的意见也基本正确，只是情绪过于激动而已。领导小组接受他的意见，这几位同学也避免了一场浩劫。这是若干年后时任系党总支委员的曹剑英和我说起的，剑英同学十分赞赏喜亭有原则地保护同学的做法，而我也更加钦佩喜亭的忠厚为人和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毕业时喜亭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刚毕业一年多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冲击。暑假我回京去看望他时并不知他正身处逆境，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他读陶行知著作的心得体会。他在接受批判和写检查之外的时间里认真地进行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尽管此时陶行知已被批判。喜亭发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极富人民性，他还很赞赏陶先生亲赴察哈尔蒙古族聚居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行为。我听了他的讲述，对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思考对陶先生的批判是否合适。后来得知喜亭当时也在受批判，不由得感慨良多。也许是受陶行知的影响，我发现喜亭对少数民族教育也充满热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多次到内蒙古讲学，为民族教育事业作出很多贡献。在我从事内蒙古自治区师范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时间里，他先后到呼和浩特、包头和呼伦贝尔讲学不少于七八次，他不辞辛苦，不计报酬，食宿一般都在师范院校内。因为教学和科研任务繁忙，时间很紧，所以他常常是头一天晚上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达后就开讲，讲到下午下班，匆匆吃口晚饭，再搭车返京。他丰富而深刻的讲课内容，极富雄辩力和感染力的语言令内蒙古的受众赞叹不已，而他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表现出的奉献精神更在内蒙古草原上传为佳话。一次他到海拉尔讲学，当地同志热情邀请他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游。他一贯是讲完就走，那次他破了例。他卧倒在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陈巴尔虎草原上对蓝天白云放声长啸，抒发他对内蒙古人民、对祖国土地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当地同志也为这位北京来的大教授的浪漫表现和情怀所感动。
喜亭长期认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也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即使在个人不顺甚至蒙难之时也未曾有所懈怠，所以他在教育理论研究中能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上他对中国国情和教育状况的长期深入的考察和思索，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撰写了许多有独创见解、不随波逐流的好文章，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多有贡献，并对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他将自己理论研究的成果认真编入教学讲稿向学生传授，又在修改和提炼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潜心研究撰写了《教育原理》《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等长篇专著，成为我国教育理论宝库的组成部分，传之于世。 作为担负着培养基础教育教师重任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他对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十分关注。基础教育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谈到这个方面他总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主知派，他承认主知学派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肯定其基本理论是合理和科学的，他運用马列教育思想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创造的宝贵经验对之加以完善和发展。他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并响亮地回答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他从分析新生一代如何与社会发展高度相适应这一矛盾的高度，断定基础教育必须以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组成课程体系，而学校应当是学生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教师应当以传授知识为自己的一项神圣职责。在分析智力、能力、创造力与基础知识的关系的基础上，他明确断定基础知识学好了才有智力，才有能力，才能创新，才有智慧。在世纪之交轻视知识思潮再次泛起、后现代主义和新课改专家提出五花八门“新理念”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的背景下，他大声疾呼：人生的一切皆起源于知识，人生起始时期如何让学生学好知识就是教育的基本命题。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学校首先是读书的地方，上学受教育，主要是读书”。实在是旗帜鲜明，不媚时俗，振聋发聩，表现出了一名党员学者坚定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气概。正是因为有喜亭这样理论根底深厚、思维敏锐而又一身正气的学者存在，我国教育理论界才得以树立起浩然正气。
不幸的是，喜亭因脑溢血偏瘫了，半身不遂的他虽然头脑清醒但说不出话来，学术生涯就此中断，这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一大损失。病榻上的他很坚强，不停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开始时字大如核桃，不久就蚕豆大小了。他还写日记记录下他热爱国家、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事业和热爱学生的情怀。从两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只能用半个大脑，但他依旧头脑清醒，仍能积极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第一件是王策三先生发起编著一本《基础教育改革论》，计划收入喜亭的几篇文章，商议时他欣然同意，还用左手翻阅好些期刊找出文章，打手势表示哪篇可用哪篇不合适。第二件是他八十岁生日前，众多学生准备大规模为他祝寿，他得知后坚决反对，一再表示不可惊动大家，学生拗不过他，最后在生日那天由十几位他亲自培养的博士陪他吃了一顿饭。为答谢这些学生，他还亲笔左书了一份发言稿，由孙儿代为宣读。回顾自己一生最珍爱的是三尺讲台，他写道：讲台虽小，但在教师引领下师生共同进入知识领域，犹如鸟儿飞向晴空，鱼儿游入深海，讲台大无边，探求知识无止境。他回忆自己一生最幸运的事，一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二是迎来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他热烈赞扬学生们的勤奋好学，敢于担当和善于作为，表现了他虽久病在床但仍关心国家前途和学生发展的心声。
11月18日，喜亭夫人苏老师发来微信，要我在去孩子家时与她通话，我觉得很蹊跷，一下就想到喜亭一定是有事了，这位好心的嫂子怕我独自在家闻讯后受不了不敢据实以告。果然，喜亭已于11月12日上午11时40分仙逝，并于16日火化。不想惊动大家，苏老师只通知了喜亭在师大院内的五位老学生，和他们一起料理了后事。噩耗传来，我在悲痛中不由想起8月去看他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的情景，实在难以控制夺眶涌出泪水……难道此后我和我的这位好兄长只能在梦中相会了？那就盼着他早点入我的梦吧！
谨以一首悼念小诗结束本文：
耕耘播种三尺台，木秀于林是英才。
几度磨难锋未锉，一生坚毅志不衰。
手足成长多佑护，桃李芬芳勤培栽。
难忘病榻紧握手，拭泪盼兄入梦来。
（作者系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师训处处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2019年11月，孙喜亭先生逝世1周年。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在教育方针科学表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教育是不是生产力、素质与教育的关系、基础教育的基础、教学改革向何处去、德育价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问题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孙喜亭先生多年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为改革开放以来北师大教育学科的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教育基本理论领域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繼8月本刊推出纪念孙喜亭先生诞辰89周年专栏之后，本期再次推出纪念专栏，寄托哀思，缅怀先生。
孙喜亭同志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上学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原在石家庄市团委任职的调干生比我大六岁，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说话底气十足，神情虽显严肃，但他却像个大哥哥似的对我和同学们很关心很爱护。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一架两层床，他下铺我上铺，朝夕相处，亲如手足。一次，我左脚的鞋底断裂，我还没没发现，却让他看见了，他立即找出他的一双翻毛皮鞋让我换上。诸如此类他关心我帮助我的事太多，天长日久，我真把他当成了兄长。他的为人处事，政治思想觉悟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对我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他十分珍视入学深造的机会，勤奋刻苦，好学不倦。他在认真钻研专业理论知识时，能很好地联系自己从事小学和少先队工作的实际，常常提出一些有价值有深度的问题，他还敢于发表一些不同于老师和书本的见解，令我十分钦佩。在课堂讨论发生争论时，他总能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意见，有时他的意见也有片面性，但要说服他很不容易，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不过他发现自己不对了也总能坦诚地认错。
四年里，他一直担任年级学校教育和学前教育两个专业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除了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党务工作外，在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中他也带头走在前面。他在思想上、学业上和生活上对同学很是关心，特别关心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同学的政治生命，我们班有不少同学经过支部培养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这与他这位支部书记热情而深入细致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喜亭平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在班级活动中也很生动活泼，颇有生活情趣。印象深刻的是为响应除“四害”的号召，他带领大家周日一早出发去郊区农村捕杀老鼠。他在农村长大，知道麦秆垛下常有鼠窝，就在征得农户同意后倒腾成捆的麦秆，发现老鼠后大家一边兴奋地呼叫一边拿铁锹和扫帚四处捕打，每次都很有收获。为庆祝胜利喜亭也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说个不停。
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很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对我的一些正确的想法总给予热情肯定和支持，对我的一些错误看法也很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如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时班上几位女生买农民煮的鸡蛋吃，我就认为她们怕吃苦，还给她们上纲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在班会上明确表态不同意我和一些同学无限上纲的错误说法，在当时“左”的思想盛行的背景下他主持了公道，分析了女生们的行为并非是什么是非问题，让我和大家都获益良多。
在那些年比较“左”的大形势下，喜亭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是很难能可贵的。“反右派斗争”前夕有几位同学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意见时很激动，声泪俱下，人们都以为这几位同学将被打成“右派”，但在判定“右派”分子的领导小组征求党支部意见时，喜亭表态在他看来她们几个一贯的政治表现还都是拥护党的，座谈会上她们提出的意见也基本正确，只是情绪过于激动而已。领导小组接受他的意见，这几位同学也避免了一场浩劫。这是若干年后时任系党总支委员的曹剑英和我说起的，剑英同学十分赞赏喜亭有原则地保护同学的做法，而我也更加钦佩喜亭的忠厚为人和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毕业时喜亭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刚毕业一年多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冲击。暑假我回京去看望他时并不知他正身处逆境，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他读陶行知著作的心得体会。他在接受批判和写检查之外的时间里认真地进行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尽管此时陶行知已被批判。喜亭发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极富人民性，他还很赞赏陶先生亲赴察哈尔蒙古族聚居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行为。我听了他的讲述，对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思考对陶先生的批判是否合适。后来得知喜亭当时也在受批判，不由得感慨良多。也许是受陶行知的影响，我发现喜亭对少数民族教育也充满热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多次到内蒙古讲学，为民族教育事业作出很多贡献。在我从事内蒙古自治区师范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时间里，他先后到呼和浩特、包头和呼伦贝尔讲学不少于七八次，他不辞辛苦，不计报酬，食宿一般都在师范院校内。因为教学和科研任务繁忙，时间很紧，所以他常常是头一天晚上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达后就开讲，讲到下午下班，匆匆吃口晚饭，再搭车返京。他丰富而深刻的讲课内容，极富雄辩力和感染力的语言令内蒙古的受众赞叹不已，而他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表现出的奉献精神更在内蒙古草原上传为佳话。一次他到海拉尔讲学，当地同志热情邀请他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游。他一贯是讲完就走，那次他破了例。他卧倒在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陈巴尔虎草原上对蓝天白云放声长啸，抒发他对内蒙古人民、对祖国土地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当地同志也为这位北京来的大教授的浪漫表现和情怀所感动。
喜亭长期认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也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即使在个人不顺甚至蒙难之时也未曾有所懈怠，所以他在教育理论研究中能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上他对中国国情和教育状况的长期深入的考察和思索，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撰写了许多有独创见解、不随波逐流的好文章，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多有贡献，并对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他将自己理论研究的成果认真编入教学讲稿向学生传授，又在修改和提炼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潜心研究撰写了《教育原理》《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等长篇专著，成为我国教育理论宝库的组成部分，传之于世。 作为担负着培养基础教育教师重任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他对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十分关注。基础教育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谈到这个方面他总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主知派，他承认主知学派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肯定其基本理论是合理和科学的，他運用马列教育思想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创造的宝贵经验对之加以完善和发展。他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并响亮地回答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他从分析新生一代如何与社会发展高度相适应这一矛盾的高度，断定基础教育必须以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组成课程体系，而学校应当是学生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教师应当以传授知识为自己的一项神圣职责。在分析智力、能力、创造力与基础知识的关系的基础上，他明确断定基础知识学好了才有智力，才有能力，才能创新，才有智慧。在世纪之交轻视知识思潮再次泛起、后现代主义和新课改专家提出五花八门“新理念”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的背景下，他大声疾呼：人生的一切皆起源于知识，人生起始时期如何让学生学好知识就是教育的基本命题。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学校首先是读书的地方，上学受教育，主要是读书”。实在是旗帜鲜明，不媚时俗，振聋发聩，表现出了一名党员学者坚定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气概。正是因为有喜亭这样理论根底深厚、思维敏锐而又一身正气的学者存在，我国教育理论界才得以树立起浩然正气。
不幸的是，喜亭因脑溢血偏瘫了，半身不遂的他虽然头脑清醒但说不出话来，学术生涯就此中断，这是我国教育理论界的一大损失。病榻上的他很坚强，不停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开始时字大如核桃，不久就蚕豆大小了。他还写日记记录下他热爱国家、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事业和热爱学生的情怀。从两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只能用半个大脑，但他依旧头脑清醒，仍能积极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第一件是王策三先生发起编著一本《基础教育改革论》，计划收入喜亭的几篇文章，商议时他欣然同意，还用左手翻阅好些期刊找出文章，打手势表示哪篇可用哪篇不合适。第二件是他八十岁生日前，众多学生准备大规模为他祝寿，他得知后坚决反对，一再表示不可惊动大家，学生拗不过他，最后在生日那天由十几位他亲自培养的博士陪他吃了一顿饭。为答谢这些学生，他还亲笔左书了一份发言稿，由孙儿代为宣读。回顾自己一生最珍爱的是三尺讲台，他写道：讲台虽小，但在教师引领下师生共同进入知识领域，犹如鸟儿飞向晴空，鱼儿游入深海，讲台大无边，探求知识无止境。他回忆自己一生最幸运的事，一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二是迎来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他热烈赞扬学生们的勤奋好学，敢于担当和善于作为，表现了他虽久病在床但仍关心国家前途和学生发展的心声。
11月18日，喜亭夫人苏老师发来微信，要我在去孩子家时与她通话，我觉得很蹊跷，一下就想到喜亭一定是有事了，这位好心的嫂子怕我独自在家闻讯后受不了不敢据实以告。果然，喜亭已于11月12日上午11时40分仙逝，并于16日火化。不想惊动大家，苏老师只通知了喜亭在师大院内的五位老学生，和他们一起料理了后事。噩耗传来，我在悲痛中不由想起8月去看他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的情景，实在难以控制夺眶涌出泪水……难道此后我和我的这位好兄长只能在梦中相会了？那就盼着他早点入我的梦吧！
谨以一首悼念小诗结束本文：
耕耘播种三尺台，木秀于林是英才。
几度磨难锋未锉，一生坚毅志不衰。
手足成长多佑护，桃李芬芳勤培栽。
难忘病榻紧握手，拭泪盼兄入梦来。
（作者系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师训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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