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热播剧《小谢尔顿》用孩童视角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传统。家住德克萨斯的小谢尔顿因不满某品牌面包更换生产厂家导致口味变化而“积极维权”，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批评该集团置消費者意愿于不顾，认为企业行为应由相关政府部门统一管控。女主持人随即诱导性提问道：“集中控制？你是说德克萨斯该推行共产主义？”纵使聪颖过人，9岁的小谢尔顿并不知晓该“主义”的确切内涵和在美国的效应，点头确认的结果便使全家迅速陷入尴尬处境，父亲的教职几乎不保，哥哥被同学们嘲笑孤立，外婆不得不通过悬挂美国国旗和高唱爱国歌曲向邻里洗白。用主人公自己的话说：“面包事件以我和我的家人差点被赶出美国而告终。”
　　故事看似只是小孩子的一场闹剧，殊不知德克萨斯自1918年起便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和资本家采取反制措施的前哨阵地，而编剧的“美国式”调侃背后恰恰折射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偏见。提到美国的反共思潮，人们总会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但那不过是“续篇”，“红色恐惧”（Red Scare）的先声要从一百年前那个弥漫着俄国十月革命气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的年代谈起。

第一次“红色恐惧”的缘起与退潮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掀起了足以震撼整个欧陆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如同星星之火在波兰、德国、匈牙利迅速蔓延，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侧目相向。1918年，威尔逊政府派出7950名美军参与了西伯利亚干涉军，企图打压俄国革命。1919年3月，在列宁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呐喊中，共产国际成立于莫斯科。
　　1919年的世界风云变幻，美国国内占主导的保守派人士和占多数的普通民众从威尔逊政府的消极反馈、媒体的噱头新闻中捕捉到了“布尔什维克”字眼以及“抢班夺权”“暴力叛乱”“煽动滋事”“丧失自由”等标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惑无力加剧了他们对激进分子挑起暴乱活动的恐慌。与此同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激进工会组织“世界产业联合会”开始借助列宁的世界革命主张在美国工人中宣传造势。
　　受到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催化，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短期内一触即发，先是1919年2月，美国历史上首次工人总罢工在西雅图上演，60万余众参与其中，随后罢工如同多点开花，“五一”数城暴乱、9月的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及11月的矿工大罢工更是将“布尔什维克流毒感染美国”等言论坐实。整个1919年，全美发生罢工事件2600起，涉及400多万工人。再加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向政界名流寄送邮包炸弹并发动多轮暴恐袭击，事后都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世界产联等激进组织”所为，美国社会迅速形成了这样一种主流判断，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诉诸暴力的少数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其目标是没收私有财产、推翻合法政府和控制自由人民，他们受苏维埃俄国洗脑，与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截然对立。有鉴于此，1919年“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刚一成立，便遭到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戒备。
　　是年底，美国人已身陷上述“红色恐惧逻辑”无法自拔，时任司法部长帕尔默见机设立专门调查激进分子的情报处，年轻处长埃德加·胡佛率部四处搜捕嫌疑人，美国共产党组织几乎瘫痪的同时，大量“疑似”外国激进分子受到牵连，无辜受审、严刑逼供、被迫驱逐等现象唤醒了民众心中对宪法所谓人权和民主的捍卫之情，理性复归意味着“红色恐惧”的退潮，最终当大搜捕中违反公民权利的种种行径公之于众时，帕尔默彻底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加之1920年总统大选将近，且事实证明不单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欧洲受到广泛压制，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也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国内重建上，于是乎对任何红色符号、包括红旗都决计抵制的人们开始从一种集体性狂热、仇视情绪中挣脱出来，第一次“红色恐惧”随之悄然落幕。

布尔什维克“面具”下受伤的社会与心灵

　　1917年5月，走红男星道格拉斯·费尔班与美国甜心玛丽·皮克福德的征兵宣传照充斥着美国的大街小巷，200万热血男儿奔赴欧洲前线，10万人战死沙场。1919年，当欧洲战事随凡尔赛媾和宣告平息时，美国人却在国内用鲜血、愤怒乃至死亡勾勒出“红色夏天”。虽然十月革命始终被视为第一次“红色恐惧”的导火索，但政府调查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其中的鼓吹者和反对者大多对苏俄立国理念、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非常陌生，而震撼寰宇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在美国也退化成为动荡、不满、叛乱分子的代名词。那么被生硬套上布尔什维克“假面”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又是什么让美国社会原本因俄国革命而产生的扰动迅速演化为全民性偏见与仇恨的暴力宣泄呢？答案大致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
　　战争造成的思维偏狭和心灵创伤。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战争引发的公共焦虑驱使人们对区分“他者”和“自己”怀有强烈且持续的冲动。对美国人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他们形成了有关“他者”的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两重意向。
　　国际层面，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无论政权性质、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自然而然地被美国当作“异端”，它不仅为东方国家崛起提供了西方“样板”之外的出路，且自绝于西方化道路，甚至公然用共产主义向美欧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观念发出挑战。特别是与德国及其盟友签订旨在单独媾和的《布列斯特合约》后，俄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更是投敌自保、卖友（协约国盟友）求荣的“黑典型”。在国内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美国人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遂把对德国和战争的厌恶情绪统统转嫁给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