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自诩为“章神经”。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先生与孙中山、黄兴并称“辛亥三杰”，鲁迅称赞他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这里的“小学”是指文字学）。他读《说文解字》，凡七十余遍，“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对中国文字音、形、义的认识，当世无出其右。
　　先生博闻强记，所读过的书大部分能够过目成诵，甚至还能指出具体的章节乃至页码。因博学多才，写文章好用典，且常有生僻到一般词典不收的汉字，时人往往不易理解，据说时日一久，连他自己有时也读不出某个字。甚至连给女儿取名时也积习难改，用字生僻，以致影响到三个女儿的终身大事（因为都是古字命名、艰深难懂，想提亲的人连她们的名字都认不得）。章太炎得悉此事后，在宴会中说出她们名字的念法，女儿们的婚事才得以顺利解决。
　　先生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按现在的流行说法，属于典型的高分低能。太炎先生生活上不拘小节，衣服经常不换洗，以致两袖积满污垢、油光发亮。讲课或演讲时，鼻涕流下来，就直接用袖角擦抹。先生烟瘾特大，上课时也常常烟不离手：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讲到得意时便忘乎所以、混淆不清，顺手就把粉笔往嘴里送。更为离谱的是，他在庄重的婚礼上，居然连皮鞋也会左右颠倒，以致走路姿势十分怪异，一时大窘。
　　此外，他还经常迷路，他不认路是有名的。回家时，常常忘却家门，误入邻家。他住上海时，对自家的里弄地点、门牌号码始终不清楚。那时，他常常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家去。每次由孙家回去时，中山先生必派人送他回家。有一回，出了孙家，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太炎也不等送他的人找到另一辆车同行，即自己坐到车上，挥手叫走。跑出弄堂，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说“家里”，车夫又问，家在哪里，他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再问，就是“弄口有一家纸烟店的弄堂”。车夫只得拉着他在马路上兜圈子，每经一个有纸烟店的弄堂，章太炎均说不是。此时，那位送他回家的人找不到他，打电话到他家得知他并未到家。急忙之中，两家派出20余人四处寻找，在大世界附近，才发现他坐在人力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使全体人为之忍俊不禁。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亦将此引为笑谈。
　　如果仅限上述情形，只能让人觉得有些怪诞而已，远够不上“神经”的级别。之所以被称为“章神经”，关键在于章太炎极具个性，疯、颠、狂三者俱全。章太炎到日本时，东京警视厅例行公事地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他感到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大发宏论：“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挠、孤行己意。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章太炎不仅敢讲，而且敢做。他痛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讥讽慈禧太后“不过先帝之一遗妾耳”，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地进了班房。1903年，与《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一道被清廷监禁于上海西牢，被判“凌迟处死”。适逢老佛爷慈禧太后即将七十大寿，为显“天恩浩荡”，改判“永远监禁”。很快又遇上清廷推行“预备立宪”，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展示“开明”的政治需要，最终判了他三年监禁。
　　满清覆灭后，他又以“民国之祢衡”自许。在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民国大总统、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太炎先生公然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海外，他却不肯走，并给出不走的理由：民国已建立，再流亡的话，乃奇耻大辱。终不顾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径直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去了，决意上演一出民国版的《击鼓骂曹》。
　　对于这一彪炳史册的行径，《佯狂未必不丈夫》的作者王开林如是描述：大冷的天气，他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抓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袁世凯亲授的二级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通名既罢，对方并没有把他当碗大菜，依然借故阻挠，章太炎恶向胆边生，操起桌上的花瓶朝袁世凯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响，花瓶与袁世凯画像同时毁坏。
　　在章念驰所著的《我的祖父章太炎》中，则引述了章门弟子鲁迅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的一段话：“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好一个“并世无第二人”！真是令人勃然心动，为之神往。
　　面对疯、颠、狂三者俱全的“章神经”，一时之间，袁世凯亦无可奈何。这位当代第一大名士和民国元勋，杀，是杀不得的；赶，又赶不走；讲，更没人能够招架；放，任由“章神经”四处大放阙词，未免太窝心……着实令袁世凯头痛不已。最后只好把他软禁，却每月发他五百大洋的高工资（当时警察的工资只四元）。太炎先生于是在牢狱里雇了十来个厨子、仆人（其实都是警察装扮的），跟一代枭雄袁世凯大摆老爷谱——如此坐牢，可谓空前绝后！这等不顾生死的名士做派，当真也是“并世无第二人”！
　　太炎先生左手革命，右手学术，双手互搏。革命的时候，太炎先生“对于阔人要发脾气”，有一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精神。而治学之时，也同样勇猛精进，成果斐然。章门弟子众多，当时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都出自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太炎先生之讲学，更是别有风范。周作人说他“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不过，章太炎讲学，也有很见阵势的时候。章念驰记述1932年2月，太炎先生去北京见张学良，敦促其抗日，其间应弟子吴承仕（检斋）之邀，给各大学讲学，据当时在场的学生王西彦回忆：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玄同、幼渔、兼士等，都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他操着余杭话，口若悬河地讲述，钱玄同用国语翻译，吴承仕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一讲数小时，听他演讲的这些大教授们，始终毕恭毕敬地站着。
　　太炎先生是从故纸堆里钻出脑袋来呼喊革命的，先是排满，接着反袁，最后还不买蒋介石的账……有人说，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令当权者头疼的反对派。一生慷慨激昂的章太炎，晚年在苏州讲国学，突然平和了。不仅如此，他还来了一场“否定之否定”，痛感自己年轻时为了宣扬革命而抨击诋毁传统文化的偏激行径。章念驰就说，祖父晚年目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被否定，最终起而捍卫，并为自己早年的反孔感到遗憾。他与小儿子章奇的合影，最可见出他的回归：穿着传统的服装，袖着手，笑嘻嘻的，俨然一个没有脾气的慈父。
　　亦狂亦侠、似疯如颠的章太炎，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行径，固然为后世称道。但其生活中的诸多小节，以世俗的眼光审视，未免极其不正常。其实，这种不正常只是表象，其怪诞行为并非刻意为之，至多只能说是因为过于关注内在而忽略了外在所导致的随意行为。若我们执着于他外在的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只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如果分不清太炎之“形”与“神”，得其“形”忘其“神”，我们不仅与规章制度格格不入，难以见容于世，长此以往还会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换而言之，真正的与众不同应在内而不在外，将外在的“不正常”转化为内在的“不正常”，方为“不平常”。一位“不平常”的人，就如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说的那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个性，这才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世上再无章太炎，空留后人叹“神经”！
　　【胡欣红，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黄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