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盟则启动了与印度、加拿大、部分东盟国家和日本等的自贸区谈判，全球自贸区发展进入加速期。今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启动全面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
　　从历史上看，实现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的想法早已有之，但谈判是“雷声大、雨点小”，多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历史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努力是1998年3月。在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里奥·布里坦爵士多年努力之下，欧委会提出了一项“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重提建立欧美自贸区的想法。然而，美国当时通过带有域外法权性质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激怒了欧盟，加上该计划给欧美产业界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一努力最后功亏一篑。
　　此后，为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彼此之间不谈自贸区，一心一意谋求多边贸易自由化。
　　2011年11月美欧首脑峰会前夕，美国企业巨头，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微软以及欧洲重量级企业空中客车、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集团皆呼吁建立跨大西洋自贸区。今年2月11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高层工作组发布最终报告，建议启动全面的跨大西洋自贸区建设。两天后，美欧双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各自内部程序，为发起谈判做好准备。根据两国的立法程序判断，美欧可能在6月美欧首脑峰会期间宣布启动该项谈判。
　　从谈判内容和进程看，目前美欧有可能考虑以各自与韩国的自贸区协定为蓝本，将两个文本进行比照，保留双方已有共识，重点对其中的不同点进行谈判。双方都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弗罗曼提出，要“一口气”跑到终点线，结束谈判，而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也表示希望在本届欧委会任期内，即2014年11月底前结束谈判。
　　该协定一旦谈成，意味着美、欧自贸区全球布局取得战略性突破，国际经贸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将面临新的压力。

维持“双头”领导

　　当前，美欧商签自贸区获得了较过去更大的动力，其进展程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美欧很可能在今年6月底前启动谈判。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美欧一时冲动，而是多种原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压力。2007年至今，美债、欧债危机交替演进，美欧经济长期陷于低迷，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美欧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跨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明显感到，世界经济已到非常之时，急需采取非常之策。欧美互为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经贸领域相互依存度很高。美欧经济总量占据全球GDP的47%、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相互直接投资存量在2011年超过3.7万亿美元。双边经贸对推动各自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作用。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道，“公平自由的跨大西洋贸易将为美国带来数百万个收入颇丰的就业岗位。”据美方统计，2012年美国对欧盟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计458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超过220万个工作岗位。欧盟在美投资企业按照2010年的统计雇佣了300万美国人。
　　根据美欧高层工作组的研究，TTIP一旦谈成，将使欧盟和美国在2027年之前每年GDP分别增长0.5个和0.4个百分点，这相当于欧盟和美国年均收入分别增加860億欧元和650亿欧元；另据欧委会对TTIP影响力评估显示，该协定如果能够得到完全实施，欧盟对美出口能增长28%。
　　美国商会主席多诺霍表示，美欧自贸区协定光削减关税一项，五年内就能增加1200多亿美元的跨大西洋贸易量。因此，巨大的经济收益是推动美欧开启自贸区谈判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则是战略动机。在全球化继续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欧经济不振、多哈回合失败的背景下，美欧希望通过跨大西洋自贸协定，牢牢掌控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维持美欧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相较而言，欧盟方面启动谈判的意愿要明显强于美国，是欧盟接受美国商会的有关建议，在2011年欧美首脑峰会上力主启动跨大西洋自贸协定谈判。另据有关媒体透露，奥巴马对启动TTIP并不热心，直到最后一刻才在国情咨文里加上了启动TTIP谈判的表述。
　　欧盟方面，受欧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陷入低迷，欧盟上下弥漫着很强的危机感，急需一项超大规模的贸易协定谈判凝聚人心，恢复信心。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令欧方倍感失落。跨大西洋贸易协定有助于重新平衡美国战略重心，提升欧盟国际地位，缓减其失落情绪。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希望与美国联手，共同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贸易规则领域的挑战，维持过去几十年来美欧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双头”领导。
　　从美国方面看，启动TTIP将是奥巴马连任后在贸易和对欧外交政策领域能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而TTIP谈判的启动将为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增加了一个渠道，找到了一批忠实的“志同道合者”。美欧可以联手迫使中国遵守美欧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奥巴马在2012年秋总统大选辩论时就曾提道，“美国将重组与中国之外的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要让中国在遵守基本国际标准方面感到更大的压力。”事实上，一个不利于中国的经贸大三角正在形成，TTIP为美欧联手协调立场提供了制度平台。
　　此次拟商签的跨大西洋自贸区协定不同于传统的以关税减让、开放投资、服务和政府采购为主要内容的自贸协定，最重要的内容是规则的协调和产品技术标准的相互认可和融合。TTIP谈判内容集中在以下三大领域：
　　1.市场准入。削减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尽可能地做到完全取消，但保留对最敏感产品的关税保护、过渡期和保障机制。双方明确服务业和投资章节要包括地方这一层级的开放。投资部分的内容要求达到美欧与第三方贸易伙伴迄今达到的最高开放水平。政府采购要求开放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公共部门。 　　2.规制问题与非关税壁垒。双方均认为这是获益潜力最大的领域。美欧将商签动植物检验检疫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实现双方标准和程序的协调统一或相互承认。双方将签署一个“存续协定”（living agreement），规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按照双方同意的时限和目标逐步实现规制方面的协调统一。
　　3.全球性贸易问题。双方合作的领域要超越双边范畴，共同应对全球贸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方面的合作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劳工标准）、海关与贸易便利化、竞争中立性与国有企业、原材料与能源、中小企业、透明度等问题。
　　具体到国有企业而言，TTIP希望寻求对全球范围内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指定性垄断行为予以纪律约束，包括建立提高透明度和减少贸易扭曲行为的纪律规定；在知识产权方面，希望继续强化美欧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联合领导，维护美欧知识产品的竞争力。

贸易冷战会爆发吗？

　　这一新的自贸体系给中国带来的首先是贸易转移效应。与美欧相比，中国在相互依存中处于更加脆弱和敏感的位置。虽然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出口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以2012年为例，进出口贸易总额中53%是出口，而进口中也有很大比例用于出口加工贸易。美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前两位最大出口目的地，两者合计约占中国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两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势必对中国出口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出口相似性指数（ESI）测算，2012年中欧产品在美国市场相似度为45%，中美产品在欧盟市场相似度为46.4%。这一结果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与欧美产品具有一定相似性，并且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转型，未来的产品相似性仍会继续提高，竞争程度也会越来越激烈。
　　不过ESI只能反映两国产品在同一市场的总体竞争情况。具体到产业，一旦美欧达成自贸区，中国好几类商品都将面临被挤出美欧市场的潜在风险。据初步测算，在美欧市场受到较大和一定影响的中国产品金额总计约2000亿欧元，即使实际贸易转移只有10%，金额也高达200亿欧元，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GDP的0.3%。
　　从更长远的时间角度来看，美欧协定会带来规则壁垒的增加，给中国出口带来难以估量的障碍和利益减损。
　　而从广度来看，美欧自贸区会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时，美欧联手，旨在通过贸易领域的“G2”巩固国际贸易领导权，确保规则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手中。纵观美欧自贸区全球布局，中国的东部（TPP、欧日自贸区、美欧与韩国的自贸区）、西部（美欧自贸区）和南部（欧印、欧盟与东盟部分国家、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自贸区）已被欧美错综复杂的自贸区网络“包围”。加之美与日、韩、菲、台湾、北约的军事同盟，中国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已经处于被困局面。
　　如果美欧牵手成功，而有国家在经贸领域采取“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贸易“冷战”就不能被排除：美欧制定新的更高门槛的贸易规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迫使中国维护现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贸易规则体系，或发展出一套新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规则。美欧攻城略地，在全球与中国争夺出口市场，将大量中国产品从原有出口市场中挤压出去。为维持其传统出口市场，中国奋起直追，发起一系列针对美欧的自贸区保卫战。

中国对策

　　对于TTIP谈判进程中持续的外化和外溢效应以及谈成后对中国、对世界的显著影响，中国不能心存幻想，急需认真思考应对之策，以求在国际政治经济大棋局中趋利避害，既要有效维护国家经贸利益，又要竭力避免世界陷入经济“冷战”。
　　一是不能放弃多边贸易谈判。采取切实步骤，联系各谈判方，确保WTO仍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渠道。适时在中国召开一次WTO小型部长会，邀请金砖国家、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体，共商多边贸易体制前途命运及其与双边自贸协定的关系。同时联系包括加拿大等在内的受美欧TTIP贸易转移潜在影响的经济体，时刻监督TTIP进展情况，要求美欧克制大规模启动自贸区谈判，对其贸易转移效应给第三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二是从四个方向积极推进中国经贸大战略。美欧通过政治、经济两手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急需“解围”、“脱困”，急需制定政经结合的中国对外经贸大战略，其核心部分是提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在中国东、西、南三面“被围”的不利态势下，中国需要在四个方向找到突破口：向北寻求与俄罗斯深化全面经济合作；向西寻求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开展全面经济合作，考虑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共同市场；向南寻求与东盟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向东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确保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度不落后于TPP与TTIP。此外，中国还应考虑加大与金砖国家、非洲、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全面经济合作，综合使用自贸区建设、援外、“走出去”、海外经济技术开发区、贸易促进等各种经济合作手段，维护中国安全与发展利益，将各种经济资源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与政治影响力。
　　三是继续大力发展与美欧经贸合作。只有进一步推进与美欧的经贸合作，消除彼此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才能稳定住对美欧市场的出口，也才能遏制经贸冷战的发生。具体而言，需要加快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适时考虑开展中美自贸区协定谈判可行性研究。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完善1985年签订的《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谈判进度，确保中国与美欧的协定谈判与美欧TTIP的推进速度保持同步甚至更快。
　　四是借助全球自贸区大发展的机遇，推动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多边贸易谈判和自贸区战略推进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内。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得以进一步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種矛盾错综复杂，急需借助国外对我的开放，推动国内改革与开放，在国际层面实现互利共赢。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机制，加大内部协调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