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化中的性别偏见由来已久,我国的传统教育更是含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偏见,女性从来都是被排除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之外。西方学者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国学者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中西方的研究普遍显示:“教材中男角色多于女角色;男女角色都根据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传统定型加以描述;教材内容几乎不涉及性别平等问题。”(郑金洲《教育文化学》)
　　针对语文教育而言,笔者认为性别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性别歧视、性别偏见、要求男女平等等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到语文教育内部能否良性发展的问题。语文作为人文性的课程,不可能不反射出整个社会对性别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同时,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中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从课程标准的制定到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到教师的解读,最后到学生的理解,性别问题贯穿于语文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大部分的研究是针对教材编写中的性别偏见。我国政府在2001年正式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明确提出:“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即便是这样,新课程改革后的语文教材在性别偏见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笔者翻阅了人教版七年级下、八年级下和九年级下三册语文书,发现84课中只有6课的文章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平均每册书中有二位女性作家的两篇文章,分别是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冰心的《观舞记》和《谈生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和琦君的《春酒》,其中讲读课文只有两篇,四篇是自读课文。
　　读现当代语文教育名家的专著,笔者发现作者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理论者的缺乏也是大众性别话语和传统性别规范在语文教育宏观层面的一种表现。而这种现象也必然导致教材编写中集体性别无意识的情况,缺乏女性视角和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使得“教材编写过程中,性别视角还是个盲区, 还没有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一个维度”。(乔晖《小学语文教材的性别偏见》)
　　但在语文教育的第一线,性别的比例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笔者最近在新疆喀什地区调研时,就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初中一线的语文教师中女教师占了绝大多数,男女教师的比例大约在1:10左右。据说,小学女教师的比例更高。不仅是喀什地区,相关资料显示其它地方情况也类似:“1987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青岛市区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4.5%、67.8%、64.9%和81.5%,而到了1996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上述比例分别提高到75.8%、73.5%和71.2%”。(张丽军、田录梅《谈语文学科中的性别偏见》)
　　回到语文教育的学生层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受教育的对象不再是从前的纯粹的男性,而是男女学生对半这样的实际情况。于是语文教育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根据男性语文理论者的理论编写的绝大多数选文充满阳刚之气的语文教科书,由女性教师来教授给男女对半的学生。笔者认为男性的阳刚之气与女性的阴柔之美是有差别的。教育理论者与教材编写者往往站在男性的角度来思考语文教育,而更多的一线教师却是从女性视角去看待教育理论和教材。
　　从不同的性别心理出发,对同一理论、同一文章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传统语文教育讲求“悟”,新课程标准认为“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由于语文教材中很多文章都溶入了作者丰富而真挚的感情,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领悟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情感,教师本身必然要先走入文章,进入角色与作者进行对话,体会作者的感情,才会激起学生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教师与文本的对话中,教师与作者的交流中,性别因素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男女教师由于性别差异,其思维角度,对文章的切入点必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同性别的人之间更容易沟通和理解。换言之,男性教师解读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更能体会其思想感情与作文动机;另一方面,女性教师对于女性作品的解读也必然更细腻、更到位。
　　笔者曾在四川听过某地的初中语文竞赛课,课的内容是语文书后面附录的“课外古诗词背诵”的篇目。其中一位男教师抽的篇目是曹操的《观沧海》,整个课堂感觉都是气势雄浑有力,不管是朗读还是讲解分析,都把这首诗所展示的帝王的慷慨激昂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另一位男教师抽到的篇目是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家听后的感觉就是有点别扭,词中“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觉总是找不到。当然,两位教师可能存在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他们与诗词作者的性别差异也是影响其对文本解读的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两人互换一个题目,上《观沧海》老师改上《醉花阴》,笔者认为他未必就能上好。同样,要让大多数女性教师去解读男性作品,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性别上的差异。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常常感觉男教师上课似乎普遍比女教师更胜一筹,更大气一些,对文章的理解要更透彻一些;而女教师在对课文的诠释上照本宣科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一些。于是我们也把掌声和荣誉更多地给了男教师。当我们在对比做出评判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也许是性别的原因使女教师不能很好地领会男性色彩较重的语文教育理念和语文教材?我们是否认识到用细腻温柔的女性特征去解读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作品必然会有偏差?再进一步讲,当我们在批判当代语文实际教学中教师肢解课文情况严重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作者与教者不同的性别的关系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呢?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书中只有极少数课文是符合女性的性格和性别的。
　　另外,相关研究表明男教师与女教师的性别差异“对于语文学科来说,对男女学生造成更大影响的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发展状况。研究表明,幼儿园和小学中的‘女性化’环境有助于促进女孩语言能力的发展,出现女优于男的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张春兴也曾研究发现:“在教师均为女性的小学内,所有年级的语文成绩都是女生比男生好,而教师多为男性的小学内所有年级的语文成绩都是男生比女生好。”教师性别的差异对小学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进入中学以后,如果女教师依然占大多数,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男学生语言能力的健康发展,这可能也是造成“女孩语言能力比男孩强”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将性别视角引入政策制定的主流是世界性潮流,中国应该逐渐融入这一潮流。”(史静寰)对于语文教育来讲,要促使其内部的良性发展,不管是从理论的建构,还是教材的编审,以及一线教师的构成都应该引入性别的视角。
　　这就意味着首先我们在建构语文教育理论时,应有意识地多吸收和培养一些女性的教育理论者,以便在教育理论的发展中能吸收更多的女性特点,促使理论的实施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操作性。其次,教材的选文上,应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性别视角,此方面的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另外,我们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吸引更多的男性青年进入教师队伍,特别是语文队伍。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班既安排一名男性语文教师也安排一名女性语文教师,但在一个大范围内也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也才能相互取长补短。从孩子的全面发展来看,也要有不同性别的教育者的交叉影响,才会健康成长。
　　重视语文教育中的性别差异,正是对男女性别在生理、心理差异的一种肯定。我们应在肯定和尊重性别特征和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语文教育的良性发展。
　　
　　干旭敏,新疆喀什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论07级硕士研究生;郭庆,教师,现居四川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