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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与“外”在中国汉字中是一组对立的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有国内国外的区分，有家内家外的区分，也有个体内外的区分。在儒家思想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内与外的区分，并且这种区分影响了中国人的家国观念以及民族性格。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儒家思想中散发出的家国观念显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长时间的存在于中华民族群体之中。因此本文将从儒家思想的内外二分入手，对儒家思想的国家观进行解读，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在现代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缺陷会如何影响我们，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一些手段弥补这样的缺陷。
【关键词】内外；国家观
正文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在陕北，黄土高坡的窑洞里，每当一家的男主人向客人介绍家庭成员之时，会将自己的妻子称呼做“我屋里的”。在古代，丈夫对妻子同样有很多种称呼，其中有一种就是“内人”。这与“我屋里的”形成一种有趣的呼应。“屋里”和“内”，在空间位置上看是一样的概念，陕北地区的这种称呼似乎是对古代妻子称呼的一种民间继承。深究这些对于异性伴侣称呼上的细节，最高统治者的正室称“皇后”，皇帝的妻子居住在后宫，也就是皇帝的卧室，那么即使皇后母仪天下，她也可以被皇帝称呼“我屋里的”，而对外则要叫做皇后。
这样的对比十分有趣，看似差异很大的一个称呼，在一家之内和一国之内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的焦点便是“内外之分”。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隐藏的特点。内外之分，当然不只表现在对某个人的称呼上，既然它从一家之内到一国之内都存在，那么这必然是一个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本文便从内外之分入手，由家向国发散，研究内外之分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儒家思想的内外分与国家观
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本文很难涵盖所有思想的内外分与国家观，展开太广也难免出现笔误。因此本文择取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进行论述。
在学术界，存在对于儒家内与外的讨论，集中点在于向内修己和向外治天下的发散。在儒家思想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是一件向内的事情，在于个体对于自我内心状态的把握，进而影响行为。而治国是一件向外的事情，统治者以自己的言行为范，推己及人，使天下人效仿，遵守儒家提出的伦理纲常，从而塑造大同社会。二者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这是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结论。
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学术界热衷于讨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国家体制和政治运行制度。这种讨论中存在国家观的痕迹，但是缺乏系统的、具体的提出。本文认为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不同时代之间对于国家生活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很难对其进行统一，因此无法具体讨论。本文也意识到对与国家观的概括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难点所在，因此本文选择从儒家思想中提取国家观念的内容，而不从历史朝代之中进行概括。
此外，虽然学术界对二者都有涉及研究，但是本文发现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二者并没有被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对这种关联进行集中的讨论，因此本文对儒家思想内外分与国家观展开论述，将重点着眼于二者的关联的讨论，并且尝试从中找寻现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是否存在某种启示。
三、内外之分：由家庭起源的二维展开
在《说文解字》中：内，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从辞源上，内和外就形成了一种对立。内的结构是一个人，一扇门，从门走进去，便是内。外，远也，在辞源上并没有强调与内的对立，但是包含了一层“亲疏”关系，远既疏远之意，那么与之相对的内便有亲近之意。此外，外也有例外的意思，也就是不在常规之内。在从辞源角度对二者的解读中，本文发现二者的对立关系都与家庭相关。以家门为界，进入就是“亲近家人”，外出就是“疏远家人”；不是家人的人是常规之外的人，也就是外人，妻子在没有成亲之前也是外人。很多迹象都暗示着，内外二分与家庭有着巨大的关系。
从很久之前起，中国人都是站在家庭之内去观察外界的。最原始的男耕女织的经济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生产经济形式，在产生多余劳动产品之后，才逐渐向外，产生了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而即使是这样的外界联系，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是根本的内，外就是家之外。家庭的内外是中国人最真切、最传统的生命体验，同时，这种内与外也影响了其他的领域。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宗法制度崩坏的时代，而儒家思想产生的基础正式上古三代宗法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将统治的权利稳固在一个家族的手中。是在禹之后，从其子启的时代开启的“家天下”的统治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贵族的身份效仿皇权世袭，祖祖辈辈的封地不断拓张，形成了以诸侯家族为内，诸侯国为外的基本内外观。也就是说，诸侯们对内以家族为单位对封地进行统治，对外与国家已无区分。在此基础上，儒家思想试图以家庭为本，以国家为末，最后以一种伦理秩序统一内外，构建类似上古时代的理想社会。
除了内家外国的内外划分，儒家思想针对个人还存在着“内心外行”的内外划分。儒家强调“修身为本”。修身并非是前调强健体魄，而是在个体的内心和行为上合乎儒家的伦理规则。比如在内心上，儒家提出“赤子之心”一说，即“最纯净的内心”，在《尚书.大禹谟》中有儒家十六字真言道“人心唯微”，人心是微妙莫测的，摇摆不定的，所以想要“惟精惟一”，就要时刻对自己的内心状态进行自我审视。而在外在的行为上，要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的行为，在心有邪念时，要在行为上加以遏制。
儒家思想的内外之分起源于家庭，而后以仁义之道的伦理规则向外散发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大众的行为规则。这导致儒家思想中家、国的界限其实是十分模糊的，本文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从这一点出发，解读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
四、国家观：界限模糊的理想社会
在《礼记》中有一篇散文为我们大家所熟悉，在课本中名为《大道之行也》。在这篇散文中，为我们描述了儒家视角中的理想社会。在理想社会下，内外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其中有一句“故外户而不闭”，户就是门，门不闭，进出自由，也就没有了内与外的对立。 由此观之，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国家可以用“家国一体”来形容。家国的内外之分只是一种初级的形式，儒家的终极理想是“和内外”，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一家亲”不谋而合，将家庭社会化形成理想国家，在此过程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内外之分是最基础的。在家庭内实践的伦理纲常，实际上是在为家国一体做基础实践。在家中父父、子子，在国家中君君、臣臣，在家庭中兄友弟恭，在朝堂之上面对上司、同事、下属也一样。这样的伦理实践是基于个人的，而个人并非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个人融合到了家庭、国家的整体之中。个人的内在修养，实际上是外化成国家的政治规则，这是儒家内外分的根本，也就是“修身为本”。
长此以往，家的概念逐渐向国的概念上坍塌，因此在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天下观”。此时以国家为内，天下为外。郑和下西洋、张骞出使西域的行动，实际上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外向传播，类比儒家传统家庭伦理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散发，如果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散发拓展称为世界政治制度，那么就就有可能是实现儒家“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具有全球化视野，天下情怀的原因。
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不光追求家国一体的理想社会，而且有着“平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样的目标虽然看起来可行性很高，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国家观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五、隐秘漏洞：内之“私”与外之“公”的混沌
在沟口雄三先生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详细的讨论了中国人的传统公司观念，从起源上探究了这种观念并对中日的公私观念进行对比。二者的差异表现在公私界限的划分上。在日本的公私划分遵从空间规则，而中国则遵从道德规则。日本的公私之分明显的具有内外之分的空间性，而中国却有意的用道德来模糊了空间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便是儒家思想中国家观的缺陷所在，在公私观念上缺少明显的内外界限。
有学者认为，从春秋到战国晚期之前，公私二字主要指称具体的人或者物，到战国晚期，公私开始具有抽象含义，并具有价值判断的道德内涵。《韩非子.饰邪》中写道：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在经典中看，公私的界限似乎很明显，并且具有崇公抑私的价值判断。公被认为是对的或者是好的，而私被视为有害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到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将私欲完全封杀。
假若以内外二分来划分公私，那么“天理”即是外在的公，“人欲”即是内在的私。这是从二者的起源上来看的，在道家的观点中，天理（在道家思想中被表达为”道”）起源于自然法则，是“外”，而人欲起源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内”。在儒家思想的道德观中二者是对立的，只有天理、天命是最大的，此外万般皆下品。
本文认为，至此，儒家思想中并无价值判断上的错误。但是正是这样的“价值正确”，掩盖了这种包含在国家观之内的巨大缺陷。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要构成——个人的位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为前文多次提到，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家庭”，并非个人，这就导致了个人对于自我行为的认知，在意识形态上是分明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混沌不堪。缺少空间上内外二分的公私在个人生活中出现巨大的二维扭曲，对外，公不断地对私进行压制，对内，私却将公慢慢侵蚀。
不过这种现象也并非难以理解。儒家思想政治伦理的来源是“修身”，这也就说明儒家国家观的起源，夸张一点说，甚至整个道德观的起源都是“个人内在的私”，然而摆在国家之外的时候，借助人民的效仿为过渡媒介，将其变成了“公”。这实际上是缺乏内在逻辑性的，因为这样的伦理私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这样的缺陷导致的最大的国家隐患就是官员的贪污、拉帮结派，最严重的就是权力追求的膨胀。打着家国旗号，暗中进行文武官员对立、政治斗争、架空皇权的事情十分多件，以至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把控最后落到的是一个人，或群体、集团的私中。
将意识形态进行内外划分后，不同的理解对象便解读出不同的政治含义。之前贪官存有私财，不敢露富，只是私下修建豪宅，购置田地。而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和李贽对于私和个人的看法的流传，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对于私的肯定。这对于统治阶层的一些成员来说，实际山导致了他们内心欲望的膨胀，久而久之，上层的共识与下层的民意就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断层，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之中，在国家权力的内部和普罗大众内部，运行的实际上是两套社会规则，而对外还是“统一口径”的儒家伦理，而这种伦理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逐渐沦为社会压迫的工具。本文用一句现代语境下的俗语概括一下就是：潜规则办事，明规则整人。
六、现代影响和启示：现代社会下的内外扭曲与群体狂热
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近代化之际，对于思想，对于文化，中国人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革新，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革新始终只是“外在的革”，并没有创造“内在的新”。思想革命上始终没有将儒家思想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影子从中国人的思想中抹去，近百年來他们还是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而对于公私的明确界限，虽有提及，但是假公济私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纵然制度变革，纵然思想交汇，但是根深蒂固在中国人思维模式中的巨大漏洞仍然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国家观念仍然存在着“家国一体”的痕迹，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存在着思想的巨大断层。
1：多民族国家中的思想断层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区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看起来是一项很民主的制度，但是却暗含着在意识形态上使其同化，并向国家靠拢的意图。外在的公再一次被内在的私统治。然而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制造骚乱，“藏独”事件时有发生，“港独”、“台独”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国际问题，然而这背后包含的，实际上是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环境的思想断层。俗话说：无风不起浪，究竟是外界煽动和舆论造势所为，还是在少数民族内部确实存在着独立的思想呢？本文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外部”，也就是对外言论发表和活动的阶层，确实是在维护稳定统一的，然而在其内部，也就是我们通过外界信息所接触不到的地方，实际上存在不同的声音。加之国家发展重心近期并非在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稳定上，自然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究其原因，便是思想的断层。 2：群体的内外扭曲与狂热
近年来网络互动平台上充满了戾气，群众的言论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姿态，针对社会事件、公众人物的言论攻击和道德绑架层出不穷，由此便可以看出公众的内外扭曲。本文用一个比较经典的词，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群体狂热。古斯塔夫先生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在群体之中，是不存在理性的，即使你是一个冷静到极致的人，也会被狂热冲昏了头脑。事实如此，在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观点后，本来这个观点的性质是“内”的，是一个很独立的观点，一经点赞、回复等操作的粉饰后，这个观点便上升到了社会认同。而言论者之前的理智思考也逐渐丧失，沉浸在大众认同带来的精神刺激之中。更可怕的是，群众会不停的肯定这条言论，将这条言论的内外性质彻底扭曲，它仿佛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又在每个人的口中形态各异，之所以难以判断，是因为它本身无意义，是一种群体狂热的空洞口号。而这样的空洞口号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了其他群众的正常社交和正常思想，个人将自己的内，上升为公众的外。这并非言论自由，也并非积极健康的民主，而是无意义的骂街，说的严重一点，是思想的倒退和思维的终结。这与儒家思想的国家观形成之中存在的漏洞不无关系，我们无法去评判这样国家观的好坏，但是本文认为，大众对此存在深深的误解。
3：启示
如何才能终结乱象？
老实说，本文认为，现在只是这种现象的起步阶段，火焰还只是火苗，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还认为他是寒冬之中唯一的热源。当今中国社会上下之间意识形态脱节严重，公私的内外划分仍然模糊。至少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存在，如何结合断层意识以及加强教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结语：内与外的重构
网络的出现，使得我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但是这也为内外的二分提供了更大的难度。在中国社会中，集体始终走在个人之前，个人的社会定位和角色定位仍然不十分明确。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等很多内容已经不再适用，我们继急需一场对于内外的重构，对于传统文化，也对于社会构成，个人需要走上新时代中国的舞台，我们需要新的思想上的曙光。
参考文献：
[1]M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19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M 《韩非子》 中华书局
[3]J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 李祥俊、朱墨清 《河南社会科学》 2017年第3期
[4]J 《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共精神培育》 秦菊波、段志军 《求索》 2009年第4期
[5]M 《中国的公与私.公私》 沟口雄三 2011 三联书店
[6]J 《内与外：民族區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关凯 《清华大学学报》 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关键词】内外；国家观
正文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在陕北，黄土高坡的窑洞里，每当一家的男主人向客人介绍家庭成员之时，会将自己的妻子称呼做“我屋里的”。在古代，丈夫对妻子同样有很多种称呼，其中有一种就是“内人”。这与“我屋里的”形成一种有趣的呼应。“屋里”和“内”，在空间位置上看是一样的概念，陕北地区的这种称呼似乎是对古代妻子称呼的一种民间继承。深究这些对于异性伴侣称呼上的细节，最高统治者的正室称“皇后”，皇帝的妻子居住在后宫，也就是皇帝的卧室，那么即使皇后母仪天下，她也可以被皇帝称呼“我屋里的”，而对外则要叫做皇后。
这样的对比十分有趣，看似差异很大的一个称呼，在一家之内和一国之内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的焦点便是“内外之分”。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隐藏的特点。内外之分，当然不只表现在对某个人的称呼上，既然它从一家之内到一国之内都存在，那么这必然是一个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本文便从内外之分入手，由家向国发散，研究内外之分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儒家思想的内外分与国家观
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本文很难涵盖所有思想的内外分与国家观，展开太广也难免出现笔误。因此本文择取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进行论述。
在学术界，存在对于儒家内与外的讨论，集中点在于向内修己和向外治天下的发散。在儒家思想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是一件向内的事情，在于个体对于自我内心状态的把握，进而影响行为。而治国是一件向外的事情，统治者以自己的言行为范，推己及人，使天下人效仿，遵守儒家提出的伦理纲常，从而塑造大同社会。二者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这是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结论。
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学术界热衷于讨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国家体制和政治运行制度。这种讨论中存在国家观的痕迹，但是缺乏系统的、具体的提出。本文认为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不同时代之间对于国家生活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很难对其进行统一，因此无法具体讨论。本文也意识到对与国家观的概括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难点所在，因此本文选择从儒家思想中提取国家观念的内容，而不从历史朝代之中进行概括。
此外，虽然学术界对二者都有涉及研究，但是本文发现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二者并没有被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对这种关联进行集中的讨论，因此本文对儒家思想内外分与国家观展开论述，将重点着眼于二者的关联的讨论，并且尝试从中找寻现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是否存在某种启示。
三、内外之分：由家庭起源的二维展开
在《说文解字》中：内，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从辞源上，内和外就形成了一种对立。内的结构是一个人，一扇门，从门走进去，便是内。外，远也，在辞源上并没有强调与内的对立，但是包含了一层“亲疏”关系，远既疏远之意，那么与之相对的内便有亲近之意。此外，外也有例外的意思，也就是不在常规之内。在从辞源角度对二者的解读中，本文发现二者的对立关系都与家庭相关。以家门为界，进入就是“亲近家人”，外出就是“疏远家人”；不是家人的人是常规之外的人，也就是外人，妻子在没有成亲之前也是外人。很多迹象都暗示着，内外二分与家庭有着巨大的关系。
从很久之前起，中国人都是站在家庭之内去观察外界的。最原始的男耕女织的经济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生产经济形式，在产生多余劳动产品之后，才逐渐向外，产生了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而即使是这样的外界联系，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是根本的内，外就是家之外。家庭的内外是中国人最真切、最传统的生命体验，同时，这种内与外也影响了其他的领域。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宗法制度崩坏的时代，而儒家思想产生的基础正式上古三代宗法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将统治的权利稳固在一个家族的手中。是在禹之后，从其子启的时代开启的“家天下”的统治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贵族的身份效仿皇权世袭，祖祖辈辈的封地不断拓张，形成了以诸侯家族为内，诸侯国为外的基本内外观。也就是说，诸侯们对内以家族为单位对封地进行统治，对外与国家已无区分。在此基础上，儒家思想试图以家庭为本，以国家为末，最后以一种伦理秩序统一内外，构建类似上古时代的理想社会。
除了内家外国的内外划分，儒家思想针对个人还存在着“内心外行”的内外划分。儒家强调“修身为本”。修身并非是前调强健体魄，而是在个体的内心和行为上合乎儒家的伦理规则。比如在内心上，儒家提出“赤子之心”一说，即“最纯净的内心”，在《尚书.大禹谟》中有儒家十六字真言道“人心唯微”，人心是微妙莫测的，摇摆不定的，所以想要“惟精惟一”，就要时刻对自己的内心状态进行自我审视。而在外在的行为上，要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的行为，在心有邪念时，要在行为上加以遏制。
儒家思想的内外之分起源于家庭，而后以仁义之道的伦理规则向外散发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大众的行为规则。这导致儒家思想中家、国的界限其实是十分模糊的，本文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从这一点出发，解读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
四、国家观：界限模糊的理想社会
在《礼记》中有一篇散文为我们大家所熟悉，在课本中名为《大道之行也》。在这篇散文中，为我们描述了儒家视角中的理想社会。在理想社会下，内外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其中有一句“故外户而不闭”，户就是门，门不闭，进出自由，也就没有了内与外的对立。 由此观之，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国家可以用“家国一体”来形容。家国的内外之分只是一种初级的形式，儒家的终极理想是“和内外”，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一家亲”不谋而合，将家庭社会化形成理想国家，在此过程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内外之分是最基础的。在家庭内实践的伦理纲常，实际上是在为家国一体做基础实践。在家中父父、子子，在国家中君君、臣臣，在家庭中兄友弟恭，在朝堂之上面对上司、同事、下属也一样。这样的伦理实践是基于个人的，而个人并非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个人融合到了家庭、国家的整体之中。个人的内在修养，实际上是外化成国家的政治规则，这是儒家内外分的根本，也就是“修身为本”。
长此以往，家的概念逐渐向国的概念上坍塌，因此在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天下观”。此时以国家为内，天下为外。郑和下西洋、张骞出使西域的行动，实际上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外向传播，类比儒家传统家庭伦理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散发，如果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散发拓展称为世界政治制度，那么就就有可能是实现儒家“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具有全球化视野，天下情怀的原因。
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不光追求家国一体的理想社会，而且有着“平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样的目标虽然看起来可行性很高，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国家观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五、隐秘漏洞：内之“私”与外之“公”的混沌
在沟口雄三先生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详细的讨论了中国人的传统公司观念，从起源上探究了这种观念并对中日的公私观念进行对比。二者的差异表现在公私界限的划分上。在日本的公私划分遵从空间规则，而中国则遵从道德规则。日本的公私之分明显的具有内外之分的空间性，而中国却有意的用道德来模糊了空间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便是儒家思想中国家观的缺陷所在，在公私观念上缺少明显的内外界限。
有学者认为，从春秋到战国晚期之前，公私二字主要指称具体的人或者物，到战国晚期，公私开始具有抽象含义，并具有价值判断的道德内涵。《韩非子.饰邪》中写道：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在经典中看，公私的界限似乎很明显，并且具有崇公抑私的价值判断。公被认为是对的或者是好的，而私被视为有害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到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将私欲完全封杀。
假若以内外二分来划分公私，那么“天理”即是外在的公，“人欲”即是内在的私。这是从二者的起源上来看的，在道家的观点中，天理（在道家思想中被表达为”道”）起源于自然法则，是“外”，而人欲起源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内”。在儒家思想的道德观中二者是对立的，只有天理、天命是最大的，此外万般皆下品。
本文认为，至此，儒家思想中并无价值判断上的错误。但是正是这样的“价值正确”，掩盖了这种包含在国家观之内的巨大缺陷。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要构成——个人的位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为前文多次提到，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家庭”，并非个人，这就导致了个人对于自我行为的认知，在意识形态上是分明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混沌不堪。缺少空间上内外二分的公私在个人生活中出现巨大的二维扭曲，对外，公不断地对私进行压制，对内，私却将公慢慢侵蚀。
不过这种现象也并非难以理解。儒家思想政治伦理的来源是“修身”，这也就说明儒家国家观的起源，夸张一点说，甚至整个道德观的起源都是“个人内在的私”，然而摆在国家之外的时候，借助人民的效仿为过渡媒介，将其变成了“公”。这实际上是缺乏内在逻辑性的，因为这样的伦理私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这样的缺陷导致的最大的国家隐患就是官员的贪污、拉帮结派，最严重的就是权力追求的膨胀。打着家国旗号，暗中进行文武官员对立、政治斗争、架空皇权的事情十分多件，以至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把控最后落到的是一个人，或群体、集团的私中。
将意识形态进行内外划分后，不同的理解对象便解读出不同的政治含义。之前贪官存有私财，不敢露富，只是私下修建豪宅，购置田地。而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和李贽对于私和个人的看法的流传，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对于私的肯定。这对于统治阶层的一些成员来说，实际山导致了他们内心欲望的膨胀，久而久之，上层的共识与下层的民意就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断层，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之中，在国家权力的内部和普罗大众内部，运行的实际上是两套社会规则，而对外还是“统一口径”的儒家伦理，而这种伦理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逐渐沦为社会压迫的工具。本文用一句现代语境下的俗语概括一下就是：潜规则办事，明规则整人。
六、现代影响和启示：现代社会下的内外扭曲与群体狂热
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近代化之际，对于思想，对于文化，中国人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革新，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革新始终只是“外在的革”，并没有创造“内在的新”。思想革命上始终没有将儒家思想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影子从中国人的思想中抹去，近百年來他们还是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而对于公私的明确界限，虽有提及，但是假公济私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纵然制度变革，纵然思想交汇，但是根深蒂固在中国人思维模式中的巨大漏洞仍然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国家观念仍然存在着“家国一体”的痕迹，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存在着思想的巨大断层。
1：多民族国家中的思想断层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区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看起来是一项很民主的制度，但是却暗含着在意识形态上使其同化，并向国家靠拢的意图。外在的公再一次被内在的私统治。然而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制造骚乱，“藏独”事件时有发生，“港独”、“台独”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国际问题，然而这背后包含的，实际上是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环境的思想断层。俗话说：无风不起浪，究竟是外界煽动和舆论造势所为，还是在少数民族内部确实存在着独立的思想呢？本文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外部”，也就是对外言论发表和活动的阶层，确实是在维护稳定统一的，然而在其内部，也就是我们通过外界信息所接触不到的地方，实际上存在不同的声音。加之国家发展重心近期并非在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稳定上，自然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究其原因，便是思想的断层。 2：群体的内外扭曲与狂热
近年来网络互动平台上充满了戾气，群众的言论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姿态，针对社会事件、公众人物的言论攻击和道德绑架层出不穷，由此便可以看出公众的内外扭曲。本文用一个比较经典的词，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群体狂热。古斯塔夫先生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在群体之中，是不存在理性的，即使你是一个冷静到极致的人，也会被狂热冲昏了头脑。事实如此，在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观点后，本来这个观点的性质是“内”的，是一个很独立的观点，一经点赞、回复等操作的粉饰后，这个观点便上升到了社会认同。而言论者之前的理智思考也逐渐丧失，沉浸在大众认同带来的精神刺激之中。更可怕的是，群众会不停的肯定这条言论，将这条言论的内外性质彻底扭曲，它仿佛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又在每个人的口中形态各异，之所以难以判断，是因为它本身无意义，是一种群体狂热的空洞口号。而这样的空洞口号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了其他群众的正常社交和正常思想，个人将自己的内，上升为公众的外。这并非言论自由，也并非积极健康的民主，而是无意义的骂街，说的严重一点，是思想的倒退和思维的终结。这与儒家思想的国家观形成之中存在的漏洞不无关系，我们无法去评判这样国家观的好坏，但是本文认为，大众对此存在深深的误解。
3：启示
如何才能终结乱象？
老实说，本文认为，现在只是这种现象的起步阶段，火焰还只是火苗，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还认为他是寒冬之中唯一的热源。当今中国社会上下之间意识形态脱节严重，公私的内外划分仍然模糊。至少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存在，如何结合断层意识以及加强教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结语：内与外的重构
网络的出现，使得我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但是这也为内外的二分提供了更大的难度。在中国社会中，集体始终走在个人之前，个人的社会定位和角色定位仍然不十分明确。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等很多内容已经不再适用，我们继急需一场对于内外的重构，对于传统文化，也对于社会构成，个人需要走上新时代中国的舞台，我们需要新的思想上的曙光。
参考文献：
[1]M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19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M 《韩非子》 中华书局
[3]J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 李祥俊、朱墨清 《河南社会科学》 2017年第3期
[4]J 《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共精神培育》 秦菊波、段志军 《求索》 2009年第4期
[5]M 《中国的公与私.公私》 沟口雄三 2011 三联书店
[6]J 《内与外：民族區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关凯 《清华大学学报》 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