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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随着农户就业与收入结构的变动，农户资源禀赋出现较大分化，那么资源禀赋条件的异质性对农户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有什么影响呢？文章基于江西11县稻农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各环节社会化服务购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家离乡镇距离、经营耕地平均面积、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网络社交软件的使用、接受专门培训等因素对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决策行为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鉴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因素;农户资源禀赋
一、引言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是我国现实农情。在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以及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就业结构与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动，农户资源禀赋条件也发生分化呈现出异质性特点。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生产的各环节提供的服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是实现农业生产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重要途径（周娟，2017），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商与农民经营有机结合，创造了很多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王钊等，2015），可以说，其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04到2019年，中央连续出台16个“一号文件”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要求。其中，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加快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一家一户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在“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农户与规模经营的“交集”——农业社会化服务（姜松等，2016）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解决之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处理好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系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孔祥智，2017）。农业社会化服务，把千百万分散的小农户生产联结起来，把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与适度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学界关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农地流转、服务价格、供给渠道、人力资本、土地禀赋等方面，刘大鹏等通过对水稻种植大户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年限、土地规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有着积极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产生消极影响;翁贞林等从诱导创新理论出发，探讨了农户人力资本和土地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发现户主年龄、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地形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都有显著影响。目前，学界大多研究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某一环节的影响因素，从农户资源禀赋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且局限于狭义的个人禀赋或部分禀赋条件，将农户社会资源纳入考虑的研究更是鲜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农户资源禀赋是指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用的包括天然及后天所获得的所有资源和能力（孔祥智等，2014）。现今，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之所以从农户资源禀赋视角研究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购买，一是因为随着农村发展水平的继续稳步提高，农村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户就业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使农户资源禀赋条件出现较大分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也呈现明显异质性;二是因为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经营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个人行为的选择和生产决策有着特殊的意义，农户资源禀赋是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家庭资源禀赋作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于个人行为的选择和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资源禀赋条件可划分为五个维度，即人力、耕地、财富、信息、社会资源。研究五个维度的农户资源禀赋对其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每一环节的影响，需要运用多种理论从多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为在特定的区域背景和自身家庭特征的影响下为实现农业生产目标的一种决策行为，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恰亚诺夫，1996），为此可能做出一些违背理性人假设的行为。其次，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为一种技术应用行为，速水佑次郎和弗农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也具体较强说服力，即农户诱致性技术变迁和要素替代过程的实现，取决于资源稀缺性变化下的要素价格的相对关系，但需要注意，要素之间的替代的难易程度，受到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最后，农户購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还存在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下，农业生产外包成本即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议价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而外包的依据是“这三者之和成本最小”（Vining andGloberman，1999），而不是忽略其他仅考虑一项（Oliver andWilliamson，1985）。而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为寻找农业社会化服务商和寻求低价而付出的搜寻成本，二是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讯息的信息成本，三是在购买过程中的讨价还价成本。
综合上述农户行为选择、交易成本、资源禀赋约束下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年龄、性别（胡雯等，2016）是农户人力资源的反映，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和务农收入比重反映农户财富资源，较高家庭收入能提高农户支付能力从而促进外包需求向实际行为顺利转化（张燕媛等，2016）;耕地资源禀赋通常表现为耕地的规模和细碎化程度，其中地块数量和地块大小是文献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最为侧重的两个指标（Todorova and Lulche-va，2006），土地的细碎化会阻碍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实现（张忠军，2015），一方面抬高了服务收费，一方面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另外从机会成本角度发现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化服务，较多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信息能够更低成本的获得专业社会服务（蔡荣等，2014），因此农户信息资源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购买也有重要影响。农户社会资源对参与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学界鲜有讨论，一般而言，农户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交易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参与。 （二）研究假设
农户源禀赋表现为多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有具体不同服务环节。本文研究家庭资源禀赋的五个维度对农户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耕整地、育秧、栽插、病虫害防治、施肥、收割、烘干七个环节购买行为的不同影响，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家庭资源禀赋中的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经营耕地平均面积、家离乡镇距离、务农劳动力在家庭劳动力所占比例、户主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情况、是否接受技术指导与服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存在正向影响;而户主身体状况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则存在负向影响。
三、数据概况与模型分析
（一）数据来源
江西省是2016年国家选择的17个开展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的试点省之一，本文所数据来源于2018年7月11日至8月11日期间对江西省11个县（安义县、丰城市、广丰区、贵溪市、莲花县、彭泽县、鄱阳县、瑞昌市、上高县、万年县、新干县）开展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每个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8个农户，共计79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636份，问卷有效率为80.30%。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禀赋情况、水稻生产情况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情况，采取调查员“一对一”入户访谈调查方式。问卷的内部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这一指标计算，通常采用Cronbaeh’s Alpha，结果显示Cronbaeh’s Alpha为0.929，因此可以认为是非常好的。
（二）样本特征
耕地资源特征参考FAO（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农户规模的界定以及当地耕地资源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当地的种植面积大小划分为三个规模，分别为：<1hm2（15亩）为小规模，1hm2-2hm2为中等规模，>2hm2为大规模。样本户主耕地面积中小规模的占比例较高，有73.5%;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经营耕地平均面积来反映土地的细碎化程度。一般而言，经营耕地平均面积越大，土地的细碎化程度越低。样本农户中耕地面积≤5亩，块的所占比例较大，有87.7%，在调查的11个县中，土地细碎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此，大多数样本农户都是细碎化程度高、耕地面积较小的小农户。
户主个人特征在文化程度上以初中及初中以下为主，占比79.4%，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主所占比例甚少，只有3.2%。户主的身体状况大多数都较为健康，其中健康的占比例为60.3%，而经常生病的只占10.8%。数据反映，多数的户主特征为较低的文化程度，较为健康的身体状况。
家庭特征方面数据反映，在73.8%的农户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仍然会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比例较大的家庭反而更少，说明农业劳动带给农户的收入可能比非农收入更少。家里有人担任村组干部的农户比例为30.3%，说明村组干部换动频率较高。95.6%的样本农户的家离乡镇都比较近，居住在离乡镇偏远的农户非常少，这说明样本农户消息来源相对丰富，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多重响应分析发现：在总体样本中有87.5%至少購买过一次社会化服务，12.5%的人一次也没有购买社会化服务。其中在整个水稻种植环节中，耕整地与收割环节进行社会化服务的比例最大，分别为42.0%和47.8%。但是如育秧、施肥、病虫害防治的所占比例很小，分别为0.5%、1.3%和1.3%。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购买行为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购买的影响，即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某一环节。“0”表示农户未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任一环节，“1”表示农户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任一环节。
2.解释变量。即农户资源禀赋，本文将家庭资源禀赋分为五部分。一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禀赋指的是家庭成员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杨云彦等，2012）。包括受访农户中务农劳动力所占比例、文化程度、身体状况。二是财富资源。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反映。本文预测，农业收入占比重越大，则兼业化程度较低，农业劳动力、劳动时间更充足，劳动成本愈低廉，相比而言采用机械化栽插和烘干的资本投入相比而言较为昂贵。三是社会资源。目前尚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在此我们取广义家庭社会资本定义，包括社会关系等，是指整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是否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以及是否接受技术指导与服务、家离乡镇距离。五是耕地资源。包括实际经营耕地规模和经营耕地平均面积见表1。
（四）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由于本次研究的“是否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是”和“否”两种选择，并且在本文中用0，1虚拟变量代替农户社会化服务行为，其中1表示购买过社会化服务，0表示未购买过社会化服务，属于二分类变量。所以本文我们采用Probit模型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p=Ф（α+β'x）
（1）
其中β'x为概率密度函数值，Ф称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模型中的偏回归系数βi的含义为其他变量取值保持不变时自变量改变一个单位，出现阳性结果的概率密度函数值的改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模型估计之前，我们对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VIF（方差膨胀因子）统计值均低于2，说明我们所建立的模型中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Stata统计软件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Probit模型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上表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是否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对“耕整地”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且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还对“收割”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结果一致。担任过村组干部和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的户主年龄段处于45-60岁的中年阶段，文化程度、认知水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普通户主会更强，社会资源更丰富;另外，网络社交软件即时、低成本的特点也方便了农户间的交流沟通，实现了技术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融合，使得农户将获取的相关农业生产技术信息运用到日常的农业生产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潜在可能性，因而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采用现代机械化方式作业，而非亲自参与。
2.经营耕地平均面积在5%的水平下对“育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地块是农户最小作业单位，能从微观层面反映农户农业生产和经营特征（Juliano and Luis，2010）（Foster and Rosenzweig.2011），耕地平均经营面积小的农户规模往往较小，购买“育秧”社会化服务需求不足，而耕地平均经营面积大通常耕地面积也越大，一般采用规模化经营，购买“育秧”环节社会化服务出于降低成本的现实需要。
3.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分别在1%、5%的水平下对“栽插”和“烘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预期一致。样本农户以边际技术替代率较低的小规模农户为主，其农业收入比重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劳动价格是相对低廉的隐形成本，资本是较为昂贵的显性成本，为保证粮食生产成本最小化，农户会增加劳力投入而减少资本的投入，进而抑制了购买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4.家里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对“栽插”和“施肥”环节社会化服务的参与有负向影响，并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担任过村组干部的农户往往兼业程度高，以满足家庭需要的农业生产目标使得其对产量及效率的要求不高，过小的水稻种植规模也使得缺乏購买上述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
5.户主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对“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并分别在5%、1%和5%、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一致。水稻种植的施肥、病虫害防治环节是较为辛劳且有一定风险的体力劳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自我保护意识较强、风险意识较强、闲暇需求较大，因此选择购买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专门技术培训通常为农技人员深入到生产环节的示范指导，能够及时有效的新技术新知识传递给农户，达到技术普及推广以及实际应用的效果。因此接受过专门技术培训的农户更愿意购买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
6.户主文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下对购买“烘干”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在1%的水平下对购买“栽插”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离乡镇的距离在5%的水平下对购买“施肥”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预期一致。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优势
土地细碎化程度会抑制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购买需求，为此，在机械方面，应加强各类小型农机的研制开发，以适应小农户的生产需要及不同地理区域特点和各类作物生长特点;在政策方面，土地确权基本完成背景下，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和规范土地流转方式，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抑制作用，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通过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农田布局结构、整修田间道路、提高田间交通配套水平、促进田块集中，从而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农田经营效益的提高，进而提高农业机械作业覆盖率。另外，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疏导相邻地块的农户共同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而实现农机作业的规模经济。
（二）合理有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尊重小农户经营为主的现实农情
鉴于耕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购买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我们认为，仅从耕地经营规模和社会化服务关系角度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或许是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土地经营规模与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并未得到体现，主要是调研的样本农户仍然是小农户为主体，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小农户占主体将在相当长的时间上存在，因此，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其有效途径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三）加强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宣传推广体系
农户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农民基础教育在于培育农民后备军，农民职业教育在于传播农业科技和农业管理知识，并让农民及时了解农业政策。农民培育形式多样，既可以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培训，也可以以各行政村的“农家书屋”为载体，举办相关读书活动、技术培训活动、宣讲普及活动，并提供资源支持。同时，加快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宣传与推广体系。可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培训体制，加强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并且采取实地示范指导的方式保证培训的实效性，从而提高农户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技术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了解，解决当前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的困难，积极促进经营主体发展。
（四）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保障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到户
小农户农业生产中，劳动对资本具有较大的替代作用，社会化服务成本对购买社会化服务起抑制作用，财富资源对社会化服务购买有重要影响，政府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对象或许应为农户。另外，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保障体系。如采取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融资增信、创投基金、农业保险等方式减少农户对于参与社会化服务的风险顾虑，开辟和拓宽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的资金渠道，为农户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因素;农户资源禀赋
一、引言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是我国现实农情。在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以及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就业结构与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动，农户资源禀赋条件也发生分化呈现出异质性特点。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生产的各环节提供的服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是实现农业生产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重要途径（周娟，2017），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商与农民经营有机结合，创造了很多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王钊等，2015），可以说，其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04到2019年，中央连续出台16个“一号文件”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要求。其中，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加快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一家一户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在“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农户与规模经营的“交集”——农业社会化服务（姜松等，2016）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解决之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处理好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系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孔祥智，2017）。农业社会化服务，把千百万分散的小农户生产联结起来，把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与适度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学界关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购买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农地流转、服务价格、供给渠道、人力资本、土地禀赋等方面，刘大鹏等通过对水稻种植大户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年限、土地规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有着积极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产生消极影响;翁贞林等从诱导创新理论出发，探讨了农户人力资本和土地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发现户主年龄、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地形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都有显著影响。目前，学界大多研究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某一环节的影响因素，从农户资源禀赋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且局限于狭义的个人禀赋或部分禀赋条件，将农户社会资源纳入考虑的研究更是鲜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农户资源禀赋是指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用的包括天然及后天所获得的所有资源和能力（孔祥智等，2014）。现今，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之所以从农户资源禀赋视角研究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购买，一是因为随着农村发展水平的继续稳步提高，农村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户就业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使农户资源禀赋条件出现较大分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也呈现明显异质性;二是因为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经营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个人行为的选择和生产决策有着特殊的意义，农户资源禀赋是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家庭资源禀赋作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于个人行为的选择和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资源禀赋条件可划分为五个维度，即人力、耕地、财富、信息、社会资源。研究五个维度的农户资源禀赋对其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每一环节的影响，需要运用多种理论从多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为在特定的区域背景和自身家庭特征的影响下为实现农业生产目标的一种决策行为，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恰亚诺夫，1996），为此可能做出一些违背理性人假设的行为。其次，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为一种技术应用行为，速水佑次郎和弗农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也具体较强说服力，即农户诱致性技术变迁和要素替代过程的实现，取决于资源稀缺性变化下的要素价格的相对关系，但需要注意，要素之间的替代的难易程度，受到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最后，农户購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还存在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下，农业生产外包成本即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议价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而外包的依据是“这三者之和成本最小”（Vining andGloberman，1999），而不是忽略其他仅考虑一项（Oliver andWilliamson，1985）。而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为寻找农业社会化服务商和寻求低价而付出的搜寻成本，二是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讯息的信息成本，三是在购买过程中的讨价还价成本。
综合上述农户行为选择、交易成本、资源禀赋约束下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年龄、性别（胡雯等，2016）是农户人力资源的反映，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和务农收入比重反映农户财富资源，较高家庭收入能提高农户支付能力从而促进外包需求向实际行为顺利转化（张燕媛等，2016）;耕地资源禀赋通常表现为耕地的规模和细碎化程度，其中地块数量和地块大小是文献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最为侧重的两个指标（Todorova and Lulche-va，2006），土地的细碎化会阻碍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实现（张忠军，2015），一方面抬高了服务收费，一方面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另外从机会成本角度发现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化服务，较多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信息能够更低成本的获得专业社会服务（蔡荣等，2014），因此农户信息资源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购买也有重要影响。农户社会资源对参与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学界鲜有讨论，一般而言，农户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交易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参与。 （二）研究假设
农户源禀赋表现为多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有具体不同服务环节。本文研究家庭资源禀赋的五个维度对农户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耕整地、育秧、栽插、病虫害防治、施肥、收割、烘干七个环节购买行为的不同影响，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家庭资源禀赋中的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经营耕地平均面积、家离乡镇距离、务农劳动力在家庭劳动力所占比例、户主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情况、是否接受技术指导与服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存在正向影响;而户主身体状况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则存在负向影响。
三、数据概况与模型分析
（一）数据来源
江西省是2016年国家选择的17个开展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的试点省之一，本文所数据来源于2018年7月11日至8月11日期间对江西省11个县（安义县、丰城市、广丰区、贵溪市、莲花县、彭泽县、鄱阳县、瑞昌市、上高县、万年县、新干县）开展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每个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8个农户，共计79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636份，问卷有效率为80.30%。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禀赋情况、水稻生产情况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情况，采取调查员“一对一”入户访谈调查方式。问卷的内部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这一指标计算，通常采用Cronbaeh’s Alpha，结果显示Cronbaeh’s Alpha为0.929，因此可以认为是非常好的。
（二）样本特征
耕地资源特征参考FAO（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农户规模的界定以及当地耕地资源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当地的种植面积大小划分为三个规模，分别为：<1hm2（15亩）为小规模，1hm2-2hm2为中等规模，>2hm2为大规模。样本户主耕地面积中小规模的占比例较高，有73.5%;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经营耕地平均面积来反映土地的细碎化程度。一般而言，经营耕地平均面积越大，土地的细碎化程度越低。样本农户中耕地面积≤5亩，块的所占比例较大，有87.7%，在调查的11个县中，土地细碎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此，大多数样本农户都是细碎化程度高、耕地面积较小的小农户。
户主个人特征在文化程度上以初中及初中以下为主，占比79.4%，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主所占比例甚少，只有3.2%。户主的身体状况大多数都较为健康，其中健康的占比例为60.3%，而经常生病的只占10.8%。数据反映，多数的户主特征为较低的文化程度，较为健康的身体状况。
家庭特征方面数据反映，在73.8%的农户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仍然会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比例较大的家庭反而更少，说明农业劳动带给农户的收入可能比非农收入更少。家里有人担任村组干部的农户比例为30.3%，说明村组干部换动频率较高。95.6%的样本农户的家离乡镇都比较近，居住在离乡镇偏远的农户非常少，这说明样本农户消息来源相对丰富，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多重响应分析发现：在总体样本中有87.5%至少購买过一次社会化服务，12.5%的人一次也没有购买社会化服务。其中在整个水稻种植环节中，耕整地与收割环节进行社会化服务的比例最大，分别为42.0%和47.8%。但是如育秧、施肥、病虫害防治的所占比例很小，分别为0.5%、1.3%和1.3%。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购买行为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购买的影响，即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某一环节。“0”表示农户未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任一环节，“1”表示农户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任一环节。
2.解释变量。即农户资源禀赋，本文将家庭资源禀赋分为五部分。一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禀赋指的是家庭成员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杨云彦等，2012）。包括受访农户中务农劳动力所占比例、文化程度、身体状况。二是财富资源。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反映。本文预测，农业收入占比重越大，则兼业化程度较低，农业劳动力、劳动时间更充足，劳动成本愈低廉，相比而言采用机械化栽插和烘干的资本投入相比而言较为昂贵。三是社会资源。目前尚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在此我们取广义家庭社会资本定义，包括社会关系等，是指整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是否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以及是否接受技术指导与服务、家离乡镇距离。五是耕地资源。包括实际经营耕地规模和经营耕地平均面积见表1。
（四）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由于本次研究的“是否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是”和“否”两种选择，并且在本文中用0，1虚拟变量代替农户社会化服务行为，其中1表示购买过社会化服务，0表示未购买过社会化服务，属于二分类变量。所以本文我们采用Probit模型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p=Ф（α+β'x）
（1）
其中β'x为概率密度函数值，Ф称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模型中的偏回归系数βi的含义为其他变量取值保持不变时自变量改变一个单位，出现阳性结果的概率密度函数值的改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模型估计之前，我们对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VIF（方差膨胀因子）统计值均低于2，说明我们所建立的模型中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Stata统计软件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Probit模型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上表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是否使用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对“耕整地”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且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家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还对“收割”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结果一致。担任过村组干部和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的户主年龄段处于45-60岁的中年阶段，文化程度、认知水平、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普通户主会更强，社会资源更丰富;另外，网络社交软件即时、低成本的特点也方便了农户间的交流沟通，实现了技术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融合，使得农户将获取的相关农业生产技术信息运用到日常的农业生产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潜在可能性，因而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采用现代机械化方式作业，而非亲自参与。
2.经营耕地平均面积在5%的水平下对“育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地块是农户最小作业单位，能从微观层面反映农户农业生产和经营特征（Juliano and Luis，2010）（Foster and Rosenzweig.2011），耕地平均经营面积小的农户规模往往较小，购买“育秧”社会化服务需求不足，而耕地平均经营面积大通常耕地面积也越大，一般采用规模化经营，购买“育秧”环节社会化服务出于降低成本的现实需要。
3.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分别在1%、5%的水平下对“栽插”和“烘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预期一致。样本农户以边际技术替代率较低的小规模农户为主，其农业收入比重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劳动价格是相对低廉的隐形成本，资本是较为昂贵的显性成本，为保证粮食生产成本最小化，农户会增加劳力投入而减少资本的投入，进而抑制了购买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4.家里是否有人担任过村组干部对“栽插”和“施肥”环节社会化服务的参与有负向影响，并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担任过村组干部的农户往往兼业程度高，以满足家庭需要的农业生产目标使得其对产量及效率的要求不高，过小的水稻种植规模也使得缺乏購买上述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
5.户主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对“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并分别在5%、1%和5%、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一致。水稻种植的施肥、病虫害防治环节是较为辛劳且有一定风险的体力劳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自我保护意识较强、风险意识较强、闲暇需求较大，因此选择购买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专门技术培训通常为农技人员深入到生产环节的示范指导，能够及时有效的新技术新知识传递给农户，达到技术普及推广以及实际应用的效果。因此接受过专门技术培训的农户更愿意购买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环节社会化服务。
6.户主文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下对购买“烘干”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在1%的水平下对购买“栽插”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离乡镇的距离在5%的水平下对购买“施肥”环节社会化服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预期一致。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优势
土地细碎化程度会抑制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购买需求，为此，在机械方面，应加强各类小型农机的研制开发，以适应小农户的生产需要及不同地理区域特点和各类作物生长特点;在政策方面，土地确权基本完成背景下，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和规范土地流转方式，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抑制作用，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通过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农田布局结构、整修田间道路、提高田间交通配套水平、促进田块集中，从而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农田经营效益的提高，进而提高农业机械作业覆盖率。另外，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疏导相邻地块的农户共同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而实现农机作业的规模经济。
（二）合理有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尊重小农户经营为主的现实农情
鉴于耕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购买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我们认为，仅从耕地经营规模和社会化服务关系角度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或许是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土地经营规模与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并未得到体现，主要是调研的样本农户仍然是小农户为主体，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小农户占主体将在相当长的时间上存在，因此，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其有效途径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三）加强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宣传推广体系
农户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农民基础教育在于培育农民后备军，农民职业教育在于传播农业科技和农业管理知识，并让农民及时了解农业政策。农民培育形式多样，既可以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培训，也可以以各行政村的“农家书屋”为载体，举办相关读书活动、技术培训活动、宣讲普及活动，并提供资源支持。同时，加快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宣传与推广体系。可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培训体制，加强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并且采取实地示范指导的方式保证培训的实效性，从而提高农户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技术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了解，解决当前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的困难，积极促进经营主体发展。
（四）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保障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到户
小农户农业生产中，劳动对资本具有较大的替代作用，社会化服务成本对购买社会化服务起抑制作用，财富资源对社会化服务购买有重要影响，政府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对象或许应为农户。另外，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保障体系。如采取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融资增信、创投基金、农业保险等方式减少农户对于参与社会化服务的风险顾虑，开辟和拓宽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的资金渠道，为农户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