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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带水的说法虽出自距今1400余年的《南史·陈纪下》。今天看来，这个特定的成语，应该是为中日两国量身定做的。
201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和“抗战胜利70周年”为其特殊性增添了异样的砝码。特别是9月的红色中国，如火如荼的纪念声浪一浪盖过一浪。此刻，如果能够带着理性静下来梳理一番，倒是冷静客观认识日本的最佳时机。
中日交往的“诗歌时代”
作为上天安排给我们的邻居，我们应该是了解日本人的，百年前就有一位中国人对日本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直取日本文化神韵，在日本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那就是“被誉为研究日本第一人”的戴季陶和他的《日本论》。戴季陶在百年前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
1905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四年留学生涯，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
“欲了解世界，先了解邻居”这个道理百年前戴季陶就已经通晓，可他的透彻忠告并没有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
当代诗人流沙河把中日交往的古代漫长时期形象地称为“诗歌时代”，两千年的漫长交往可谓诗歌般浪漫而友好的历史过往。
中日两国最初的交往要追溯到东汉，那时两国互换国书时，日本称中国“日落国”，中国称日本“日出国”。对古文字有相当研究的流沙河先生妙解，因“本”是树的根，“日本”之意即从扶桑树根部升起——在日本看太阳从西边落下，就落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地区。
最为著名的交往，要数唐开元年间鉴真和尚到日本带去了大量佛经进行文化交流。
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留传至今，说是唐代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为晁衡）在长安读书后留在中国做官，李白和他交情不浅。回日本时晁衡在海上淹死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哭晁卿衡》悼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结果几年后阿倍仲麻吕又回到了长安城，原来他没有上那条船。
距离产生美。航海技术把中日之间的距离拉近后，美渐渐失却，摩擦接踵而来。
让日本人铭心刻骨的是，志在征服世界的元人忽必烈，驱赶着他的七万蒙古骁勇之军攻打日本，可快要登陆时，突然而至的龙卷风将七万人马卷入海底，全军覆没。日本人世世代代认为那是上天派来保佑他们的风，遂叫做“神风”。因之二战时，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就唤名为“神风”。
与近代中国命运类似，自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后，日本便迅速走向西化。国门洞开，有了后来的明治维新，有了脱亚入欧，有了日本的近代化，有了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的“兴亚论”与“脱亚论”
流沙河把中日冲突和摩擦不断的近现代称为“散文时代”。果真如此，那可是一篇篇故事不断，写满血腥的纪实散文。
近代以来不幸的战争经历和复杂的利益纠缠大大影响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各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持续妨碍着两国国民的沟通、交流和理解。这是迄今仍待改变的事实。
与近代日本命运不同的是，“康雍乾盛世”之后的中国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但却徘徊在近代化的大门之外。面对这睡狮般的近邻，急功近利红了双眼的日本人高扬脱亚入欧大纛，加之军人治国，国将不国，要挟天皇的军国主义复活，肆无忌惮地将野蛮的战车开进了中国的版图。
驱使那辆野蛮战车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便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待遇已经超过了天皇。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拥戴他？就因为百年前他写了那篇振聋发聩让日本人顶礼膜拜的《脱亚论》。
《脱亚论》为何在日本百年发展史上，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后来的重大影响。
《脱亚论》开宗明义：“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谕吉认为西洋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
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直接原因在于，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的一次美国之行。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异域饭店时，眼前突然一亮，继而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奢侈地在上面走来走去。
201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和“抗战胜利70周年”为其特殊性增添了异样的砝码。特别是9月的红色中国，如火如荼的纪念声浪一浪盖过一浪。此刻，如果能够带着理性静下来梳理一番，倒是冷静客观认识日本的最佳时机。
中日交往的“诗歌时代”
作为上天安排给我们的邻居，我们应该是了解日本人的，百年前就有一位中国人对日本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直取日本文化神韵，在日本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那就是“被誉为研究日本第一人”的戴季陶和他的《日本论》。戴季陶在百年前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
1905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四年留学生涯，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
“欲了解世界，先了解邻居”这个道理百年前戴季陶就已经通晓，可他的透彻忠告并没有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
当代诗人流沙河把中日交往的古代漫长时期形象地称为“诗歌时代”，两千年的漫长交往可谓诗歌般浪漫而友好的历史过往。
中日两国最初的交往要追溯到东汉，那时两国互换国书时，日本称中国“日落国”，中国称日本“日出国”。对古文字有相当研究的流沙河先生妙解，因“本”是树的根，“日本”之意即从扶桑树根部升起——在日本看太阳从西边落下，就落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地区。
最为著名的交往，要数唐开元年间鉴真和尚到日本带去了大量佛经进行文化交流。
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留传至今，说是唐代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为晁衡）在长安读书后留在中国做官，李白和他交情不浅。回日本时晁衡在海上淹死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哭晁卿衡》悼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结果几年后阿倍仲麻吕又回到了长安城，原来他没有上那条船。
距离产生美。航海技术把中日之间的距离拉近后，美渐渐失却，摩擦接踵而来。
让日本人铭心刻骨的是，志在征服世界的元人忽必烈，驱赶着他的七万蒙古骁勇之军攻打日本，可快要登陆时，突然而至的龙卷风将七万人马卷入海底，全军覆没。日本人世世代代认为那是上天派来保佑他们的风，遂叫做“神风”。因之二战时，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就唤名为“神风”。
与近代中国命运类似，自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后，日本便迅速走向西化。国门洞开，有了后来的明治维新，有了脱亚入欧，有了日本的近代化，有了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的“兴亚论”与“脱亚论”
流沙河把中日冲突和摩擦不断的近现代称为“散文时代”。果真如此，那可是一篇篇故事不断，写满血腥的纪实散文。
近代以来不幸的战争经历和复杂的利益纠缠大大影响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各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持续妨碍着两国国民的沟通、交流和理解。这是迄今仍待改变的事实。
与近代日本命运不同的是，“康雍乾盛世”之后的中国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但却徘徊在近代化的大门之外。面对这睡狮般的近邻，急功近利红了双眼的日本人高扬脱亚入欧大纛，加之军人治国，国将不国，要挟天皇的军国主义复活，肆无忌惮地将野蛮的战车开进了中国的版图。
驱使那辆野蛮战车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便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待遇已经超过了天皇。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拥戴他？就因为百年前他写了那篇振聋发聩让日本人顶礼膜拜的《脱亚论》。
《脱亚论》为何在日本百年发展史上，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后来的重大影响。
《脱亚论》开宗明义：“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谕吉认为西洋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
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直接原因在于，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的一次美国之行。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异域饭店时，眼前突然一亮，继而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奢侈地在上面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