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18年12月，陸徵祥以外交总长的身份，率代表团出京。他们打算经中国东北、朝鲜、日本、北美，最后抵欧参加和会。

和会与学潮

　　当陆徵祥一行抵达巴黎时，已是1919年1月。先后抵达的还有代表团另外四位代表：南方军政府派出的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兼和会筹备会主任魏宸组。大家各有分工，都希望解决战争赔偿、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
　　和会期间，日本代表在五大国会议上（英、法、美、意、日）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德国让与日本。顾维钧针锋相对，从历史和文化上阐释胶州湾与山东都属于中国，更强调山东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日本出兵胶州湾不假，但中国不能用出卖主权来表示感谢。中国既已对德宣战，从法律上而言，战前的租借地和铁路条约就同时宣告作废，德国根本无权让与他国，胶济铁路和胶州湾在法理上都应直接交还给中国。
　　顾维钧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欣赏，但日本外交官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在辩论中提到，山东问题已由中日签署协议来解决，还在私底下暗示，陆徵祥路过日本时，同意中日一致行动。这不但引出了中日间所签的各项密约和换文，还将陆徵祥推向了风口浪尖。中方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与中日密约一起提交和会。
　　这时，代表团内部矛盾开始激化。陆徵祥本来是代表团团长，但五位代表都有“全权”头衔，他们要求各项决议采取多数决，由五人共同画押。按照这种方案，陆徵祥的权力被稀释成五分之一，空有团长的头衔，此后将遇事掣肘，有责而无权。无奈之下，陆徵祥避走瑞士，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
　　3月下旬，国务院将代表团扩充为九人，同时任命陆徵祥为“全权委员长”，主持一切，各讨论事务未经决定以前，委员长可“便宜行事”。
　　当陆徵祥顶着全权委员长的头衔回到巴黎，发现局势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此之前，中国代表团尚能得到热情招待，且能获得列强的同情与支持，等到3月底陆徵祥再到巴黎，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表现得很是冷漠，他已感觉大事不妙。
　　原来，日本与英国本就有同盟关系，在战争期间又签署密约，英国保证议和之时支持日本的诉求。
　　在关键的时刻，协约国五强之一的意大利因不满领土问题，愤而退会。日本代表团随后威胁，如果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将效仿意大利。英国因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也可能随之退出。果真如此，巴黎和会就会完全破局。在此情形下，美国选择了妥协。
　　按照中国要求，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交还。而日本则要求先交给它，等处理妥当，再转交中国。美国提出了调停方案，即由和会居中交还中国，被日本否决。日方坚持，中日之间已就山东问题达成了协议，应该按照之前的协议办理。中方说，中日协议是接续“二十一条”而来，是日本威逼外交下的产物。但日方却反驳，条约是中方自愿签署，并非强迫。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改此前支持中国的态度，一旁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给了陆徵祥一个选择：或者照此前中日签订的条约办理，或者将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陆徵祥无比沮丧，他只能去设法补救，希望把胶州湾交由五大国共管，进而开辟成各国商民可自由往来的通商口岸。
　　他不知道的是，英、美、法三国已经在联合起草对德和约，三国依照日本的意见来处置山东，对中国的呼声充耳不闻。4月底，对德和约草案出炉，将山东问题单列出来，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眼看国权旁落，四个月的艰辛交涉付诸东流，陆徵祥心急如焚，他将眼前的两个选项摆开，一一权衡得失：签约，看着山东权益丧失，等于拿着战胜国身份却签下降表;拒签，等于同时放弃各项利益诉求，想要取消对德庚子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就须与德国单独谈判，能否收到预期效果毫无把握。更何况，即便拒签和约，日本仍会要求执行条约;即便与日本重开谈判，面对僵化的中日关系和流失掉的国际支持，能否谈出想要的结果，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签与不签，实在是两难。
　　在得知和约无法修改后，陆徵祥与代表团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希望在签约的同时，声明中国不接受山东的处置方式。这样，既能享有战胜国对德的一揽子权益，又能为山东问题的交涉预留空间。陆徵祥将其中的利弊进行了详细说明，发给北京政府。
　　就在这个当口，国务院发来一封密电。电文指示说，我方要坚持原则，不能承认将胶州由德转日的做法。

拒约

　　5月6日，代表团收到对德和约的全文，陆徵祥和王正廷出席和会。实际上，仅就外交上的得失而言，国务院是倾向于签字的，他们从陆徵祥电报中读出了赞成签字的倾向，王正廷、施肇基也倾向于签字。但从5月4日起，国内抗议风潮迭起，让政府看到“群情愤不可遏”，国务院给陆徵祥发电说：“为国家前途计，和约不可不签字;而为国家一时安宁计，和约又绝对不可签字。”签约负面效应，在外交之外，它关系着民心向背和政治稳定，关系着衮衮诸公的历史评价，这是在位者不得不考虑的。
　　此中滋味，陆徵祥的体会更深。他眼下的目标，在于保留对德和约中山东条款的处置，同时争取对德和约中给予战胜国的权益。
　　然而，这个补救方案同样遭遇到巨大的阻力。
　　陆徵祥先找到法国外长征询保留山东条款的可能，结果对方说，“万办不到”， 一旦中国开了“保留之例”，他国必纷纷援引，保留不满意的条款而只取对自己有利的权益，这样一来，和约岂非效果全失？陆徵祥又派顾维钧四处游说。令人沮丧的是，和会否决了中方的意向，非但不允许在约内进行保留声明，也不允许在约外进行自行声明：中国代表团要么签字，要么拒签。
　　陆徵祥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面临痛苦的抉择。签与拒签的利弊，代表团、北京政府都再清楚不过：签，犯众怒;不签，决裂。决裂后，其他权利还要不要，山东应如何收回？
　　现在，对德和约已经摆在眼前，陆徵祥在签与不签之间游移煎熬。山东代表前来看望他，他大概想到了拒签的各种后果，甚至要流下眼泪，但终于做出表示：“我是不能签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担骂名。
　　6月28日，协约国代表齐聚凡尔赛宫，准备签署商议了半年的对德和约。中国代表团缺席不到，表示拒签。陆徵祥率代表团电告政府，说半年来忍辱负重，却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奉职无状，请求辞职。

尾声

　　1919年底，陆徵祥回国。当船驶经吴淞口时，几千人打着旗帜在岸边欢迎他。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的字样。陆徵祥明白，清议可以无惭了，而现在，日军还赖在青岛，中国还要单独对德谈判，还要面对中日密约，这些后事要如何了结？他都毫无把握。
　　等他回到北京，发现山东代表每天一队前往总统府，向大总统徐世昌诉苦，甚至号啕痛哭，说陆徵祥不签和约，山东人受尽了日本人的报复。
　　1920年12月，陆徵祥辞去外交总长，退出政坛。
　　（摘自《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