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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德柏与王芃生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陌生了。但在六十年前，两人都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著有《日本古史辨证》、《日本关系之科学研究》、《时局论丛》。龚德柏有关日本问题的文章更多，有《揭破日本阴谋》、《中国必胜论》、《日本必亡论》等等。两人在抗战期间，曾在一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结束后，也双双获得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我在《奇人龚德柏》里出于文章的需要，谈过两人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虽然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但是留下来的是是非非，经常成为被人讨论的话题。
在回顾这段经历之前，先介绍一下两人此前的交往。
说起来，两人都是湖南人，早在日本留学时已经是好朋友。据龚德柏说，他对王芃生在仕途上崛起，还有过很大的帮助。一九二二年十月，美国在华盛顿召集九国会议，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问题。这对于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后，也对会议期待很高，“盼望彻底解决山东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之害”。当时他和王芃生正在日本留学，很关心这个会议，但是根据平时的接触，深知政府的驻日官员“对日本情形毫无所知”，怀疑国内官员也同样如此，在会上势必毫无建树，愧对国家。于是他同王芃生商量，由王芃生写一篇关于日本问题的意见书（即《华会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由他携往北京，代他向政府活动，使他得参加华盛顿会议”。
这件异想天开的事，龚德柏回到北京后，通过范源濂的关系找到了汪大燮，居然成功了。王芃生得以咨议的身份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华盛顿会议。王芃生正是凭着这份资历，回国后在外交界异军突起，襄赞办理山东一案，任鲁案交涉署政务长副处长。“从此一帆风顺，到死为止。”在这之后，龚也多次甘冒风险帮助过王芃生。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宁汉分裂时，王芃生担任何键的参谋长，他受王芃生的托付，将二十万元军饷由上海押解到长沙。
两人既有这份交谊，理应情同手足，一辈子都是朋友。何况龚德柏在太太病逝后，看上了王芃生的亲戚“某小姐”，彼此正在鱼雁往还之中，很可能在朋友之外，又会添上一层“姻亲之谊”。谁料两人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却不能善始善终，反而反目成仇，走上了“近于绝交的状态”，如同古人所说，“交情中替，药石成仇”。这其中的原因，王芃生在世时没有谈过，准确说是没有留下文字。但是代他说话的人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令澳。
张令澳在《侍从室回梦录》中说，他在侍从室第六组主管情报时，经常与邵毓麟去国际问题研究所找王芃生，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耳闻。以他的了解，王芃生学识丰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艺方面都有广博修养，“有很强的研判情报能力，且在处理事务时有奇谋，这是军统、中统的一般特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抗战初期，他呈交蒋介石的条陈，多数被采纳，一度甚得蒋之信任”，“倚之为左右手”。而龚德柏则“平时疯疯颠颠，说话大言不惭，时常写些不伦不类的条陈、策论，献给当权者，但总不见对其重用”。龚德柏来研究所做主任秘书后，两人“开始尚能合作，相安无事”，后来便出于嫉妒，“羡忌王的地位，颇想取而代之”。于是“开始造谣生事，肆意攻击王芃生”，使研究所“矛盾迭起”。
他说他还记得，龚德柏曾写过一封告发信，称“王芃生经常去中共领袖周恩来房中同周密谈，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还说，“所内被王信任重用的好几个职员都是共产党”。侍从室吩咐军统做了调查，证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于是侍从室认为所告不实，不予处理”。而“诬告被拆穿后，龚德柏自觉丢脸，便无法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待下去了，一九四一年他辞职离所”。
他的这种说法，后来被许多文章所采用，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龚德柏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说不是他嫉妒王芃生，“羡忌王的地位”，而是王芃生对他存有戒心，担心被他“取而代之”。而且这种迹象出现很早，他来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久，王芃生就一反常态，对他流露出这种情绪。他怀疑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他来到武汉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有关。他说他是一九三八年七月，接到王芃生的电报，从长沙来武汉的。当时蒋介石正准备调整情报系统，在军统局、调查局和军令部二厅之上，成立一个最高情报委员会，自己亲自主持。不久前刚在会议上宣布，由王芃生为办公室主任，杨宣诚为副主任。所以他来到武汉后，王芃生的“口气很大”，说他“已奉蒋介石面谕，组织中央情报委员会”，要他“在该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先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办事，为他编辑情报”。
一个月后，龚德柏在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时，王芃生也在座。蒋介石问他，“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想起日本刚经历一次台风，粮食损失严重，据报在数百万石之上，便将这件事“略略向委员长报告”，说日本经过这次风灾，粮价可能会持续上涨。他本以为这是件小事，不料蒋介石非常重视，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第二天遇见蒋百里，蒋百里也觉得奇怪，问他：“今天委员长谈过日本大米要涨的问题，不知是谁告诉他的？”他认为就是这件事，使王芃生产生了戒心，“盖在他的脑海中，我在委员长面前如此受尊敬，弄得不好，将夺了他的地位”。
龚德柏意识到其中的原因后，便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借避警报方便为名，迁往李子坝一处办公，对于所中之事，一概不闻不问，只管情报之编缮”。甚至为了避嫌故意不与侍从室的人接触，怠慢了不少老朋友。在报上发表文章也从不署名，以免王芃生有所嫉妒。但王芃生还是不放心，以“小事情不必烦你”为借口，将他“废为闲曹”，不让他有接触情报的机会。有一次，还指使所里的庶务王国康对他行凶，以“一个小小庶务，公然敢打第二位长官的嘴巴”。他找王芃生质问，王芃生则一再狡辩，不承认是自己指使的。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提出辞职，于一九四。年八月，离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
两人的说法谁是谁非，一时很难断定。但是我认为，结合相关的资料，龚德柏的说法更值得重视。他说王芃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外交与情报业务，但是由于性格关系，实际“只是个书生”，对于日本问题的了解，也是学术性多于实用性。特别是他的知识面狭窄，缺乏国际常识，这都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使他处理情报时经常闹出笑话，“借虚伪情报邀功”。而这种情况一再出现，侍从室便非常不满，主管情报业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更“极看王芃生不起”。 龚德柏就此举了几个例子：一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王道源从香港寄来一份情报，说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签订了一份卖国协议，并附有协议的全部条文；二是一九四。年三月，研究所接到仰光发来的情报，“报告英国有一百五十万兵在荷兰，拟于初夏向德国进攻”；三是研究所的一位驻英情报官，从美国寄来一份报告，说近两年来德国军事上进步甚快，武器装备已经优于美国。美国只有一百五十厘米口径的大炮，而德国已有二百四十厘米口径的大炮。王芃生对这三份情报都很重视，自己亲自整理出来，“直接发交缮写人员缮好，以便赶快呈报侍从室”。但是他看过后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三份情报都不可靠。最后由于他的制止，称“你若一定呈报，我就辞职”，才没有闹出“借虚假情报邀功”的笑话。
客观地说，龚德柏的说法并不全对。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汪精卫与平沼之间确有密议。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上台后，汪精卫曾拟定三个方案，派高宗武去日本与平沼协商；最后平沼召集五相会议，同意汪精卫的第三方案。这第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由汪精卫出面发表声明，号召西南将领参加“和平运动”；三，再次确认近卫文唐第三次声明和自己在“艳电”里的声明。四，建立“中央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他认为如果确有其事，这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情报，而以王道源的身份，充其量是“第十流的情报员”，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未免一概而论，说法过于武断。
但是其他两项情报，都存在很明显的错误。龚德柏在第二份情报后面，做了这样的签注：“自开战至今半年多，英国只送十五万兵至法国战场，足证英国陆军人数之少，何来百五十万人送至荷兰。即令有此项大军，但欧洲国家，决不许敌对国家，有一兵一卒藉中立国为根据地以入侵己国。若英国果有百五十万人入驻荷兰，德国何以一言不发？”分析很有见地。至于第三份情报，常识上就更加可笑。正如他所谓，“不但某君的头脑有问题，即王芃生的头恼也有问题”。因此他看完报告后，愈发地卖弄文字，对报告者极尽挖苦一番。在一百五十厘米的“美国大炮”下面，写上一句：“我们可在炮内打一桌牌”。在二百四十厘米“德国大炮”下面，又写了一句：“我们可在炮身内开一桌酒席”。他说王芃生看了他的签注，表情很不自在，反而责备他说：“在缮写以前，何以不说？”
龚德柏这些说法固然是一面之词，但是对照唐纵日记，决非无稽之谈。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唐纵曾在日记中说：“敌首相阿部在其对地方长官会议上报告，促进伪中央政权之成立，以其事变之速为解决。然若认此为事变之结束，则又属错误，此正否定王芃生之结论。王芃生判断敌情，从未应验。如料敌不会在广州登陆，料敌在今年七月会崩溃。委座骂王芃生谓，你的言论有时比无理智的还无理智，比无常识的更无常识。其言虽苛，但不为过。”其中“料敌不会在广州登陆”一条，尤其值得重视。龚德柏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来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久，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下午，收到一份从香港发来的情报，说据香港政府情报人员报告，“日本海军已在香港外海集中，据他们的判断，日本一定进攻广东，请中国政府注意”。他看了这份情报，以为“非常重要”，便“即刻编出，交缮写人员缮好，拟作号外呈报侍从室”。
但是王芃生看了情报后，认为“该项情况靠不住，日本决不敢进攻广东”，让他把情报放在一边。龚德柏放不下这件事，第二天问起来，有人告诉他，王芃生在将这份情报送交侍从室时，在上面做了项签注，说“日本不敢攻广东”。而侍从室因为相信他的判断，也忽视了情报的价值，没有将情报送呈蒋介石。结果广州失陷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战事立刻危及到武汉。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多次在情报会议上指责情报人员失职，在广州失陷之前，竟然没有任何情报。直到次年二月，蒋介石还在公开谈话时说，“广州失守之前，没有日军将在广东登陆的情报。”而面对蒋介石的不满，王芃生这时又自作聪明，犯了个大错误。他为了替自己辩护，证明研究所的情报能力，又将这份情报“用油印印刷出来，发送各重要机关，以表明他有情报”，但是对他当时的签注，则“略而不发表”。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避重就轻，将责任推给了侍从室。我猜，很可能就是这件事，造成了唐纵对王芃生的不满，从此“极看王芃生不起”。
这件事更严重的后果，是唐纵对他的不满，直接影响到蒋介石，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了成见，骂他无理智，无常识。这使王艽生更加畏首畏尾，对于情报的判断失去信心。张忠绂在《迷惘集》里说，他在军委会参事室时，正是中日战事最紧迫的时候，而每次被问到战局的发展，王芃生都回答得模棱两可，不知所云，“时而认为美日战争即将爆发，时而美日间战争一间无望”。让他很瞧不起，认为王芃生同王世杰一样，都“属于先求无过的一派”。其实他的“犹豫两可”未必出于圆滑，而是出于胆怯，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龚德柏想必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开始“羡忌王的地位，颇想取而代之”。否则，如果真如张令澳所言，蒋介石对王芃生“倚之为左右手”，龚德柏再无头脑，也不会有此妄想。
话说到这里，还要纠正一种说法。张令澳在《侍从室回梦录》里介绍王芃生“出色的情报工作”时，举过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说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侍从室收到一份急件，称：“据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急报，六月份内如美国与德国关系仍能维持现状，则德国将在一个半月内有对苏俄发动战争之可能。”他说当时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在重庆，蒋介石在阅后批示：“请夫人即告居里先生”。一个月后，情报果然被证实了。德国人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说这件事让美国人深感意外，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记得在两天后”，居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便提出在对日情报上，希望能与中方继续合作，其中有如下一段：“苏联突遭德军入侵，使总统深感阁下提供情报之准确，倘阁下日后能将有关日本可能之动向及其他重要急切之情报随时见示，此当为总统所希望者也。”他的这一说法言之凿凿，也几乎成了定论。许多文章都根据他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转交罗斯福的情报，是由王芃生提供的。事实也不尽然。 张令澳是侍从室的普通官员，接触的情报范围有限。从唐纵日记中看，早在王芃生之前，驻德大使陈介、武官桂永清、专员谭伯羽，都向国内提供过同样的情报。桂永清的情报更加肯定，说至迟在六月，德国即会攻击苏联。所以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唐纵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到：“近来驻德陈介大使及桂武官、谭专员等均先后来电，谓德军有于最近攻苏之讯，桂武官且有至迟至六月即可实行之说。”这件事的功劳，不能都算在王芃生的头上。
从以上可以知道，王芃生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在处理情报时的确有过许多失误，一再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在研究所的威望每况愈下，反对王芃生的不只是龚德柏，还有罗坚白、谢南光等人。龚德柏离开研究所后，接替他职位的谢南光和日本专家青山和夫，都多次向王芃生发难，“攻击王芃生情报判断失误，所以人浮于事，贪污腐败严重，由此使得外籍人士难以安心工作”。据说青山和夫还提出要离开研究所，去印度新德里工作。
因此，到了抗战中期，王芃生便渐趋消沉，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张令澳在《侍从室回忆录》里说，一九四三年秋天，王芃生因为“腹背受敌”，已经“力不从心”，有了独力难支之感。有一次“突然向邵毓麟提出，打算邀邵来研究所担任副主任，被邵婉言谢绝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王芃生因病入院时，还“密呈”蒋介石一份报告，称自己身体不好，“拟辞去国研所职务”，想以此作为试剂，“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看法”。他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来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现在为了换取蒋介石的同情，竟然出此下策，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令澳还提到，抗战胜利后他随蒋经国去东北之前，曾去北平看望王芃生。王芃生患有心脏病，这时由于“愁病交加”，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正在北平养病，住在原来日本人开的一家酿造厂的后院里。“三间平房里搁着几件床、桌、椅之类简陋的家具，身边只有一名副官和一个老勤务员服侍”。他说王芃生因为心情很坏，说话“已经不像在重庆时的含蓄保留”，而是“声色俱厉，不胜感慨”，对抗战后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这让他看了很有感触，觉得“政治这个东西真是太现实了：日本甫倒，‘日本通’也就鸟尽弓藏，去日本担重任的不是懂日本的，却是圆滑崇洋的旧军阀商震，这又如何说呢？”
是啊，“这又如何说呢？”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要替龚德柏翻案，说他对情报独具慧眼，为王芃生所不及。事实上，龚德柏在来研究所之前，主要是个报人，从事情报业务的经验，远不能与王芃生相比。但是他对新闻与情报有一种独到的理解，认为“情报与新闻，名虽不同，而实则一也”，这两者的区别，不过是“新闻使人人得见，而情报只少数高级人员得见而已”。因而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任“中日通讯社”记者时，就有意接触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搜集日本政府出版的内部资料，对于情报有了特殊的敏感。他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先于国内其他通讯社，首先报道了轰动一时的“皇太子妃的新闻”。
龚德柏说一九二。年的一天，他接到一份日本警视厅的公文，要求日本各通讯社“关于良子女王之事，一概不许登载。”他看了很奇怪，以为事有蹊跷，便去找《读卖新闻》的记者大庭柯公。大庭告诉他，良子女王是预定的皇太子妃。由于她的家族与萨阀（海军）亲近，她当了皇太子妃，就意味着海军将会得势，所以长阀（陆军）坚决反对。但是他们的反对没有理由，便找出一个借口，说良子女王家族里有人患过夜盲症，而夜盲症是遗传的，皇族要保持高贵的血统，不能与有夜盲症的家族结亲。“这时候该问题闹得正厉害，所以警视厅下令，禁止报纸登载此事。”他知道来龙去脉后，便张大其事，将“该新闻的内容，源源本本写成一稿”，发往国内。“这样的好新闻，各报当然都登载了”，他大大地出了次风头。
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他在后藤新平的一本小册子里，发现后藤新平在攻击大隈内阁时说，大隈内阁曾为逊清王耆善，训练过一支勤王军队，因此引发了郑家屯事件，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危殆。这件事发生时，大家都莫名其妙，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他讲出这段内幕，这才真相大白。后来刘彦在写《中日外交史》时，便采用了他所提供的材料。
龚德柏回到国内，在各家报纸担任主笔时，也经常发挥这项特长。最突出的例子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当天，他就认定了这是日本人所为，“因为革命党人和东三省马贼，不能有那样大、那种有力量的炸弹，更不能将其埋于南满铁路桥下。因该桥由日本军队监视，平时视为禁地”。首先在（《申报》上发表评论，揭露日本人的阴谋。不久之后，他又从日本政府发布的《政府公报》中，查到日本国会的会议记录，发现反对党曾就这件事向田中内阁提出质问，他便“根据该记录，作成一书”，以（《日本人谋杀张作霖》的书名出版。据说这本书出版后，张学良如梦初醒，请人翻印了五千册，“一面读我的书，一面流泪”。他在主编《革命军日报》时，还经常“捏造”故事，根据前一天的情报预先报道战况，居然八九不离十，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这更称得上是新闻史上的“奇闻”。
他既然有这样的特长，便“自信对于新闻与情报的判断，有一日之长”。因此在离开国际问题研究所后，并没有放弃情报工作。他与王芃生闹翻后，蒋介石知道他离开了研究所，便每月给他五千元研究费，要他继续从事情报研究。于是他便利用这笔经费，自己搜集情报，在报纸上发表时评。
他说在一九四四年以前，重庆《大公报》、《扫荡报》发表的社论，许多都出自他的手笔。文化供应社还以“统购统销”的方式，收购了他大批文章，“分寄东西南北地区各报纸杂志”，而最后被分送到了哪里，在哪家报纸上发表，连他都不知道。他的这些文章，除了少数评论内政，其他都是对战局的观察和预测，而且每每言谈微中，算无遗策。例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军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后，他便在《政治与军事》月刊上发表文章，预言下一个目标将是塞班岛。三个月后，美国在塞班岛登陆，他的预言“完全实现”。在塞班岛之后，他预言的下一个目标是小笠原岛，结果又对了大半。而在硫磺岛战役后，他根据美军的“跳岛战术”，更大胆地预测美军不会攻占台湾，下一一个目标将是琉球。后来美军采取的战略，又证实了他的预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以他对日本政情的了解，积年累月，更能见微知著，做出准确的判断。例如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东京广播报道，东条英机对内阁做了重要改组，自己放弃兼任参谋总长职务，任命山杉元为参谋总长。同时岛田辞去海相，专任军令部总长，而以野村邦直接任海相。他根据这条消息，断定东条英机已经在为下台做准备，便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于十九日送到侍从室。果然只隔一天，二十日上午八时，东条内阁便宣布总辞。报告的准确性让侍从室大为惊讶。邵毓麟本来是王芃牛的至交，这时见了他，也称赞他“分析得非常好”。他还在日本的投降之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世界日报》上做了准确的预告：《日本将在数星期后投降》。几天后，在懿训女中演讲时，又进一步断言，大家放完暑假回来，在重庆已经看不到欢庆胜利的场面了。
正因为这样，龚德柏简直成了预言家，他的文章极受欢迎，“文稿销路极佳”。重庆的任何一家报纸，只要他“寄文章去，没有不登的”。而且他在重庆发表文章，外地读者早就翘首以待，“任何小地方的杂志，都愿意转载”。不要说西安、昆明、贵阳这些大城市，“连湖南沅陵那样小的地方报纸，都直接向我要稿子”。最后他的名气之高，达到“凡是抗战区域，大概都知道有龚德柏这一作家”。因此抗战结束后，他所到之处，“行市非常高”，何应钦还请他以顾问的身份，随自己去湖南芷江和首都南京，出席日本军队的受降仪式。有关这些内容，我在《奇人龚德柏》里已经不厌其烦，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文章写到这里，读者对龚、王两人的反目成仇，想必都有所了解。简单地说，就是双方都心胸狭窄，自以为是，特别是龚德柏争强好胜，言词刻薄，使王芃生产生了猜忌，怀疑他有“取而代之”的心理，最终使老朋友变成了仇敌。所以这中间的是是非非，决不能以一面之词定论。龚德柏说，他与王芃生关系恶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了共产党的挑拨。对于他这个说法，我没有材料可以评论，只有留待以后再谈了。
在回顾这段经历之前，先介绍一下两人此前的交往。
说起来，两人都是湖南人，早在日本留学时已经是好朋友。据龚德柏说，他对王芃生在仕途上崛起，还有过很大的帮助。一九二二年十月，美国在华盛顿召集九国会议，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问题。这对于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后，也对会议期待很高，“盼望彻底解决山东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之害”。当时他和王芃生正在日本留学，很关心这个会议，但是根据平时的接触，深知政府的驻日官员“对日本情形毫无所知”，怀疑国内官员也同样如此，在会上势必毫无建树，愧对国家。于是他同王芃生商量，由王芃生写一篇关于日本问题的意见书（即《华会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由他携往北京，代他向政府活动，使他得参加华盛顿会议”。
这件异想天开的事，龚德柏回到北京后，通过范源濂的关系找到了汪大燮，居然成功了。王芃生得以咨议的身份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华盛顿会议。王芃生正是凭着这份资历，回国后在外交界异军突起，襄赞办理山东一案，任鲁案交涉署政务长副处长。“从此一帆风顺，到死为止。”在这之后，龚也多次甘冒风险帮助过王芃生。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宁汉分裂时，王芃生担任何键的参谋长，他受王芃生的托付，将二十万元军饷由上海押解到长沙。
两人既有这份交谊，理应情同手足，一辈子都是朋友。何况龚德柏在太太病逝后，看上了王芃生的亲戚“某小姐”，彼此正在鱼雁往还之中，很可能在朋友之外，又会添上一层“姻亲之谊”。谁料两人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却不能善始善终，反而反目成仇，走上了“近于绝交的状态”，如同古人所说，“交情中替，药石成仇”。这其中的原因，王芃生在世时没有谈过，准确说是没有留下文字。但是代他说话的人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令澳。
张令澳在《侍从室回梦录》中说，他在侍从室第六组主管情报时，经常与邵毓麟去国际问题研究所找王芃生，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耳闻。以他的了解，王芃生学识丰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艺方面都有广博修养，“有很强的研判情报能力，且在处理事务时有奇谋，这是军统、中统的一般特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抗战初期，他呈交蒋介石的条陈，多数被采纳，一度甚得蒋之信任”，“倚之为左右手”。而龚德柏则“平时疯疯颠颠，说话大言不惭，时常写些不伦不类的条陈、策论，献给当权者，但总不见对其重用”。龚德柏来研究所做主任秘书后，两人“开始尚能合作，相安无事”，后来便出于嫉妒，“羡忌王的地位，颇想取而代之”。于是“开始造谣生事，肆意攻击王芃生”，使研究所“矛盾迭起”。
他说他还记得，龚德柏曾写过一封告发信，称“王芃生经常去中共领袖周恩来房中同周密谈，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还说，“所内被王信任重用的好几个职员都是共产党”。侍从室吩咐军统做了调查，证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于是侍从室认为所告不实，不予处理”。而“诬告被拆穿后，龚德柏自觉丢脸，便无法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待下去了，一九四一年他辞职离所”。
他的这种说法，后来被许多文章所采用，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龚德柏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说不是他嫉妒王芃生，“羡忌王的地位”，而是王芃生对他存有戒心，担心被他“取而代之”。而且这种迹象出现很早，他来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久，王芃生就一反常态，对他流露出这种情绪。他怀疑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他来到武汉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有关。他说他是一九三八年七月，接到王芃生的电报，从长沙来武汉的。当时蒋介石正准备调整情报系统，在军统局、调查局和军令部二厅之上，成立一个最高情报委员会，自己亲自主持。不久前刚在会议上宣布，由王芃生为办公室主任，杨宣诚为副主任。所以他来到武汉后，王芃生的“口气很大”，说他“已奉蒋介石面谕，组织中央情报委员会”，要他“在该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先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办事，为他编辑情报”。
一个月后，龚德柏在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时，王芃生也在座。蒋介石问他，“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想起日本刚经历一次台风，粮食损失严重，据报在数百万石之上，便将这件事“略略向委员长报告”，说日本经过这次风灾，粮价可能会持续上涨。他本以为这是件小事，不料蒋介石非常重视，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第二天遇见蒋百里，蒋百里也觉得奇怪，问他：“今天委员长谈过日本大米要涨的问题，不知是谁告诉他的？”他认为就是这件事，使王芃生产生了戒心，“盖在他的脑海中，我在委员长面前如此受尊敬，弄得不好，将夺了他的地位”。
龚德柏意识到其中的原因后，便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借避警报方便为名，迁往李子坝一处办公，对于所中之事，一概不闻不问，只管情报之编缮”。甚至为了避嫌故意不与侍从室的人接触，怠慢了不少老朋友。在报上发表文章也从不署名，以免王芃生有所嫉妒。但王芃生还是不放心，以“小事情不必烦你”为借口，将他“废为闲曹”，不让他有接触情报的机会。有一次，还指使所里的庶务王国康对他行凶，以“一个小小庶务，公然敢打第二位长官的嘴巴”。他找王芃生质问，王芃生则一再狡辩，不承认是自己指使的。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提出辞职，于一九四。年八月，离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
两人的说法谁是谁非，一时很难断定。但是我认为，结合相关的资料，龚德柏的说法更值得重视。他说王芃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外交与情报业务，但是由于性格关系，实际“只是个书生”，对于日本问题的了解，也是学术性多于实用性。特别是他的知识面狭窄，缺乏国际常识，这都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使他处理情报时经常闹出笑话，“借虚伪情报邀功”。而这种情况一再出现，侍从室便非常不满，主管情报业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更“极看王芃生不起”。 龚德柏就此举了几个例子：一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王道源从香港寄来一份情报，说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签订了一份卖国协议，并附有协议的全部条文；二是一九四。年三月，研究所接到仰光发来的情报，“报告英国有一百五十万兵在荷兰，拟于初夏向德国进攻”；三是研究所的一位驻英情报官，从美国寄来一份报告，说近两年来德国军事上进步甚快，武器装备已经优于美国。美国只有一百五十厘米口径的大炮，而德国已有二百四十厘米口径的大炮。王芃生对这三份情报都很重视，自己亲自整理出来，“直接发交缮写人员缮好，以便赶快呈报侍从室”。但是他看过后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三份情报都不可靠。最后由于他的制止，称“你若一定呈报，我就辞职”，才没有闹出“借虚假情报邀功”的笑话。
客观地说，龚德柏的说法并不全对。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汪精卫与平沼之间确有密议。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上台后，汪精卫曾拟定三个方案，派高宗武去日本与平沼协商；最后平沼召集五相会议，同意汪精卫的第三方案。这第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由汪精卫出面发表声明，号召西南将领参加“和平运动”；三，再次确认近卫文唐第三次声明和自己在“艳电”里的声明。四，建立“中央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他认为如果确有其事，这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情报，而以王道源的身份，充其量是“第十流的情报员”，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未免一概而论，说法过于武断。
但是其他两项情报，都存在很明显的错误。龚德柏在第二份情报后面，做了这样的签注：“自开战至今半年多，英国只送十五万兵至法国战场，足证英国陆军人数之少，何来百五十万人送至荷兰。即令有此项大军，但欧洲国家，决不许敌对国家，有一兵一卒藉中立国为根据地以入侵己国。若英国果有百五十万人入驻荷兰，德国何以一言不发？”分析很有见地。至于第三份情报，常识上就更加可笑。正如他所谓，“不但某君的头脑有问题，即王芃生的头恼也有问题”。因此他看完报告后，愈发地卖弄文字，对报告者极尽挖苦一番。在一百五十厘米的“美国大炮”下面，写上一句：“我们可在炮内打一桌牌”。在二百四十厘米“德国大炮”下面，又写了一句：“我们可在炮身内开一桌酒席”。他说王芃生看了他的签注，表情很不自在，反而责备他说：“在缮写以前，何以不说？”
龚德柏这些说法固然是一面之词，但是对照唐纵日记，决非无稽之谈。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唐纵曾在日记中说：“敌首相阿部在其对地方长官会议上报告，促进伪中央政权之成立，以其事变之速为解决。然若认此为事变之结束，则又属错误，此正否定王芃生之结论。王芃生判断敌情，从未应验。如料敌不会在广州登陆，料敌在今年七月会崩溃。委座骂王芃生谓，你的言论有时比无理智的还无理智，比无常识的更无常识。其言虽苛，但不为过。”其中“料敌不会在广州登陆”一条，尤其值得重视。龚德柏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来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久，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下午，收到一份从香港发来的情报，说据香港政府情报人员报告，“日本海军已在香港外海集中，据他们的判断，日本一定进攻广东，请中国政府注意”。他看了这份情报，以为“非常重要”，便“即刻编出，交缮写人员缮好，拟作号外呈报侍从室”。
但是王芃生看了情报后，认为“该项情况靠不住，日本决不敢进攻广东”，让他把情报放在一边。龚德柏放不下这件事，第二天问起来，有人告诉他，王芃生在将这份情报送交侍从室时，在上面做了项签注，说“日本不敢攻广东”。而侍从室因为相信他的判断，也忽视了情报的价值，没有将情报送呈蒋介石。结果广州失陷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战事立刻危及到武汉。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多次在情报会议上指责情报人员失职，在广州失陷之前，竟然没有任何情报。直到次年二月，蒋介石还在公开谈话时说，“广州失守之前，没有日军将在广东登陆的情报。”而面对蒋介石的不满，王芃生这时又自作聪明，犯了个大错误。他为了替自己辩护，证明研究所的情报能力，又将这份情报“用油印印刷出来，发送各重要机关，以表明他有情报”，但是对他当时的签注，则“略而不发表”。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避重就轻，将责任推给了侍从室。我猜，很可能就是这件事，造成了唐纵对王芃生的不满，从此“极看王芃生不起”。
这件事更严重的后果，是唐纵对他的不满，直接影响到蒋介石，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了成见，骂他无理智，无常识。这使王艽生更加畏首畏尾，对于情报的判断失去信心。张忠绂在《迷惘集》里说，他在军委会参事室时，正是中日战事最紧迫的时候，而每次被问到战局的发展，王芃生都回答得模棱两可，不知所云，“时而认为美日战争即将爆发，时而美日间战争一间无望”。让他很瞧不起，认为王芃生同王世杰一样，都“属于先求无过的一派”。其实他的“犹豫两可”未必出于圆滑，而是出于胆怯，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龚德柏想必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开始“羡忌王的地位，颇想取而代之”。否则，如果真如张令澳所言，蒋介石对王芃生“倚之为左右手”，龚德柏再无头脑，也不会有此妄想。
话说到这里，还要纠正一种说法。张令澳在《侍从室回梦录》里介绍王芃生“出色的情报工作”时，举过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说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侍从室收到一份急件，称：“据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急报，六月份内如美国与德国关系仍能维持现状，则德国将在一个半月内有对苏俄发动战争之可能。”他说当时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在重庆，蒋介石在阅后批示：“请夫人即告居里先生”。一个月后，情报果然被证实了。德国人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说这件事让美国人深感意外，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记得在两天后”，居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便提出在对日情报上，希望能与中方继续合作，其中有如下一段：“苏联突遭德军入侵，使总统深感阁下提供情报之准确，倘阁下日后能将有关日本可能之动向及其他重要急切之情报随时见示，此当为总统所希望者也。”他的这一说法言之凿凿，也几乎成了定论。许多文章都根据他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转交罗斯福的情报，是由王芃生提供的。事实也不尽然。 张令澳是侍从室的普通官员，接触的情报范围有限。从唐纵日记中看，早在王芃生之前，驻德大使陈介、武官桂永清、专员谭伯羽，都向国内提供过同样的情报。桂永清的情报更加肯定，说至迟在六月，德国即会攻击苏联。所以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唐纵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到：“近来驻德陈介大使及桂武官、谭专员等均先后来电，谓德军有于最近攻苏之讯，桂武官且有至迟至六月即可实行之说。”这件事的功劳，不能都算在王芃生的头上。
从以上可以知道，王芃生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在处理情报时的确有过许多失误，一再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在研究所的威望每况愈下，反对王芃生的不只是龚德柏，还有罗坚白、谢南光等人。龚德柏离开研究所后，接替他职位的谢南光和日本专家青山和夫，都多次向王芃生发难，“攻击王芃生情报判断失误，所以人浮于事，贪污腐败严重，由此使得外籍人士难以安心工作”。据说青山和夫还提出要离开研究所，去印度新德里工作。
因此，到了抗战中期，王芃生便渐趋消沉，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张令澳在《侍从室回忆录》里说，一九四三年秋天，王芃生因为“腹背受敌”，已经“力不从心”，有了独力难支之感。有一次“突然向邵毓麟提出，打算邀邵来研究所担任副主任，被邵婉言谢绝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王芃生因病入院时，还“密呈”蒋介石一份报告，称自己身体不好，“拟辞去国研所职务”，想以此作为试剂，“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看法”。他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来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现在为了换取蒋介石的同情，竟然出此下策，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令澳还提到，抗战胜利后他随蒋经国去东北之前，曾去北平看望王芃生。王芃生患有心脏病，这时由于“愁病交加”，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正在北平养病，住在原来日本人开的一家酿造厂的后院里。“三间平房里搁着几件床、桌、椅之类简陋的家具，身边只有一名副官和一个老勤务员服侍”。他说王芃生因为心情很坏，说话“已经不像在重庆时的含蓄保留”，而是“声色俱厉，不胜感慨”，对抗战后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这让他看了很有感触，觉得“政治这个东西真是太现实了：日本甫倒，‘日本通’也就鸟尽弓藏，去日本担重任的不是懂日本的，却是圆滑崇洋的旧军阀商震，这又如何说呢？”
是啊，“这又如何说呢？”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要替龚德柏翻案，说他对情报独具慧眼，为王芃生所不及。事实上，龚德柏在来研究所之前，主要是个报人，从事情报业务的经验，远不能与王芃生相比。但是他对新闻与情报有一种独到的理解，认为“情报与新闻，名虽不同，而实则一也”，这两者的区别，不过是“新闻使人人得见，而情报只少数高级人员得见而已”。因而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任“中日通讯社”记者时，就有意接触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搜集日本政府出版的内部资料，对于情报有了特殊的敏感。他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先于国内其他通讯社，首先报道了轰动一时的“皇太子妃的新闻”。
龚德柏说一九二。年的一天，他接到一份日本警视厅的公文，要求日本各通讯社“关于良子女王之事，一概不许登载。”他看了很奇怪，以为事有蹊跷，便去找《读卖新闻》的记者大庭柯公。大庭告诉他，良子女王是预定的皇太子妃。由于她的家族与萨阀（海军）亲近，她当了皇太子妃，就意味着海军将会得势，所以长阀（陆军）坚决反对。但是他们的反对没有理由，便找出一个借口，说良子女王家族里有人患过夜盲症，而夜盲症是遗传的，皇族要保持高贵的血统，不能与有夜盲症的家族结亲。“这时候该问题闹得正厉害，所以警视厅下令，禁止报纸登载此事。”他知道来龙去脉后，便张大其事，将“该新闻的内容，源源本本写成一稿”，发往国内。“这样的好新闻，各报当然都登载了”，他大大地出了次风头。
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他在后藤新平的一本小册子里，发现后藤新平在攻击大隈内阁时说，大隈内阁曾为逊清王耆善，训练过一支勤王军队，因此引发了郑家屯事件，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危殆。这件事发生时，大家都莫名其妙，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他讲出这段内幕，这才真相大白。后来刘彦在写《中日外交史》时，便采用了他所提供的材料。
龚德柏回到国内，在各家报纸担任主笔时，也经常发挥这项特长。最突出的例子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当天，他就认定了这是日本人所为，“因为革命党人和东三省马贼，不能有那样大、那种有力量的炸弹，更不能将其埋于南满铁路桥下。因该桥由日本军队监视，平时视为禁地”。首先在（《申报》上发表评论，揭露日本人的阴谋。不久之后，他又从日本政府发布的《政府公报》中，查到日本国会的会议记录，发现反对党曾就这件事向田中内阁提出质问，他便“根据该记录，作成一书”，以（《日本人谋杀张作霖》的书名出版。据说这本书出版后，张学良如梦初醒，请人翻印了五千册，“一面读我的书，一面流泪”。他在主编《革命军日报》时，还经常“捏造”故事，根据前一天的情报预先报道战况，居然八九不离十，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这更称得上是新闻史上的“奇闻”。
他既然有这样的特长，便“自信对于新闻与情报的判断，有一日之长”。因此在离开国际问题研究所后，并没有放弃情报工作。他与王芃生闹翻后，蒋介石知道他离开了研究所，便每月给他五千元研究费，要他继续从事情报研究。于是他便利用这笔经费，自己搜集情报，在报纸上发表时评。
他说在一九四四年以前，重庆《大公报》、《扫荡报》发表的社论，许多都出自他的手笔。文化供应社还以“统购统销”的方式，收购了他大批文章，“分寄东西南北地区各报纸杂志”，而最后被分送到了哪里，在哪家报纸上发表，连他都不知道。他的这些文章，除了少数评论内政，其他都是对战局的观察和预测，而且每每言谈微中，算无遗策。例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军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后，他便在《政治与军事》月刊上发表文章，预言下一个目标将是塞班岛。三个月后，美国在塞班岛登陆，他的预言“完全实现”。在塞班岛之后，他预言的下一个目标是小笠原岛，结果又对了大半。而在硫磺岛战役后，他根据美军的“跳岛战术”，更大胆地预测美军不会攻占台湾，下一一个目标将是琉球。后来美军采取的战略，又证实了他的预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以他对日本政情的了解，积年累月，更能见微知著，做出准确的判断。例如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东京广播报道，东条英机对内阁做了重要改组，自己放弃兼任参谋总长职务，任命山杉元为参谋总长。同时岛田辞去海相，专任军令部总长，而以野村邦直接任海相。他根据这条消息，断定东条英机已经在为下台做准备，便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于十九日送到侍从室。果然只隔一天，二十日上午八时，东条内阁便宣布总辞。报告的准确性让侍从室大为惊讶。邵毓麟本来是王芃牛的至交，这时见了他，也称赞他“分析得非常好”。他还在日本的投降之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世界日报》上做了准确的预告：《日本将在数星期后投降》。几天后，在懿训女中演讲时，又进一步断言，大家放完暑假回来，在重庆已经看不到欢庆胜利的场面了。
正因为这样，龚德柏简直成了预言家，他的文章极受欢迎，“文稿销路极佳”。重庆的任何一家报纸，只要他“寄文章去，没有不登的”。而且他在重庆发表文章，外地读者早就翘首以待，“任何小地方的杂志，都愿意转载”。不要说西安、昆明、贵阳这些大城市，“连湖南沅陵那样小的地方报纸，都直接向我要稿子”。最后他的名气之高，达到“凡是抗战区域，大概都知道有龚德柏这一作家”。因此抗战结束后，他所到之处，“行市非常高”，何应钦还请他以顾问的身份，随自己去湖南芷江和首都南京，出席日本军队的受降仪式。有关这些内容，我在《奇人龚德柏》里已经不厌其烦，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文章写到这里，读者对龚、王两人的反目成仇，想必都有所了解。简单地说，就是双方都心胸狭窄，自以为是，特别是龚德柏争强好胜，言词刻薄，使王芃生产生了猜忌，怀疑他有“取而代之”的心理，最终使老朋友变成了仇敌。所以这中间的是是非非，决不能以一面之词定论。龚德柏说，他与王芃生关系恶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了共产党的挑拨。对于他这个说法，我没有材料可以评论，只有留待以后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