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小小鸟，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已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
　　
　　忍气吞声。理直气壮
　　
　　6月19日，记者随着马林来到了他所在的乌鲁木齐新市区东八家户的一个玻璃厂。马林是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农民工，今年21岁，15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马林“工龄”6年了，在这家玻璃厂也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
　　从早到晚。在阳光的暴晒下，马林和同组的同事把超大块的玻璃抬到厂院中的大桌子上，然后按照带班的吩咐把玻璃裁好。黝黑的皮肤和几处非常明显的伤疤诠释着他工作的艰辛。
　　在这个厂里工作，他受过3次伤。3次伤中最近的是一个月前，抬玻璃的时候，玻璃突然被弄碎了，碎玻璃划到了他的4根手指头。马林在出租屋中，休息了一个星期多。“到医院治伤都是老板掏钱，休息的时候，虽然没工资，但老板還是每天发给我20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有生活费但也不能休息时间太长，时间长了会自动被清退。”所以，当伤势略有好转的时候，他便到厂子里上班了。“我受伤了，工厂肯定得给我赔偿啊，现在这么多的国家法律，都在给我们这些人维权呢?”马林说，“这些政策老板也知道，对我们还好，不敢不好。”从马林的谈话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维权意识比他的父辈们有明显增强。
　　在记者调查走访中，问及农民工，“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你会怎样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半的“父辈”农民工首先想到找亲戚、朋友、老乡帮忙出主意，剩下的一些选择“默默忍受，不求助”，极少数想到了“找工会组织帮忙”。他们有很强的忍耐力，对于一些工伤和侵权的事情，往往忍气吞声，不愿也不敢求助有关机构。
　　而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权益被侵犯时，就“理直气壮”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首先想到“向有关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寻求法律援助”，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马林有一位表哥叫马龙，家住库尔勒。马龙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新疆人。相对学历来说，大专毕业的马龙显然要比初中毕业的马林“水平”高得多，但工资待遇却比马林还要低。
　　马林认为，如果他是农民工，表哥马龙也一定是农民工。虽然马龙是大专生，但户口也在农村，身份依然是农民。一年四处打工，没有个相对固定的工作。
　　和马林相比，马龙显得白净得多。由于在学校学的专业是酒店管理，前年毕业后，就在各个酒店打工。但服务生的工资相对要低得多，马龙每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由于在城市里面生活成本高，马龙一部分开支一直依靠父母。由于家里有几十亩棉花地，马龙的父亲几乎没有出门打过工。
　　在父亲的观念里，本应吃“皇粮”的马龙一直是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开始父亲尽量向村里人掩盖儿子当服务生的事情，但后来也彻底心灰了。转而劝留马龙在家种棉花，但马龙在农村的家如何待得住呢?“我从来没有种过地，我根本就不会。让我怎么种?即使我学会了种地，在农村我也根本待不下来。”马龙说。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马龙，去年过年的时候，在家待了半个月，对他来说在家待超过10天已经成了一种煎熬。
　　赞孝通在分析中国乡村社区遭遇的社会侵蚀时曾认为，以教授西方知识为主的教育会加速乡村孩子和自己生长之地的疏离。
　　无论只读到初中的马林还是读了大专的马龙，他们与曾经朝夕相伴的故乡故土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疏离。
　　“我16岁离家，一个蛇皮袋就是全部家当。我能节省一分钱就节省一分钱，一年连两件衣裳都舍不得买。21岁的时候，我把打工积攒起来的2万多块钱，盖了两间新房。他们有一分花一分，处处和城里人比，但我们出身在农村，怎么能和人家比。”在马存海看来，马林和马龙简直“没救”了。
　　
　　父辈眼中不合伦理的“爱情”
　　
　　马林的生活可以看做是对淳朴闭塞的乡村伦理的挑战，他们与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模式不同，而且这样的鸿沟越来越大。
　　下班后的马林一身休闲，没人能把他和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工联系起来。上身穿着他喜爱的美国体斯顿火箭队的篮球服，300块钱一双的白色品牌运动鞋很是显眼。
　　在吃穿方面，他和70后的马存海有完全不同的见解。马林的工友，跟他爸爸差不多的马存海的观点是，300块钱买一双贵的，还不如买10双30块的，起码可以穿两年，而且经常可以穿新鞋。马林反驳道：“品牌的就是品牌的，穿差的不但对脚不好，而且别人也会看不起你。”马林对别人叫他民工很敏感，“我们不是民工，我们也应该是工人对吧?”他反问记者。
　　说起当初走出校门远赴他乡打工，他有些激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眼泪把心淹了。我学习虽然算不上好，但我还是爱读书的。看到那些上大学出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没有工作，我父亲又去世的早，你说再读还有什么意义呢?”
　　15岁的马林走出校门就开始在工地上千小工，不到1000元的工资，一旦发到手里用不了多久就花光了。“手机话费、买衣服鞋子，和朋友喝酒吃饭，上网，什么都需要钱。”6年过去了，没存下钱，倒是找了一个女朋友。
　　马林的女朋友小玲和马林是一个村的，小玲小马林两岁。在马林不懈追求下，今年小玲放弃了学业和马林一起来到了新疆，并开始同居。在城市人看来平常的同居，在相对闭塞的宁夏南部山区来说，也是一件大新闻。不但女方家从此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马林也得背上一个“二流子”的恶名。也意味着他彻底和父辈们来了一次决裂。
　　但马林显然对这些传统观念有些不以为然，“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一代人的想法”，他觉得和小玲能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能”看开”。是电视和网络让他们想通很多事情的。
　　自从他到新疆打工后，从来不说普通话的他，每次打电话给小玲的时候都说普通话，虽然现在在一起依然说方言。“我们都喜欢那种感觉，普通话代表是城里人和见过世面。”
　　
　　与家乡的决裂
　　
　　马林和马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渴望城市，但城市本质上不属于他们，这个痛苦的过程将伴随着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每一天。”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新疆每年有约14万各族农牧民离开他们世代耕作或放牧的土地，在祖国东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完成从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乌鲁术齐市300多万人口中，有105万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目前．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1.5亿，80后、90后占到人数的60口，大约是1亿。按照这个比例，新疆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也相当庞大。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到“你对城市和农村的情感”时，新老农民工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绝大部分老一辈农民工说，城市只是赚钱的地方，自己永远是过客，而农村始终是他们的根，总有一天要告老还乡，回到农村度晚年。
　　而新生代农民工盼望着在城市里落户、买房子、开车子、当老板。提到回农村，几乎所有的新一伐都说：“我连女世都不会种了，回去干什么?工作再苦再累都要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