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法学学子,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愿望:有一天可以走在牛津的图书馆里,用手抚摸着一排排整齐的判例集,感受着这所世界上最传统、也是最优秀的法学殿堂所带来的庄重与自信。但如果你是出生在1850年以前的英国,并且怀抱着法律的理想和追求,我却并不建议你去牛津,因为在那里你的多数时间将会贡献给一群食古不化的教授和艰涩难懂的故纸堆。
　　如果这还不足以劝说你离开牛津,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走进牛津后,你的身上会发生什么。首先,学习期间考试和评价的权力掌握在学院手中,而学校只是学院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美国和它的州。而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罗马法、法理学和英国法律史,阅读的材料主要是法律史的典籍,为了读懂这些来自于“上古”的奇著,你要花尽几乎所有时间。其次,作为一名牛津的学生,学位考试中还包含了古典文学、希腊与罗马历史、古典哲学和数学等科目。而研习希腊文与拉丁文写成的古代史和哲学著作,可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当然,在导师制的发源地牛津,你会有你的导师。导师会指导你准备资格考试和学位考试,并且你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问题。然而,牛津的导师们直到19世纪的中后期才有了专业分工,你的导师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法学的专家,而作为法学专家的教授们却在讲座中讲着艰深、无趣又与考试毫无关系的东西。可以说,经过历次考试的洗礼,当你从牛津走出来的时候,与神学专业、哲学专业,甚至医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训练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最有可能的是,在三年的努力学习后,你却发现自己离法律渐行渐远了。
　　与此相对,英国的律师学院在那个时代却发展得欣欣向荣,也实际上充当着英国优秀律师的摇篮。英国律师学院的法律职业教育历史悠久,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律师学院通过讲解法令与模拟案件辩论会等方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普通法教育与法律培训。此外,还有很多人直接向资深的出庭律师学习经验,这也就是久负盛名的学徒制。后来,这种在办公室里修习案例、听取讲解的法律教育方式,逐渐成为英国法教育中的主流。直到现在,想要在英国成为律师还是必须经过一年的学徒期。
　　牛津法学的困境终结于1850年开始,直到1965年结束的教学变革。变革的开端是,牛津在大学里设置一个名为“法律与现代史”的学科,并设立相应的考试制度。这一改变的目的也是为了将完全处于各学院控制下的法学教育与学位考试纳入到相对统一的大学考试制度中。虽然这是典型的英国式渐进改革,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原有的教学体制,但却也增加了英国财产法和继承法等对法律教育而言必不可少的课程。到1876年,牛津又将法律与现代史学彻底分开,设立了一个真正具有“专业色彩”的法学以及完全独立的法学学位考试制度,并同时组建了大学里的法学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现代英国法也正式纳入了牛津教学大纲,英国合同法成为必考科目。1882年以后,瓦伊纳英国法讲席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戴雪在1882年到1909年、霍尔兹沃思在1922年到1944年、切希尔在1944年到1949年相继成为执掌此讲席的法学大家,并为牛津的法学留下了光照一时的现代法巨著。
　　在成王败寇的故事中,牛津无疑是前者的典范,而这并不能让我们忘却它也曾有过的那段窘迫。原因当然不是文首所说的“要劝你离开牛津”,而是恰恰相反。牛津的法学教育改革完成已有百余年,而反观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又何尝不是茫然徘徊于中国式的“牛津困境”?
　　虽然,我们的法学教育中不缺少合同法、物权法和刑法,比罗马史和古典文学要实用很多,但讲授的知识却与执业所需相去甚远。想想法科毕业生在律师行和法庭上的懵懂畏缩,看看应届生们疯狂地涌进公务员考试的考场,忽而令人遐想到我们的本科教育架构或许缺失了些什么。中国法学教育是否传递了法律特有的思维方式,它与政治学、哲学存在本质区别吗?中国法学教育是否还以学术为终极目的,它是否已经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这一切都让我们比当年的牛津更渴望改革,只是不知中国的“1850”何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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