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许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体那里，会有不同的回答。美好生活，或是在金碧辉煌的厅堂里一餐盛宴，或是小憩之后，小啜一口咖啡，或是远眺前方的青山绿水，品味带着芳草醇香的空气，或是在爱人的怀抱里，凝视着对方眼神的嫣然一笑。对于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家庭来说，这样的幸福或许是美好生活的标志。不过，若是放眼一个民族、一个國家乃至全世界的范围里，这样的幸福观就显得有些狭隘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也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重新思索美好生活在今天中国的含义。
　　显然，当谈到什么是美好生活时，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意味着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当人们还在为衣食住行而困顿时，很难说人们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就是通过实现物质的富足，为齐国赢得太平。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也是将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看成人们需要满足层次的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尽管不能简单地将美好生活等于物质生活的富足，但是倘若没有物质上的基本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巨大改善，这无疑为创造和建设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不过，仅仅有物质上的富足，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说：“我们有必要重视一下我们生活幸福的外部条件——物质财富，但是千万不要对其付出过多的爱，因为你是财富的主人，不是财富的奴隶。”无论是古罗马的哲人，还是中国先秦的圣贤，都不会将物质上的满足视为幸福。相对于身体上的满足，相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古代的先贤，更看重精神上的伟大和恬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物质条件，相反会成为阻碍他们获得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碍。犬儒学派是一个最极端的类型，当第欧根尼住在他的木桶里的时候，代表着他们对物质财富最极端的拒绝方式，相反，他将精神上的思索视为通向幸福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今天都像第欧根尼那样，在木桶中实现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对那些思想家而言，美好生活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们将智慧、勇敢、节制、审慎等作为美德，在美德的观念上生活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中国士大夫们对高风亮节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坚守精神追求的一个榜样。
　　当然，美好生活既不是停留在最基础的身体和物欲的满足上，也不一定要像颜回、周敦颐、塞涅卡、第欧根尼一样，安贫乐道，满足于抽象的精神追求。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美好生活，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美好生活。我们一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就应该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美好生活，首先应该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仅满足于自己的物欲固然陋鄙，但仅仅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亦不是理解美好生活的好的方式。我们始终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唯有这个共同体能够彼此平等和谐，能够达到普遍的正义，美好生活才是可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换言之，真正的美好生活，只能建立在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共同体基础上，而不可能停留在堆金积玉的物质条件之上，也不可能是曲高和寡的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唯一能够实现美好生活的，只能从现实的历史背景出发，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上，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和谐，也更具有兼济天下精神的共同体。尽管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这确实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