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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此时，高秉涵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最终只得在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将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家乡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开家乡已有60多年了。“想家。”因偏瘫丧失了语言能力的老人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
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大理石骨灰坛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而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也只能小心地抱着。
流泪喝下故乡的土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
这些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菏泽同乡卞永兰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同乡们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
之后则要分配从菏泽提回来的3公斤泥土。高秉涵因律师身份被指派执行“分土”。直到今天，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
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同金饰一起锁进了银行保险箱。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1991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这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高秉涵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错过队伍的开拔时间。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一班船。
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娘，我会活着回来。”
然而，等待耗尽了宋书玉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前一年，她去世了。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叨。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
――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此时，高秉涵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最终只得在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将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家乡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开家乡已有60多年了。“想家。”因偏瘫丧失了语言能力的老人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
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大理石骨灰坛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而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也只能小心地抱着。
流泪喝下故乡的土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
这些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菏泽同乡卞永兰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同乡们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
之后则要分配从菏泽提回来的3公斤泥土。高秉涵因律师身份被指派执行“分土”。直到今天，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
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同金饰一起锁进了银行保险箱。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1991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这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高秉涵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错过队伍的开拔时间。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一班船。
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娘，我会活着回来。”
然而，等待耗尽了宋书玉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前一年，她去世了。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叨。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