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制度可以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约束对正式制度的变迁及运行产生影响。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相协调的正式制度变迁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引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运用36国面板数据重点考察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经济增长；文化差异；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004-05
一、文化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历史
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低估甚至忽略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将不同文化中的群体抽象为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质人群，研究资本、技术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对现有理论的支持力普遍不足。社会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文化渗透于经济的方方面面，忽视文化将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增长。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文化传统通过长期的运行形成的共同观念、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工作、消费、投资、储蓄和冒险的意愿，对所在区域的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全球各地的经济市场都与各地在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的独特性相适应，表现为差异化的经济增长景观。
社会学家较早便开始了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Weber（190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教与信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可看做对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早期分析。
20世纪后期，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东欧及前苏联转型经济体的差异表现，促使经济学家逐渐关注并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Morishima（1986）遵循了韦伯的思路，但不同意韦伯认为儒教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他探讨了儒教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认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日本化的儒家伦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节俭观，由此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Fukuyama（2004）将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归纳为四种：文化影响组织与生产；文化影响人们工作、消费的态度；文化影响制度的创新与运行；文化影响社会纽带的形成。鄒恒甫（1991，1993）则明确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中，得出一国储蓄率与该国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文化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产量增长率。
二、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
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Hofstede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共116 000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重要性》一书。根据研究成果，Hofstede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PDI）。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权利拥有者的决定被人们的认同程度，被挑战还是广泛接受。高权利距离文化下的社会，人们可以更加坦然地接受地位的巨大差异。
财富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文化的权利距离。权利距离大的文化，财富分布会集中于少数人群。
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IDV）。“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男性化程度（Femininity vs. masculinity，MAS）。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著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UAI）。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情境，都会感到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长期化取向（Long-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LTO）。第五个维度是Bond以及香港的7位中国社会学家，通过对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三、文化纬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实证角度，运用1985—2004年各国经济增长面板数据，考察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四个文化纬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由于LTO调查过程中，参与国家较少，数据比较少，在此不作考虑）：
ΔGDPit=α+β1PDIit+β2IDVit+β3MASit+β4UAIit+εit
其中，下标t表示时间（1985—2004年），i表示某个国家，ΔGDPit为t年i国经济增长率，PDI、IDV、MAS、UAI为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的四个文化纬度。
通过对数据筛选，我们选取以下36个国家或地区，其文化维度数值（见表1）（从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摘录）。表中数字越大，代表权利距离越大，个人主义倾向、男性化程度、不确定性规避动机、长期化趋向更加强烈。
我们在时间序列上选取随机效应对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如下：
ΔGDPit=8.47-0.0098PDIit-0.054IDVit+0.0107MASit-0.0358UAIit
从检验结果可知，IDV与UA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MAS与PDI均没有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每个人都不能脱离与他人的合作而存在。企业、产业甚至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正如Hofstede所说，个人主义是一种松散的社会关系。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可以更加容易的实现和谐、融洽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劳动分工，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实现产出的最大化。
另外，集体主义下，国民更加关注的是集体的利益，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规避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规避通过影响国民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文化下，人群安于现状，创新被认为是一种冒险行为，不被社会所鼓励、提倡；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文化下，人们勇于冒险，勇于创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
李纪建（2001）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问题时，指出地理位置和初始起点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和市场化因素的推动。刘志铭、李晓迎（2008）认为，企业家精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根本的驱动力。“创新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学术研讨会（2007）取得了共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创新的理论与创新的实践；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从不同角度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权利距离与男性化程度。权利距离与男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上，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权力距离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男性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权力距离是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财富的分配。权力距离大的国家，民主程度越差，官员腐败行为更加普遍，阻碍经济增长。Rivera-Batiz（1999）利用1960—1990年跨国数据对民主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民主程度高的国家，政府质量要更加优良，可以抑制腐败，促进技术革新。民主是全要素生产力（TFP）提高的决定性要素。矫波（2007）认为经济增长与制度正义是互生互发的关系，自生自发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完善民主与法治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关于男性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ofstede在对文化纬度的解释中指出，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著而坦然。男性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跟冒险精神，从而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四、结论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也在增强。但是文化因素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关注，这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發表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关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少之又少。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客观存在，很难衡量，很难量化，阻碍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这也是文化解释经济增长发展迟缓的原因。
本文通过对1985—2004年36个国家经济增长数据的计量检验，将Hofstede作为本文文化度量方法，我们发现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个人主义程度与对不确定的规避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本文并没有将文化因素融入到现有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这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Cheryl Nakata.Sivakumar.National Culture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J].Journal of Marketing，1996，(1).
[2] Francisco L. Rivera-Batiz(1999). Democracy，gover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Democracy，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3] Greet Hofstede.Cultures and O 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 ind[M].M c Graw - H ill BookCO，1991. [4] Marieke de Mooij，Geert Hofstede.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 in consume behavior:im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tailing[J].Jour-
nalof Retailing，2002，(5).
[5] Richard H.Franke，Geert Hofstede，Michael H.Bond(1991).Cultural Roo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A Research Not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6] Sean Dwyer，Hani Mesak.Maxwell Hsu.An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n Cross - National Pro-
ductDiffu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5，(2).
[7] 杜玉亭.传统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杜玉亭.从基诺族例看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J].民族学，1997，(2).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9] 矫波.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7，(6).
[1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以创新的理念和行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创新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学术研讨会综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4).
[11]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 李琪.欧洲管理學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J].人大复印资料，2001.
[14] 李英.西部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创新的约束及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0，(9).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G]//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564-566.
[16] 刘志铭，李晓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奥地利学派的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7] 宋志平.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J].经济管理，2005，(4).
[18] 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9，(1).[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文化；经济增长；文化差异；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004-05
一、文化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历史
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低估甚至忽略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将不同文化中的群体抽象为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质人群，研究资本、技术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对现有理论的支持力普遍不足。社会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文化渗透于经济的方方面面，忽视文化将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增长。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文化传统通过长期的运行形成的共同观念、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工作、消费、投资、储蓄和冒险的意愿，对所在区域的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全球各地的经济市场都与各地在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的独特性相适应，表现为差异化的经济增长景观。
社会学家较早便开始了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Weber（190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教与信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可看做对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早期分析。
20世纪后期，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东欧及前苏联转型经济体的差异表现，促使经济学家逐渐关注并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Morishima（1986）遵循了韦伯的思路，但不同意韦伯认为儒教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他探讨了儒教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认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日本化的儒家伦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节俭观，由此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Fukuyama（2004）将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归纳为四种：文化影响组织与生产；文化影响人们工作、消费的态度；文化影响制度的创新与运行；文化影响社会纽带的形成。鄒恒甫（1991，1993）则明确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中，得出一国储蓄率与该国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文化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产量增长率。
二、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
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Hofstede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共116 000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重要性》一书。根据研究成果，Hofstede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PDI）。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权利拥有者的决定被人们的认同程度，被挑战还是广泛接受。高权利距离文化下的社会，人们可以更加坦然地接受地位的巨大差异。
财富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文化的权利距离。权利距离大的文化，财富分布会集中于少数人群。
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IDV）。“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男性化程度（Femininity vs. masculinity，MAS）。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著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UAI）。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情境，都会感到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长期化取向（Long-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LTO）。第五个维度是Bond以及香港的7位中国社会学家，通过对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三、文化纬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实证角度，运用1985—2004年各国经济增长面板数据，考察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四个文化纬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由于LTO调查过程中，参与国家较少，数据比较少，在此不作考虑）：
ΔGDPit=α+β1PDIit+β2IDVit+β3MASit+β4UAIit+εit
其中，下标t表示时间（1985—2004年），i表示某个国家，ΔGDPit为t年i国经济增长率，PDI、IDV、MAS、UAI为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的四个文化纬度。
通过对数据筛选，我们选取以下36个国家或地区，其文化维度数值（见表1）（从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中摘录）。表中数字越大，代表权利距离越大，个人主义倾向、男性化程度、不确定性规避动机、长期化趋向更加强烈。
我们在时间序列上选取随机效应对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如下：
ΔGDPit=8.47-0.0098PDIit-0.054IDVit+0.0107MASit-0.0358UAIit
从检验结果可知，IDV与UA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MAS与PDI均没有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每个人都不能脱离与他人的合作而存在。企业、产业甚至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正如Hofstede所说，个人主义是一种松散的社会关系。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可以更加容易的实现和谐、融洽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劳动分工，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实现产出的最大化。
另外，集体主义下，国民更加关注的是集体的利益，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规避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规避通过影响国民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文化下，人群安于现状，创新被认为是一种冒险行为，不被社会所鼓励、提倡；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文化下，人们勇于冒险，勇于创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
李纪建（2001）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问题时，指出地理位置和初始起点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和市场化因素的推动。刘志铭、李晓迎（2008）认为，企业家精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根本的驱动力。“创新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学术研讨会（2007）取得了共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创新的理论与创新的实践；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从不同角度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权利距离与男性化程度。权利距离与男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上，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权力距离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男性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权力距离是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财富的分配。权力距离大的国家，民主程度越差，官员腐败行为更加普遍，阻碍经济增长。Rivera-Batiz（1999）利用1960—1990年跨国数据对民主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民主程度高的国家，政府质量要更加优良，可以抑制腐败，促进技术革新。民主是全要素生产力（TFP）提高的决定性要素。矫波（2007）认为经济增长与制度正义是互生互发的关系，自生自发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完善民主与法治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关于男性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ofstede在对文化纬度的解释中指出，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著而坦然。男性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跟冒险精神，从而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四、结论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也在增强。但是文化因素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关注，这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發表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关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少之又少。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客观存在，很难衡量，很难量化，阻碍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这也是文化解释经济增长发展迟缓的原因。
本文通过对1985—2004年36个国家经济增长数据的计量检验，将Hofstede作为本文文化度量方法，我们发现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个人主义程度与对不确定的规避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本文并没有将文化因素融入到现有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这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Cheryl Nakata.Sivakumar.National Culture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J].Journal of Marketing，1996，(1).
[2] Francisco L. Rivera-Batiz(1999). Democracy，gover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Democracy，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3] Greet Hofstede.Cultures and O 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 ind[M].M c Graw - H ill BookCO，1991. [4] Marieke de Mooij，Geert Hofstede.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 in consume behavior:im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tailing[J].Jour-
nalof Retailing，2002，(5).
[5] Richard H.Franke，Geert Hofstede，Michael H.Bond(1991).Cultural Roo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A Research Not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6] Sean Dwyer，Hani Mesak.Maxwell Hsu.An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n Cross - National Pro-
ductDiffu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5，(2).
[7] 杜玉亭.传统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杜玉亭.从基诺族例看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J].民族学，1997，(2).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9] 矫波.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7，(6).
[1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以创新的理念和行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创新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学术研讨会综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4).
[11]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 李琪.欧洲管理學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J].人大复印资料，2001.
[14] 李英.西部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创新的约束及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0，(9).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G]//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564-566.
[16] 刘志铭，李晓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奥地利学派的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7] 宋志平.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J].经济管理，2005，(4).
[18] 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9，(1).[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