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印象

　　1985年9月我去北京，在钱锺书先生位于南沙沟的寓所中拜访他。这次拜访可以说是假公济私。名义上是因为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去听取意见。实则是因为我对钱先生仰慕已久，很想亲聆这位大师的教诲。
　　在大学时代，我读过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虽然那时候早已过了读小说的年纪，但《围城》里那个志大才疏、爱自吹自擂的方鸿渐；外表柔顺、深藏心机的孙柔嘉；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等人物却使我印象深刻。诚如文学家夏志清先生所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后来读研究生时，业师杨廷福先生极力推崇钱锺书的《管锥编》。他说，钱先生的这部书是集数十年功力的钜著，是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焦氏易林》、《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多部古籍所作的札记总汇，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述了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以及大量英、德、法、拉丁等西语原文，自成一家之言。

　　我找来《管锥编》想认真读一遍，可是似懂非懂，实在没法读完。但我深感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罕见。从此我对钱锺书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想借公务之便一睹大师风采。
　　听说钱锺书清高孤傲，谢绝一切慕名者的拜访。我想，若是以宣传部小官吏的身份去求见，势必被拒之门外。想到杨廷福师从前的推崇，猜想他们应该有所交往吧。向廷福师的长子同甫兄打听，果然如此，且还从他那里拿到钱家的电话。于是试着打去，说明是杨先生的弟子，想求教于钱先生。也许他是看在亡友的面上，欣然答应接待我。敲开钱家的门，开门的是杨绛先生。杨先生恬静、温柔，依然保持着江南大家闺秀的风范。她把我让进客厅，就走入里间去向钱先生通报了。
　　我在等待的片刻打量了钱宅的环境。屋子宽敞整洁，但没有什么装饰，也没有昂贵的摆设。水泥地面，过时的柜子、桌子和沙发，几盆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入眼的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听说每间屋子里都有书柜和书桌。钱先生和杨先生常常各占一张书桌，静静地埋头读自己喜欢的书，做各自的学问。冰心先生曾如是说：“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在往后的岁月里，钱杨两位的生活始终是我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
　　钱先生到了客厅，虽是初次见面，但很快就打消了我原先获得的那种不真实的印象。他全然没有清高孤傲的架子，反而是和蔼可亲，谈话坦率、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提出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怎样看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外来文化不是铁板一块。从19世纪到当代，文化发展的速度很快。现代西方各国，既有极左的，也有极右的文化思潮。所谓的‘学院派’文化与‘咖啡馆’文化之争也很普遍。但是，我们对此了解得不多，分析更是少得可怜。外来文化也不是一块肉，可分精瘦。要作具体细致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跟不上。即使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成果也缺乏科学细致的分析。如果说有一点看法的话，大多也出自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最近几年，这种状况略有转变。要真正活跃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开拓自己的视野，有扎实的基础，还要靠各界以科学精神共同探讨。上海是外来文化最早传入的文化口岸。解放前，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因，上海的外语教育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在研究分析外来文化方面，要发挥这个作用。研究问题，还要有科学精神。这不仅是提出问题、抓课题、组织队伍，更重要的是建立中间环节，有计划地进行协调。这样，就可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得到科学的证据。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钱先生没有泛泛而谈，而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问题，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二十多年前的这一次拜访，钱锺书给我的印象不是孤傲，而是脱俗。他不愿耗费时间在无聊的应酬和会议之中，只想安安心心地做学问。他代表的是一类在中国罕见的精神贵族。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钱锺书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