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迅捷化与其传播的碎片化、模糊性等副产品是相伴而生的
　　
　　如果说计算机的诞生是二十世纪科技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那么云计算应该是新世纪送给计算机使用者最好的礼物。云计算通过网络把无限扩展的大量计算机整合成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资源池，实现所有数据与应用共享，让用户通过终端按需使用。同样的，媒体也与时俱进地迈进了“云媒体”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式媒体交相辉映，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以时下最热门的载体微博为例，其链式传播效应深得云计算之精髓，其便捷性、集成性和开放性可以让人人都成为媒体。
　　由于“云媒体”时代的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新闻发布主体限制以及审核制约，随之而来的传播失真也如病毒一样开始流行。就最近半个月，我在新浪微博上发现的不实消息就有：俄罗斯要采取措施保护朝鲜、肯德基饲养怪胎鸡、李启铭案判监外执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逝世、翁帆父亲与杨振宁孙女喜结连理，以及“筷子变笋干”等，“出国发三条微博3900元”属于部分不实消息。很多人事后知晓这些或有意造假或无意传播的不实消息的真相后，表现出了对网上信息真实性的担忧。遗憾的是，微博上的一些记者在获知消息后未经认真核实，“抢鲜”发布于传统媒体，给被报道的公司或当事人造成较大的困扰。
　　在“云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迅捷化与其传播的碎片化、模糊性等副产品是相伴而生的。由于日常生活的规律化和程式化，在信息冗余的环境下，受众会有一种猎奇心理，可能对戏剧化的新闻事件有持续热情，潜移默化下就形成对轰动性甚至负面性信息的情绪化期待。而一旦有好事者制造了符合受众预期的消息源，马上就会呈现涟漪式的扩散效应，如流行感冒一样迅速散布，澄清却比较困难。虽然很多人认为微博的“交叉论证”可以消除假新闻的存在，但那只是结果意义上的。从时间上看，谣言传播时对不特定的多数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对当事人的伤害，却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
　　正如传播“金庸去世”假新闻的某位微博实名认证人士所言，当时看到这条消息，觉得很轰动，未及细想，就先转发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是子虚乌有。如果不是微博上求“围观”的功利心理作祟，细心去查究，其实很容易发现不实新闻的马脚。例如，李启铭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不可能会有监外执行的判决，网上流传的判决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最近轰动一时的“天价微博”事件中，诸多媒体报道都严重失实。虽然俄罗斯的国际数据漫游费高达每兆一百元，但仅发三条微博而没有其他消耗流量的操作，也不会产生高额的费用。事实上，只要记者花三分钟时间去查证一下使用者的发博记录，就可以发现当事人不但发了将近三十条微博，而且还包括大量上传消耗流量的图片。
　　在商业化时代，媒体自然会有利益驱动。所谓“新闻是可以策划的，策划是可以炒作的，炒作是可以包装的，包装是可以卖钱的”，在媒体的竞争中，总是会不断需要“猛料”，追求“离奇”，推崇“演绎”。在这种生产线上的媒体记者，不得不追随着受众的趣味，去寻找他们想看的新闻，刻意制造轰动效应。裁剪事实已经成为常态，事件一过，谁又会去追究一些细枝末节呢？年度“十大假新闻”中，基本上只有彻头彻尾造假的才能入围。
　　当普通的个体开始成为媒体传播的环节，当传统媒体纷纷通过微博搜寻信息，当“围观”逐渐成为舆论的风向标时，信息传播者的责任愈发显得重要。任何一个以传播新闻为主业的媒体却应该肩负起核实信息真实的义务——无论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定层面来说，这都是责无旁贷。云媒体时代是新闻传播的一场盛宴，但真正能得到我们尊重的，永远不是那些追求轰动新闻的媒体，而是有社会责任、注重真相、追求细节的媒体。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