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因为公事，有缘重走儿时读书求学时的乡村路。那条满载着童年记忆的弯弯小路，依然默默无语地从村庄伸向远方。徘徊在这条黄土路上，遥想远去的一切，不禁浮想联翩……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咿呀学语到皓首苍颜、老态龙钟，不知要走多少路。当我们一路走来，是否还曾记得身后渐行渐远的那条小路？
　　 国人喜欢讲“报答”和“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经常挂在很多人的唇边。但实际上，多少人念念不忘、深深铭记的，只有那来路上的风霜雨雪，而在春风得意时却淡忘了跋山涉水时是谁留下的舟船桥梁，饥寒交迫时是谁送来的粥食棉衣。
　　 1992年暮春，我曾陪同省里一位老领导冒雨到信阳县柳林乡走访。当年，老领导在这里随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时不幸负伤，后被一户农民营救，藏于家中的牛圈里，养伤半个多月后康复归队，解放后官至省教育厅厅长。几十年间，因忙于工作，一直未能再来柳林，直至离休后，伴随忆旧情结的日渐浓重，才有此番重游。然而，当年救护他的那对农民夫妇已于十几年前先后病故，其后人也不知下落。他无语凝噎，泪流满面。面对老厅长几乎不能自抑的悲痛，在场的人无不被他的情真意切所打动。但是，我想，假如老厅长当年位高权重时能有暇来恩人家中坐一坐，叙一叙，或者给这家人做点力所能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那么，对逝者给予些许慰藉的同时，今天，他默立于河边久久凝望那雨雾中的村庄的依恋目光以及他伴着雨水的泪水里，定然就会少一些抱憾和愧疚。
　　 由此我又想到报纸上刊登的发生在江西革命老区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抗战时期在该地打游击的老八路，经常住在一个“堡垒户”家中，不仅得到这家主人生活上周到细心的关照，而且主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日伪军搜捕中脱险。但他自革命胜利后官至正部级位置，几十年里，从未再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次，直到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才带着老伴千里迢迢来寻故地。当年的老房东还在，两人之间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掏心送肺、至亲至情的热忱。在当地干部的引领和陪同下，程序化的一问一答中，老房东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是不是又要打仗了啊？”部长听了，半晌接不上话，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
　　 是啊，为什么在位几十年时，没有想起来到这里看一眼老房东呢？客观地说，也许确实太忙，车上车下，前呼后拥，日理万机，分身无术，哪里还有闲暇记起当年被敌人追得東躲西藏的困窘和落魄？但老百姓认的理很直、也很朴素：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顶头上！你真心为他们打天下，他们就会真心保护你、爱着你，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你疏远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他们同样也会忘记你，把你视作路人。
　　 当然，更多的还是共产党人与百姓骨肉情深、血浓于水的动人故事。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文革”中蒙冤入狱，看护他的武警战士赵保群，主动悄悄照顾将军生活，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将军生命。后来将军平反复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凭当初对赵的口音记忆，判断赵的籍贯，以此为线索，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找到了早已转业回乡务农的赵保群，然后接他到北京家中，嘘寒问暖，赠衣送钱，以报答赵保群当年的大义相助。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关怀，一直延续到张将军辞世。
　　 发生在另一位开国将军段苏权身上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1934年10月，年仅18岁就担任红二军团独立师政委的段苏权，在四川秀山县同白军作战中脚踝被打烂，不能行走，他爬到一个深山窝里隐蔽起来，躲过敌人搜捕。附近山民李木富发现后，每天夜里给他送去大半碗红薯稀饭（当时，李家老小每天有时连半碗这样的稀饭也不能保证），一直坚持了18天。解放后，段苏权多次托人苦苦寻找李木富，迭经周折，终于在80年代初找到了李家人。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段将军亲自来到丰田村拜望李木富和当地所有在当年帮助过红军的村民们，并拿出自己的工资酬谢李木富等恩人们，而且以后多次寄钱，直到李木富去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是共产党人不忘来路，铭记历史的真实写照。
　　 是的，“不忘来路，铭记历史”，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应牢牢记住这八个字。断不可像众多落马贪官那样，到了锒铛入狱之时，才一遍又一遍地声明“我是农民的儿子”，才想起儿时走过的那条乡村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