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7日南国书香节开幕式当天，花城出版社在琶洲会展中心广东馆举办了一场“东欧电影和东欧文学——蓝色东欧，丛书读者见面会”。这场关于电影与文学、红色与蓝色的思想碰撞，带来了一股既怀旧又时尚的东欧格调。
　　比起地球板块的支离破碎来，每个人精神世界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文学板块恐怕会显得更加残缺不全。受到国家政治、文化权衡、势利考量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对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这些年文学翻译界被欧风美雨吹淋得至今还廊檐水滴沥不断，《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主编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蓝色东欧”，便有如一股潮汐自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向我们涌来。
　　熟悉与陌生的东欧
　　东欧世界，在我这一代人的意念里绝对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自我们记事以来，它们就作为远方的事物，陌生的名称，社会主义的明灯，从两个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渠道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新闻，我小时候在亲戚家的木板顶棚上常常仰望到毛泽东与恩威尔·霍查、齐奥塞斯库们会见握手的新闻图片；另一个渠道就是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像《海岸风雷》《战斗的早晨》《地下游击队》《多瑙河之波》等不一而足，我甚至还记得《第八个是铜像》中游击队英雄易普拉辛的名字，记得片头里雕塑家用一团一团泥巴塑造英雄雕像的画面。那个时候，我关于东欧的记忆不是蓝色的，而是黑色的，是在侵略者铁蹄下生存和反抗的东欧。战争和由战争释放出的恐怖，混合着反抗者的英勇无畏，构成了我对东欧世界的初步认知。
　　我说陌生，是随着有一个时期东欧国家的名字在报纸、电台上很少出现，不再出现，直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剧变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关于东欧的印象，完全是一片空白。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从搜罗来的碟片和文学作品里，再次见到了易普拉辛、帅克们生活过的土地，但东欧的面貌已经不似易普拉辛、帅克们了。
　　远方的情形已经境迁为波兰导演布加斯基镜头下血腥的《审问》（该片拍摄于1982年，因为激进、危险被禁映）；是捷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虽然它们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捷克，但我们从小只能在小喇叭广播里听《金光大道》，听孙敬修老人讲故事，没有机缘在那个时间轨道同步观赏到这只圆头圆脑、既搞笑又充满温情的小鼹鼠；是吉力·唐卡质疑国家机器的动画片《魔手》——一位木偶艺术家被一双无所不在的巨手胁迫为其雕刻巨手圣像的故事；是史云耶梅的一个个充满残酷和挫败感的木偶动画；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命运无常》和他揭示的“生存就是屈从”的生存原则；是赫拉巴尔的那群中魔的人，那群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点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的小人物们；是克里玛、哈维尔们。
　　阿尔巴尼亚的国宝作家
　　现在已出版的“蓝色东欧”第一辑，把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卢奇安·布拉加等人的作品目不暇接地铺叠于我的视线。他们都是我未曾阅读、了解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出原先肤浅的预料，阅读的体验里不时有闪电的弧光扫过脑海。
　　主编高兴曾说：“提起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人的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卡达莱作为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作家，已经红遍半个世纪。他生于1936年，18岁出版诗集，27岁发表政治抒情长诗《群山为何沉思》，并接到劳动党中央和总书记恩维尔·霍查打来的邀请电话，他们是同乡。后来出任霍查夫人主管的阿尔巴尼亚文联主席，也奠定了他在该国的首席诗人地位。可是，卡达莱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体验：隐晦绵密，现实与虚妄交织，对民族历史的探究等。1963年，卡达莱发表了蜚声欧洲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后来陆续创作了《金字塔》《阿伽门农的女儿》《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等多部带有东欧气质的小说。“蓝色东欧”第一辑就收入了《错宴》《石头城纪事》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3部小说。
　　20世纪60年代始，阿尔巴尼亚走上“反修”道路，并开展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思想文化革命”。在残酷的政治清洗中，卡达莱并没有受到多少政治迫害，尽管他的小说也曾遭禁。霍查在世期间，他没有公开反对过这位领导人；1985年霍查去世后，他曾写信批评《世界报》对霍查的攻击。权力是柄双刃剑，卡达莱一度与权力如此之近，可他却聪明地与其保持着一定分寸和距离，不谄媚，但也不疾恶如仇，有一种少有的冷静和理性。面对西方记者对他异议者的强加身份，他强调：“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1990年，在国内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卡达莱以流亡者的身份来到了法国。在此之前，他的一些作品手稿就由前往法国的偷渡者带到国外发表。2005年，卡达莱成为英国首届布克国际奖得主，2009年获得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他不仅代表了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最高峰，也体现了其在跨越种族界限、反抗集权所作出的努力。
　　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可否认，有些读者养成了喜欢拿政治寓言的解码器来解读东欧文艺的惯性思维，虽然那样的解读有时候可以极大地增添文学影射现实的功能，却也会大大降低文学固有的审美功能，把文学虚构的价值降格为时政报告。
　　充满想象的小说世界
　　从这几部当代小说来看，我发现东欧文学的想象有着极为深厚的纵深空间。以前在拉美文学里弥漫着的与远古丛林世界一脉相承的魔幻气息，在东欧文学里有另一种渊源有自的精神气脉。不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加布里埃尔·基富，他们的小说里都不约而同地回响着遥远的神奇故事的声音，把小说的触须延伸到了更为广阔深远的世界里。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跳开某种现实，在想象的空间里飞檐走壁，却又不会背离现实。
　　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因此他的作品在后来的阿尔巴尼亚文联主席看来，太过沉迷于历史和民间传说，故意逃避政治责任。创作于1980年的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故事原型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传奇故事：死去三年的康斯坦丁为兑现自己的诺言，从墓中出来，把远嫁他国的妹妹带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个事关复活神灵的小说框架，一下子让整部小说叙述的格调进入到了幽灵的格调里。
　　显示卡达莱另一个精神面孔的长篇小说《石头城纪事》，是一部通过孩童纯洁的眼睛，看战乱时期民众复杂心态的作品，与卡夫卡的《城堡》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它那充满古老传说的魔怪气氛，来自小说中主人公巫魔化了的童年记忆。有别于通常的早期记忆，卡达莱把儿童思维和魔幻思维杂糅在了一起。
　　《错宴》2009年在法国首次出版，被认为是卡达莱第一部反映霍查时代的作品。小说依然沿袭自一个世代流传的山城故事：有人请朋友到家里吃饭，让儿子去送请柬。年轻人走到墓地旁，越来越害怕，竟将请柬隔着围墙丢掉了墓园里。到了晚上，死神拿着请柬站在门口。民间的传说故事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
　　合上书本，这些来自东欧给人以新鲜体验的小说，化作潮汐震荡于我目力不及的遥远之处，还有更加阔大的蓝色。它们隐示着异样的冷静、忠诚、渴望、幻想，骚动如凡高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