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以“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既是短篇小说这一常被轻视的文学体裁的胜利，也是女性的胜利。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爱丽丝·门罗是一位女性，也不仅仅因为女性是她大多数作品的主角，而且因为门罗有着自觉的女性身份，她用女性的从容和细腻，描画那些日常生活的悲喜剧。在门罗的笔下，戏剧性的冲突和死亡没有了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没有了谣言传闻的添枝加叶，门罗就像当年的维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娓娓道来。
　　门罗虽然访问过中国、澳洲和北欧，也曾到英国做驻校作家，但在这个飞机满天飞的时代，她的主要岁月还是安静地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故事也以浓郁的地域特征著称。那是安大略省一个叫休伦的郡县，当然描写最多的还是她的家乡温格姆镇，一个只有2000多人口、一条主干道、两家百货店的小镇。
　　寂寥的小镇让门罗津津有味。她并不痴迷所谓的英雄伟绩，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更能让她从中品出人生百味。因此她常常从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取材，比如她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大学，这成了《谋生》中主人公的经历。最初把这个故事寄给《纽约客》时，杂志编辑把它当成回忆录拒绝，后来另一家杂志却作为虚构小说发在了首页。
　　现实与虚构在门罗这里模糊了界限。身为家庭主妇的她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幻想之中，身为作家的她又坚持活在自己平凡有限的世界里，体悟出一个又一个人性和生命之谜。困扰众多女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矛盾，在门罗这里似乎取得了平衡。
　　不过门罗却写过《逃离》，女主人公卡拉不满于暴躁的丈夫离家出走，半路上突然意识到“过去”在她生命中的价值，以及“未知”可能带来的恐惧和空虚，于是打电话要丈夫立刻接她回去。在这部短篇中有一只叫弗洛拉的山羊，似乎是卡拉的化身，走失又回来后却被丈夫悄悄地杀了。卡拉的半途而废显然并不是门罗赞许的，叙述者却没有在小说中对这样的“逃离”做任何评价。
　　有趣的是乔伊斯在《伊芙琳》中也写过跟情人离家私奔的女性，也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半路放弃。门罗和乔伊斯都生动描绘了女主人公一瞬间情绪的变化，乔伊斯只写了主人公，因为他的目的是批评像主人公那样缺乏勇气的都柏林人；门罗写了卡拉的邻居，甚至她的丈夫，让读者注意到这些人人性的一面。显然，门罗眼里的日常生活更复杂，无法用简单的价值界定。后期的乔伊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英雄改为市民。门罗的短篇小说同样具有乔伊斯长篇小说中这种对生活的包容，或者说，她用短篇小说进入了乔伊斯用长篇进入的人生境界。
　　或许正是这种包容让门罗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就像她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选择。长篇小说的鸿篇巨制要求作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思想的专注，这对一位还需要照顾孩子的女性来说无疑很难做到。在这种情况下，短篇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这个选择同时也包含着牺牲，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十日谈》这样长篇之名短篇集之实的作品外，作家很难单凭短篇赢得世界声誉。
　　而门罗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执着，可以视为对一位家庭主妇平凡生活的坚持，也可以说是对所谓宏大人生的拒绝。门罗向人们证实，伟大不仅仅来自宏伟，也可以出自家常和微小，重要的不是摆脱生活，而是有没有洞烛幽微的感悟去透视生活。
　　门罗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她父母的家族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有着擅长说故事的凯尔特人基因。凯尔特文化擅长在英雄身上发现普通人的感情，在普通生活中发现人生的哲理。这也是门罗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生活的看法。
　　她曾经回忆在温格姆镇上，人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好高骛远，但这个偏僻小镇那些“被驱逐了的人们”却每个人，即便最不起眼的人，都在命运的舞台上演绎着戏剧性的人生。他们在经济和宗教的压力下贫困窘迫，却有着“巨大的能量”。正是这些弱者身上暗含的力量构成了门罗故事神秘而感人的一面。
　　平凡和伟大、弱小和力量，就这样在门罗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就像门罗自己，一个优雅纤弱的女性，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