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开宗明义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语句清新，让人感奋。
　　一切社会制度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持续创富能力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社会活力的竞争。创富才能均富，富民是最好的惠民，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前提条件。
　　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条件，是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平等进入市场、参与配置和竞争的权利。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关于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如何“进场”并达到合理组合的历史。近年来，在解释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率时，不少经济学家总是将其归因于高储蓄率和人口红利。
　　这种说法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同样有着较高的储蓄率（相较于收入）和适龄劳动人口，但经济发展水平却长期低下。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与资本从来不会自动叠加，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更需要跨过一系列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安排。
　　除了历史的纵向比较外，横向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以印度为例，虽然拥有大规模的适龄劳动人口，但其劳动力要么受阻于种姓制度和依附型地主-佃农生产关系，要么受限于大规模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匮乏，迟迟难以大规模“进场”，导致一些部门的领先技术难以充分发挥外溢效应。
　　从“进场”的角度理解改革之初小岗村和回城知青的“自谋生路”突破，可以发现其贡献更多体现在开创了“劳动”和“知识”自由流动进入市场的可能。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从改革历程中总结出的真知灼见。
　　同时推进的开放大业，则为国际资本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进场”提供了可能。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或一些行业国企垄断被打破，则更盘活了一大批存量资产，使之得以“进场”。此一轮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所引发的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叠加此后的入世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种要素能够进场并有机组合，构成了“中国奇迹”故事的上半场，赶超型经济的后发优势，则遮蔽了组合效率的“不彰”。随着“中国奇迹”进入下半场，如何让更多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进场，如何提升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克服的挑战。也基于此，全会公报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此过程中，首先应进一步提升各种要素进场权的均等化，也即公报中所说的“必须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长期以来，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在资本劳动的组合中，劳动力一直居于相对劣势地位。由此导致的资本回报率偏高、劳动回报率偏低是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内需乏力等一系列中国经济痼疾的根源。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此偏差有望得到部分扭转。
　　而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如何获得融资权的均等化，从而拥有更自主公平的资本劳动组合形式，进而拥有更强的创富能力，而非仅仅靠“出卖”劳动力来谋求发展。
　　从这个维度来看，全会公报提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等便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能够“进场”，并享有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待遇，也即公报所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将极大提升中国农民的融资权利，长期以来困扰农村金融的无抵押之痛，将迎刃而解。
　　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的迸发，要靠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活力的充分发挥。如果能够既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又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同时放宽投资准入，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则国资、民资和外资公平竞争、取长补短、各得其所，中国经济亦可觅得可持续发展动力。
　　要实现上述目标，除了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外，国有资产如何尽快实现资本化运作，从而开放非公经济参股的“门路”，进而促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勃兴，实为打造“活力迸发”的中国的关键一环，值得各方戮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