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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重要政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要求，凝聚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刻经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不要国有经济、要不要搞好国有经济，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但从理论上搞清楚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则仍然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良好外部舆论环境、社会环境，也就不能让人们从思想上坚定信心，认清方向，自为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绊脚石”还是“火车头”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学术界围绕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不少学者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出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最有效率而国有经济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大众舆论中似乎形成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绊脚石”的印象。进而，不少学者主张国有企业应该退出，至少应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
究竟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还是“火车头”？检验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实践。认为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观点，虽然理论上似乎说得通，但是却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根本不相符。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10多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达到10.7%，使我国经济体量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第二，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色。这个过程是我国国有经济不断做强做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经济、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并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都在不断做大做强的关系，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照某些观点，如果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随着其不断做大做强，其对于我国经济活力的制约作用应该越来越明显，何来非公经济和我国经济整体的活力迸发和不断壮大？
有的观点会认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似乎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和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济社会和科技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的结果。其实不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则是基础性因素。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我国经济所创造的发展速度，不要说比起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崛起时的发展速度为快，就是和二战后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30年的高发展速度说明，我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即使不能得出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起飞阶段的水平，也绝对得不出不如它们的结论。同理，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其表现即使不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绝不会是“绊脚石”。当然，不同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光表现在速度上，更表现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上。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国有经济的优越性更远非非公经济所能比拟。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一种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是由这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决定的。其经济活力是由构成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群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说明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的成功，说明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生产关系群的成功。恰恰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发展，提高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单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因此，无论如何得不出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的结论；相反，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效率还是无效率
不少学者从市场经济理论和科斯定理出发，认为民营企业最有效率，而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似乎只要提及坚持和发展国有经济，就是在保护落后、拒绝效率。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初以来，自从国有经济走入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国有经济在西方世界经历了冷冷热热、起起伏伏，中外许多学者围绕国有经济效率问题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说明，国有经济并非一定是低效率。
1982年，英国经济学家Millward研究了大量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实证文献并指出：“似乎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低于私营企业”。 2000年，世界银行学者M. Shirley and P.Walsh 归纳了1975年至1999年间所公开发表的52篇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文献，指出：有5篇文献的结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于私营企业，15篇文献的结论认为两者没有明显差异， 32篇结论为国有企业效率较私营企业低。即60%左右的实证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较私营企业低，而40%左右的国有企业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如果区分不同的市场类型，则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11篇文献认为私营企业高效率，5篇为中性。即在完全竞争性市场，2/3左右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而在垄断性市场上，有6篇文献支持私营企业高效率，5篇为中性，5篇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较高。即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和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的比例大体相当。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私营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一边倒的优势。其次，对垄断性行业，企业效率与企业性质无关。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许多垄断性行业国企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一个“退”字就能解决，即使是民营企业也会面临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监管体系。第三，对于完全竞争性市场中大多数私营企业好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观点，也要做具体分析。在西方国家，私人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国有经济在私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其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往往是那些投资大、见效慢、利润低的行业，才留给国有企业发展，因而其表现效率低，也并不奇怪。这一点，当年陈云同志针对一些民族工商业人士希望我们搞重工业而他们搞轻工业的主张就有过精辟论述，并且指出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恰恰是要这样做的。从西方社会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践来看，尽管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都声称，私有化的目的是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但选择私有化的往往是效益比较好的国企。而“二战”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国有化运动中，则是首先把亏本的、落后的煤矿、铁路等部门的私有企业高价买来实行国有化。由此可以看出，私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切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坚定搞好国有经济的信心。尽管如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国有经济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认清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将国有资本优先配置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去，实现国有资本的最有效配置。 明确国企市场化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必须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政府国资监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即要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深化改革国资监管体系。要厘清政府公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边界，从依靠行政命令式、单方面的政府公权力，转而采用契约式、平等的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利，来行使国资监管权利。要厘清出资人监管与国家、社会监管的边界，要完善法律监管、市场监管、行业监管等国家与社会监管体制，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不再承担资本监管之外的职责，不再成为一个综合监管者，真正成为出资者，行使出资者职责，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将国有经济的“特殊目的”，直接体现在公司章程和出资人协议中，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能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企业进行依法监管。要厘清出资者的资本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的边界，真正建立起国资监管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句话，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破坏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而给予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的外部环境。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企业内部市场化的法人治理体系。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可能选择。市场化的法人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制衡机制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制衡机制。明确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层的权力边界，真正形成互相制约、互相协调、各司其责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制衡机制。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在股东构成上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有助于在股东层面和董事会层面建立起制衡机制，从而实现公司治理体系的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手段。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市场化的考核体系的建立。首先，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不能采用单纯的财务效益指标，而还应针对每个国有企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一企一策，制定相应的关键指标体系。其次，要剥离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的许多历史社会负担，使财务效益指标真正反映企业的经营发展水平和状况。第三，要改革目前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对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应采用不同的聘任和考核方式，切实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的任命权和考核、激励与约束权。同时建立起对董事履职的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最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应当使国有企业成为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不仅具有强劲的活力，而且体现出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国有企业变得和非公企业毫无二致，则这种改革同样是失败的。
（作者：吴文学，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祁金利，中共延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责任编辑：魏晔玲
“绊脚石”还是“火车头”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学术界围绕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不少学者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出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最有效率而国有经济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大众舆论中似乎形成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绊脚石”的印象。进而，不少学者主张国有企业应该退出，至少应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
究竟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还是“火车头”？检验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实践。认为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观点，虽然理论上似乎说得通，但是却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根本不相符。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10多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达到10.7%，使我国经济体量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第二，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色。这个过程是我国国有经济不断做强做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经济、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并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都在不断做大做强的关系，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照某些观点，如果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随着其不断做大做强，其对于我国经济活力的制约作用应该越来越明显，何来非公经济和我国经济整体的活力迸发和不断壮大？
有的观点会认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似乎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和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济社会和科技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的结果。其实不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则是基础性因素。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我国经济所创造的发展速度，不要说比起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崛起时的发展速度为快，就是和二战后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30年的高发展速度说明，我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即使不能得出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起飞阶段的水平，也绝对得不出不如它们的结论。同理，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其表现即使不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绝不会是“绊脚石”。当然，不同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光表现在速度上，更表现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上。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国有经济的优越性更远非非公经济所能比拟。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一种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是由这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决定的。其经济活力是由构成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群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说明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的成功，说明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生产关系群的成功。恰恰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发展，提高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单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因此，无论如何得不出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的结论；相反，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效率还是无效率
不少学者从市场经济理论和科斯定理出发，认为民营企业最有效率，而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似乎只要提及坚持和发展国有经济，就是在保护落后、拒绝效率。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初以来，自从国有经济走入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国有经济在西方世界经历了冷冷热热、起起伏伏，中外许多学者围绕国有经济效率问题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说明，国有经济并非一定是低效率。
1982年，英国经济学家Millward研究了大量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实证文献并指出：“似乎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低于私营企业”。 2000年，世界银行学者M. Shirley and P.Walsh 归纳了1975年至1999年间所公开发表的52篇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文献，指出：有5篇文献的结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于私营企业，15篇文献的结论认为两者没有明显差异， 32篇结论为国有企业效率较私营企业低。即60%左右的实证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较私营企业低，而40%左右的国有企业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如果区分不同的市场类型，则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11篇文献认为私营企业高效率，5篇为中性。即在完全竞争性市场，2/3左右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而在垄断性市场上，有6篇文献支持私营企业高效率，5篇为中性，5篇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较高。即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和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的比例大体相当。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私营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一边倒的优势。其次，对垄断性行业，企业效率与企业性质无关。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许多垄断性行业国企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一个“退”字就能解决，即使是民营企业也会面临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监管体系。第三，对于完全竞争性市场中大多数私营企业好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观点，也要做具体分析。在西方国家，私人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国有经济在私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其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往往是那些投资大、见效慢、利润低的行业，才留给国有企业发展，因而其表现效率低，也并不奇怪。这一点，当年陈云同志针对一些民族工商业人士希望我们搞重工业而他们搞轻工业的主张就有过精辟论述，并且指出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恰恰是要这样做的。从西方社会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践来看，尽管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都声称，私有化的目的是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但选择私有化的往往是效益比较好的国企。而“二战”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国有化运动中，则是首先把亏本的、落后的煤矿、铁路等部门的私有企业高价买来实行国有化。由此可以看出，私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切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坚定搞好国有经济的信心。尽管如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国有经济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认清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将国有资本优先配置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去，实现国有资本的最有效配置。 明确国企市场化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必须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政府国资监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即要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深化改革国资监管体系。要厘清政府公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边界，从依靠行政命令式、单方面的政府公权力，转而采用契约式、平等的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利，来行使国资监管权利。要厘清出资人监管与国家、社会监管的边界，要完善法律监管、市场监管、行业监管等国家与社会监管体制，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不再承担资本监管之外的职责，不再成为一个综合监管者，真正成为出资者，行使出资者职责，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将国有经济的“特殊目的”，直接体现在公司章程和出资人协议中，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能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企业进行依法监管。要厘清出资者的资本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的边界，真正建立起国资监管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句话，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破坏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而给予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的外部环境。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企业内部市场化的法人治理体系。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可能选择。市场化的法人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制衡机制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制衡机制。明确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层的权力边界，真正形成互相制约、互相协调、各司其责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制衡机制。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在股东构成上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有助于在股东层面和董事会层面建立起制衡机制，从而实现公司治理体系的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手段。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市场化的考核体系的建立。首先，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不能采用单纯的财务效益指标，而还应针对每个国有企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一企一策，制定相应的关键指标体系。其次，要剥离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的许多历史社会负担，使财务效益指标真正反映企业的经营发展水平和状况。第三，要改革目前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对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应采用不同的聘任和考核方式，切实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的任命权和考核、激励与约束权。同时建立起对董事履职的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最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应当使国有企业成为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不仅具有强劲的活力，而且体现出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国有企业变得和非公企业毫无二致，则这种改革同样是失败的。
（作者：吴文学，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祁金利，中共延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