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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小宝（1987— ），男，湖南桂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史。
摘 要：王正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阅历丰富，充满传奇色彩。他涉猎的领域涵盖了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金融财政、实业交通等诸方面。本文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王正廷的研究情况进行一个简单总结，希望能为促进王正廷研究发挥一点作用。
关键词：新世纪以来；王正廷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04-04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号子白，浙江奉化人，民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律系。1911回国后，历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临时参议院议员、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参议院副议长、广州军政府外交总长、中国大学校长、国务总理兼外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驻美大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49年初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病逝。他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事业领导人，中国首位、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也因其对中国体育运动的贡献，他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的一生，除政治外交之外，还涉猎实业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多项事业，其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也见证了民族复兴的艰难与荣光。
目前学术界对王正廷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相对于民国其他人物而言，仍显不足。因此，为进一步丰富充实王正廷研究，有必要对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作一梳理总结。本文拟就近十年来的王正廷研究作一概述，以期促进王正廷研究。
一、新世纪前的王正廷研究著述概况
这一时期，国内有三本关于王正廷的著作。第一本是台湾学者张腾蛟先生的《坛坫健者——王正廷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王正廷的的传记。书中内容较为全面，叙述了王正廷一生丰富的人生阅历。但此书是一种介绍性的文字，比较简单，文中相关资料来源亦未注明，所以还不能算是正规的学术著作。另一本是大陆完颜绍元先生的《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是大陆第一部王正廷传记。关于此书的价值，作者有一个自我评估，“就是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努力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依传主大致经历分章节编缀排叙，侧重关照其政治与外交生涯，略为兼顾其他”[1]。全书分十五章叙述了王正廷的一生经历，尤其是其政治外交生涯。例如起草“立国文献”、 抗争凡尔赛、代理国务总理、主持中苏交涉、主持关税特别会议、为蒋介石与宋美龄证婚、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出使华盛顿等重大事项。全书基本上对王正廷的一生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孙中山信任的人”。书中若干略具个性化的史实辨析和观点表述，在学人圈子里也不乏关注，或予认同或与商榷，反响不错。因此书是作为“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出版的，所以书中对于王正廷的其他方面叙述较少。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而关于这位“中国奥运之父”的关注也开始热起来。此时的一本专著是王舜祁先后的《奥运先驱王正廷》（奉化市政协文史委出版社，2008 年），顾名思义，此书是主要以王正廷的体育生涯为主体的。不过在此之外，本书也对王正廷的留学经历，政治生涯作了一定叙述，尤其书中部分引用的一些新史料，如王正廷孙女提供的《王正廷自传》手稿的部分译文相当的有价值。此书可与前两书相互补充，更有利于对王正廷的了解。
此外，在《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杨大辛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辛亥人物碑传集》（卞孝萱 唐文权编，团结出版社，1991年）、《政坛名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王永杰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中，也有对王正廷一生经历的专文论述。
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论文有4篇。一是台湾学者李恩涵分析了王正廷的“革命外交”，认为“唯革命外交”实际上有彻底型、激烈型和温和型之分，三者之间的旨趣与手段，相差很大。温和型“革命外交”，是在1927年4月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部长伍朝枢、王正廷等的主持下所推动的，一种渐进地但仍坚定地追求某些特定外交目标的“革命外交”，其方法是将群众运动排除于外交间题的解决途径之外，将“传统外交”与不屈不挠，锲而不舍而且具有“攻击性”精神的“革命外交”，重叠互用，不完全诉之于胁迫性的言词与行动，但却将说理性的论辩与半胁迫性的行动，互为配合 其特色是坚持撤废不平等条约目标的逐步实现。作者充分肯定了王正廷的温和型“革命外交”，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交努力，将王正廷称为“笃实干练的外交家”，认为王正廷被时人指责为妥协性的让步过多是“有条件的自主，不是完全的自主”，甚至被人攻击为“旧官僚头脑”、“卖国贼”的看法是错误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抗战成功，使日本吐 出了它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所攫夺的一切果实。王正廷所代表的温和型“革命外交”的精神与实践，是有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的。[2]
而申晓芸则对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及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作了作出了与李恩涵相反的结论。作者就交涉中王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政策，及其实际结果，作一考察和透视，并进一步就如何评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之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王正廷就任外交部长，是由三个原因促成的。一是“王在北京政府期间办理外交时，就有会玩政治手腕的声名，并擅长作‘革命’包装。”二是因“济案”的发生，蒋介石原先在外交上所抱“与日合作”的侥幸心理已打碎，欲换打英、美牌，而王正廷正好是一个“与美国比较接近”的人。三是与此一时期南京政府急欲集中财源密切相关。作者还分析了王正廷“废约”交涉之内容、过程和实际收效。认为这是是国民政府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退。实际上多是一些“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空洞口号和原则，没能解决实质问题。最后作者认为我们在强调“革命外交”的进取性时，应同时认识到在外交进行中，有些退让和妥协是必要的，但必须以不失民族大义，保住国家大利为前提，对李恩涵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巴黎和会上，王正廷力持不在和约上签字的立场，使他载誉归国。刘吕红、阙敏就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代表团的内斗进行了论述。认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代表团的“窝里斗”使中国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教训值得吸取，而王正廷在内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文章的主要观点主要是依据顾维钧的回忆录。王践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以往有关巴黎和会的著述中，常有“褒顾贬王”的倾向，认为王正廷遇事退缩搪塞，作用远不及顾维钧。事实上王正廷始终是代表团中的活跃力量，并与南方军政府和全国内各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颇受北京政府的猜忌。而王正廷作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作者对王正廷在和会上拒签和约的立场给予了充分肯定。[4]
此外，王冀青依据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的档案资料对1930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见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前后过程及谈话内容做了披露和分析。认为这次会晤又导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在没有和中国任何学术机构协商的情况下向斯坦因发放了护照，从而为后来中国各界掀起抗议斯坦因来华考古运动埋下了伏笔，而在关键时刻，王正廷往往唯唯诺诺，丧失原则。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
资料性的有周剑云编的《王正廷博士演讲集》（新民图书馆1920年版），收录演辞8篇和吴天放编的《王近廷近言录》（现代书局，1933），收录王正廷讲稿21篇，另收论文10篇。
二、新世纪以来的王正廷研究状况
（一）政治、外交领域的研究
王正廷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但是其主要的奉献还是在政治、外交领域。其历时之久，处事之多，贡献之广，堪称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重镇人物。因而对于王正廷这一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关注。
这一时期关于王正廷的专著基本没有，有的只是一部完颜绍元的《王正廷传》的再版，改成《王正廷的外交生涯》，于2008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而关于王正廷的外交研究，多依托于对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研究。申晓云利用新的外文资料，对3年前其发表的《论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中的观点进行了重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王正廷任外长时推出的“改订新约运动”，在一些史书中被记述为“外交成功”的典范。其实，从外交学研究的角度 ，从实际成效、策略运用、以及政府目标实现几个层面上，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入考察，即可发现以往论述中的某些失实和外误，这场运动尽管打着“争国权”的旗号 ，但实际只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由于国民政府在这场外交中虚张声势、弃实求名，不仅未能在“收回国权”上取得大的进展，反而因之错失了国民政府立国之初的外交良机，招致了内、外目标俱失的后果。为了使结论更具客观性，作者还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约运动”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修约外交”，以及国民党广州、武汉时期的“废约外交”作了简单比较。[6]张革英，杨和平、曹益华则指出了1928年6月王正廷就任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已谈到改订新约运动的内容和方针：“至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窃以为关税自主最为我国起死回生之剂。若收回租界、租借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则次第交涉。”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自此有步骤、分阶段地全面铺开。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对传统对“改订新约运动”的否定观点作再探讨。认为改订新约运动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改订新约运动具有不彻底性。[7]
有论者继续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论述，并就史学界较关心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论证。例如代表团的“窝里斗”及其责任问题上，作者认为，导致代表团内讧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及全权代表排名顺序的“名次变更事件”。国内的分裂和政争，致使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一直受到北京政府的猜忌和排挤，播下了代表团不和的种子。作者还根据顾维钧的怵忆和颜惠庆的日记，认为王正廷在施肇基的配合下一再挑起内争，确实负有争名夺利的责任。而顾维钧在日记中对王的记述并非“个人的意气用事”。不过作者在充分肯定顾维钧的同时，也对王正廷在和会中忠于职守、为力争山东权益而四处奔波作了肯定的评价。[8]
石源华教授对王正廷一生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进行了介绍。在渡洋求学寻救国之道、巴黎和会拒签、草签中俄协定、主持“改订新约运动”等方面作了叙述。认为，王正廷与顾维钧一起出席了中日大辩论会议，主辩者是顾氏，但王正廷“不断向顾维钧提供意见”，在和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他任上，中苏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又指出王正廷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作者又为王正廷作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而下台感到惋惜。[9]
有研究者还从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上的解读和透视，考察了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作者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 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作者从案例分析入手， 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 不仅对国民党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进行了分析，还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作者认为王正廷在外交部长任上哗众取宠、屡发空言，尤其在办理对日交涉中一再作无原则之退让，遭到各方严厉批评。王正廷所作所为秉承的都是蒋介石的旨意，对日交涉更是一样。而在国民党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下，哪怕法规颁行再多，制度修订再完善，所谓的权力制衡只是体制的点缀，是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作者认为此案的不了了之，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凌驾于所有部门之上却真正握有实权的领袖个人。[10]
值得注意的是，有论者开始摆脱集中研究王正廷的个人传记和他对我国体育事业的贡献的视角，而对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进行了考察。如湖南师大硕士郭霞在李育民教授指导下，从王正廷废约思想形成的背景、王正廷对条约的认识、王正廷柔中带刚的的废约方针、策略等诸方面论述了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这种研究，对于深化王正廷研究、近代中国条约史研究和民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1]李育民教授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王正廷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政府进行废约交涉的过程。[12]
（二）体育方面的研究
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之年，因而人们对于这位“中国奥运之父”对于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和付出开始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论述其体育贡献的文章出现。
王正廷身居政界要职，但他对中国的体育事业也甚为关心。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围绕王正廷在发展中国体育，在中国推广奥运影响，为举办远东运动会运筹帷幄，为中国体育外交倾尽心力，为中国参加奥运会殚精竭虑、夺回中国体育主权等方面论述。这方面的论文不可谓不丰。如炊遂堂《外交奇人的体育情结—记中国近代著名体育社会活动家王正廷》（《体育文化导刊》，2001年第6期）、吴兰芬、姚宏茂《王正廷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8期）、孙善根《王正廷：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体育生涯》（《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刘宝东《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纪》，2007年第5期）、何立波《中国奥运先驱王正廷》（《档案时空》，2008年第9期）、齐君、张连义《王正廷与近代奥运会》（《兰台世界》，2008年第6期）、文瑾《王正廷与近代中国体育》（《档案》，2010年第1期）等等。
还有论者考察了王正廷的体育思想和理念。如齐君、张连义认为王正廷的体育理念有倡导“体育卫国论”，保卫民族利益、“救国之道，体育为亟”、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组织运动会，倡导民众体育等。[13]充分肯定了王正廷的贡献。
三、对于目前研究的看法和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对近些年来的王正廷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总的来讲，对于王正廷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还是不够的。
第一，是研究角度的狭窄。综观学术界的成果，大部分都集中于王正廷政治外交、体育等领域的研究。而王正廷的其他方面，诸如近代中国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宗教慈善、医药救助等多方面，却大都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上述领域加强研究，这样方有利于人们对王正廷的了解，深化对王正廷的研究。
笔者还认为，有必要用新的角度对王正廷进行研究，比如对王正廷废约思想及主张的考察，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二，是研究资料的未充分挖掘与利用。很多人在研究王正廷时，依据顾维钧等人的回忆录，这就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从1952年起，王正廷开始撰写回忆录，完成二十五章，这份极其珍贵的回忆录在1981年4月3日，由王正廷的后人捐赠给了其母校耶鲁大学收藏。中国大陆还鲜有学者对此予以重视。除此之外，《王正廷博士演讲集》、《王近廷近言录》等资料也没有被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完颜绍.王正廷传•后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恩涵.论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J].抗日战争研究，1992，（1）.
[3]刘吕红，阙敏.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窝内斗”[J].文史杂志，1996，（3）.
[4]王践.王正廷与巴黎和会[J].档案与史学，1997，（2）.
[5]王冀青.王正廷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1930年南京会晤内幕[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3）.
[6]申晓芸.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1）.
[7]张革英，杨和平，曹益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改订新约运动”再探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8]黄尊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活动若干问题评析[J].历史教学，2004，（10）.
[9]石源华.王正廷：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J].世界知识，2007，（10）.
[10]申晓芸.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J].民国档案，2008，（4）.
[11]郭霞.论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12]有关王正廷外交研究的论著还有《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王建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北洋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王珍富，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历程：以1927- 1930 年中日关税交涉为中心》（单冠初，学林出版社，2004年）、《鲁案善后问题研究》（朱大伟，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鲁案善后交涉述论》（王相坤，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杨红林，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等等。
[13]齐君，张连义.从档案看民国外交家王正廷的体育理念[J].兰台世界，2008，（4）.
摘 要：王正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阅历丰富，充满传奇色彩。他涉猎的领域涵盖了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金融财政、实业交通等诸方面。本文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王正廷的研究情况进行一个简单总结，希望能为促进王正廷研究发挥一点作用。
关键词：新世纪以来；王正廷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04-04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号子白，浙江奉化人，民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律系。1911回国后，历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临时参议院议员、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参议院副议长、广州军政府外交总长、中国大学校长、国务总理兼外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驻美大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49年初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病逝。他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事业领导人，中国首位、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也因其对中国体育运动的贡献，他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的一生，除政治外交之外，还涉猎实业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多项事业，其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也见证了民族复兴的艰难与荣光。
目前学术界对王正廷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相对于民国其他人物而言，仍显不足。因此，为进一步丰富充实王正廷研究，有必要对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作一梳理总结。本文拟就近十年来的王正廷研究作一概述，以期促进王正廷研究。
一、新世纪前的王正廷研究著述概况
这一时期，国内有三本关于王正廷的著作。第一本是台湾学者张腾蛟先生的《坛坫健者——王正廷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王正廷的的传记。书中内容较为全面，叙述了王正廷一生丰富的人生阅历。但此书是一种介绍性的文字，比较简单，文中相关资料来源亦未注明，所以还不能算是正规的学术著作。另一本是大陆完颜绍元先生的《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是大陆第一部王正廷传记。关于此书的价值，作者有一个自我评估，“就是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努力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依传主大致经历分章节编缀排叙，侧重关照其政治与外交生涯，略为兼顾其他”[1]。全书分十五章叙述了王正廷的一生经历，尤其是其政治外交生涯。例如起草“立国文献”、 抗争凡尔赛、代理国务总理、主持中苏交涉、主持关税特别会议、为蒋介石与宋美龄证婚、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出使华盛顿等重大事项。全书基本上对王正廷的一生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孙中山信任的人”。书中若干略具个性化的史实辨析和观点表述，在学人圈子里也不乏关注，或予认同或与商榷，反响不错。因此书是作为“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出版的，所以书中对于王正廷的其他方面叙述较少。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而关于这位“中国奥运之父”的关注也开始热起来。此时的一本专著是王舜祁先后的《奥运先驱王正廷》（奉化市政协文史委出版社，2008 年），顾名思义，此书是主要以王正廷的体育生涯为主体的。不过在此之外，本书也对王正廷的留学经历，政治生涯作了一定叙述，尤其书中部分引用的一些新史料，如王正廷孙女提供的《王正廷自传》手稿的部分译文相当的有价值。此书可与前两书相互补充，更有利于对王正廷的了解。
此外，在《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杨大辛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辛亥人物碑传集》（卞孝萱 唐文权编，团结出版社，1991年）、《政坛名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王永杰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中，也有对王正廷一生经历的专文论述。
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论文有4篇。一是台湾学者李恩涵分析了王正廷的“革命外交”，认为“唯革命外交”实际上有彻底型、激烈型和温和型之分，三者之间的旨趣与手段，相差很大。温和型“革命外交”，是在1927年4月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部长伍朝枢、王正廷等的主持下所推动的，一种渐进地但仍坚定地追求某些特定外交目标的“革命外交”，其方法是将群众运动排除于外交间题的解决途径之外，将“传统外交”与不屈不挠，锲而不舍而且具有“攻击性”精神的“革命外交”，重叠互用，不完全诉之于胁迫性的言词与行动，但却将说理性的论辩与半胁迫性的行动，互为配合 其特色是坚持撤废不平等条约目标的逐步实现。作者充分肯定了王正廷的温和型“革命外交”，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交努力，将王正廷称为“笃实干练的外交家”，认为王正廷被时人指责为妥协性的让步过多是“有条件的自主，不是完全的自主”，甚至被人攻击为“旧官僚头脑”、“卖国贼”的看法是错误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抗战成功，使日本吐 出了它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所攫夺的一切果实。王正廷所代表的温和型“革命外交”的精神与实践，是有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的。[2]
而申晓芸则对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及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作了作出了与李恩涵相反的结论。作者就交涉中王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政策，及其实际结果，作一考察和透视，并进一步就如何评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之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王正廷就任外交部长，是由三个原因促成的。一是“王在北京政府期间办理外交时，就有会玩政治手腕的声名，并擅长作‘革命’包装。”二是因“济案”的发生，蒋介石原先在外交上所抱“与日合作”的侥幸心理已打碎，欲换打英、美牌，而王正廷正好是一个“与美国比较接近”的人。三是与此一时期南京政府急欲集中财源密切相关。作者还分析了王正廷“废约”交涉之内容、过程和实际收效。认为这是是国民政府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退。实际上多是一些“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空洞口号和原则，没能解决实质问题。最后作者认为我们在强调“革命外交”的进取性时，应同时认识到在外交进行中，有些退让和妥协是必要的，但必须以不失民族大义，保住国家大利为前提，对李恩涵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巴黎和会上，王正廷力持不在和约上签字的立场，使他载誉归国。刘吕红、阙敏就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代表团的内斗进行了论述。认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代表团的“窝里斗”使中国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教训值得吸取，而王正廷在内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文章的主要观点主要是依据顾维钧的回忆录。王践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以往有关巴黎和会的著述中，常有“褒顾贬王”的倾向，认为王正廷遇事退缩搪塞，作用远不及顾维钧。事实上王正廷始终是代表团中的活跃力量，并与南方军政府和全国内各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颇受北京政府的猜忌。而王正廷作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作者对王正廷在和会上拒签和约的立场给予了充分肯定。[4]
此外，王冀青依据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的档案资料对1930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见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前后过程及谈话内容做了披露和分析。认为这次会晤又导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在没有和中国任何学术机构协商的情况下向斯坦因发放了护照，从而为后来中国各界掀起抗议斯坦因来华考古运动埋下了伏笔，而在关键时刻，王正廷往往唯唯诺诺，丧失原则。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
资料性的有周剑云编的《王正廷博士演讲集》（新民图书馆1920年版），收录演辞8篇和吴天放编的《王近廷近言录》（现代书局，1933），收录王正廷讲稿21篇，另收论文10篇。
二、新世纪以来的王正廷研究状况
（一）政治、外交领域的研究
王正廷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但是其主要的奉献还是在政治、外交领域。其历时之久，处事之多，贡献之广，堪称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重镇人物。因而对于王正廷这一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关注。
这一时期关于王正廷的专著基本没有，有的只是一部完颜绍元的《王正廷传》的再版，改成《王正廷的外交生涯》，于2008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而关于王正廷的外交研究，多依托于对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研究。申晓云利用新的外文资料，对3年前其发表的《论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中的观点进行了重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王正廷任外长时推出的“改订新约运动”，在一些史书中被记述为“外交成功”的典范。其实，从外交学研究的角度 ，从实际成效、策略运用、以及政府目标实现几个层面上，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入考察，即可发现以往论述中的某些失实和外误，这场运动尽管打着“争国权”的旗号 ，但实际只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由于国民政府在这场外交中虚张声势、弃实求名，不仅未能在“收回国权”上取得大的进展，反而因之错失了国民政府立国之初的外交良机，招致了内、外目标俱失的后果。为了使结论更具客观性，作者还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约运动”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修约外交”，以及国民党广州、武汉时期的“废约外交”作了简单比较。[6]张革英，杨和平、曹益华则指出了1928年6月王正廷就任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已谈到改订新约运动的内容和方针：“至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窃以为关税自主最为我国起死回生之剂。若收回租界、租借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则次第交涉。”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自此有步骤、分阶段地全面铺开。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对传统对“改订新约运动”的否定观点作再探讨。认为改订新约运动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改订新约运动具有不彻底性。[7]
有论者继续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论述，并就史学界较关心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论证。例如代表团的“窝里斗”及其责任问题上，作者认为，导致代表团内讧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及全权代表排名顺序的“名次变更事件”。国内的分裂和政争，致使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一直受到北京政府的猜忌和排挤，播下了代表团不和的种子。作者还根据顾维钧的怵忆和颜惠庆的日记，认为王正廷在施肇基的配合下一再挑起内争，确实负有争名夺利的责任。而顾维钧在日记中对王的记述并非“个人的意气用事”。不过作者在充分肯定顾维钧的同时，也对王正廷在和会中忠于职守、为力争山东权益而四处奔波作了肯定的评价。[8]
石源华教授对王正廷一生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进行了介绍。在渡洋求学寻救国之道、巴黎和会拒签、草签中俄协定、主持“改订新约运动”等方面作了叙述。认为，王正廷与顾维钧一起出席了中日大辩论会议，主辩者是顾氏，但王正廷“不断向顾维钧提供意见”，在和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他任上，中苏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又指出王正廷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作者又为王正廷作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而下台感到惋惜。[9]
有研究者还从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上的解读和透视，考察了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作者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 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作者从案例分析入手， 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 不仅对国民党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进行了分析，还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作者认为王正廷在外交部长任上哗众取宠、屡发空言，尤其在办理对日交涉中一再作无原则之退让，遭到各方严厉批评。王正廷所作所为秉承的都是蒋介石的旨意，对日交涉更是一样。而在国民党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下，哪怕法规颁行再多，制度修订再完善，所谓的权力制衡只是体制的点缀，是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作者认为此案的不了了之，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凌驾于所有部门之上却真正握有实权的领袖个人。[10]
值得注意的是，有论者开始摆脱集中研究王正廷的个人传记和他对我国体育事业的贡献的视角，而对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进行了考察。如湖南师大硕士郭霞在李育民教授指导下，从王正廷废约思想形成的背景、王正廷对条约的认识、王正廷柔中带刚的的废约方针、策略等诸方面论述了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这种研究，对于深化王正廷研究、近代中国条约史研究和民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1]李育民教授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王正廷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政府进行废约交涉的过程。[12]
（二）体育方面的研究
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之年，因而人们对于这位“中国奥运之父”对于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和付出开始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论述其体育贡献的文章出现。
王正廷身居政界要职，但他对中国的体育事业也甚为关心。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围绕王正廷在发展中国体育，在中国推广奥运影响，为举办远东运动会运筹帷幄，为中国体育外交倾尽心力，为中国参加奥运会殚精竭虑、夺回中国体育主权等方面论述。这方面的论文不可谓不丰。如炊遂堂《外交奇人的体育情结—记中国近代著名体育社会活动家王正廷》（《体育文化导刊》，2001年第6期）、吴兰芬、姚宏茂《王正廷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8期）、孙善根《王正廷：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体育生涯》（《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刘宝东《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纪》，2007年第5期）、何立波《中国奥运先驱王正廷》（《档案时空》，2008年第9期）、齐君、张连义《王正廷与近代奥运会》（《兰台世界》，2008年第6期）、文瑾《王正廷与近代中国体育》（《档案》，2010年第1期）等等。
还有论者考察了王正廷的体育思想和理念。如齐君、张连义认为王正廷的体育理念有倡导“体育卫国论”，保卫民族利益、“救国之道，体育为亟”、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组织运动会，倡导民众体育等。[13]充分肯定了王正廷的贡献。
三、对于目前研究的看法和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对近些年来的王正廷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总的来讲，对于王正廷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还是不够的。
第一，是研究角度的狭窄。综观学术界的成果，大部分都集中于王正廷政治外交、体育等领域的研究。而王正廷的其他方面，诸如近代中国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宗教慈善、医药救助等多方面，却大都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上述领域加强研究，这样方有利于人们对王正廷的了解，深化对王正廷的研究。
笔者还认为，有必要用新的角度对王正廷进行研究，比如对王正廷废约思想及主张的考察，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二，是研究资料的未充分挖掘与利用。很多人在研究王正廷时，依据顾维钧等人的回忆录，这就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从1952年起，王正廷开始撰写回忆录，完成二十五章，这份极其珍贵的回忆录在1981年4月3日，由王正廷的后人捐赠给了其母校耶鲁大学收藏。中国大陆还鲜有学者对此予以重视。除此之外，《王正廷博士演讲集》、《王近廷近言录》等资料也没有被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完颜绍.王正廷传•后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恩涵.论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J].抗日战争研究，1992，（1）.
[3]刘吕红，阙敏.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窝内斗”[J].文史杂志，1996，（3）.
[4]王践.王正廷与巴黎和会[J].档案与史学，1997，（2）.
[5]王冀青.王正廷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1930年南京会晤内幕[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3）.
[6]申晓芸.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1）.
[7]张革英，杨和平，曹益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改订新约运动”再探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8]黄尊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活动若干问题评析[J].历史教学，2004，（10）.
[9]石源华.王正廷：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J].世界知识，2007，（10）.
[10]申晓芸.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J].民国档案，2008，（4）.
[11]郭霞.论王正廷的废约思想及主张[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12]有关王正廷外交研究的论著还有《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王建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北洋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王珍富，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历程：以1927- 1930 年中日关税交涉为中心》（单冠初，学林出版社，2004年）、《鲁案善后问题研究》（朱大伟，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鲁案善后交涉述论》（王相坤，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杨红林，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等等。
[13]齐君，张连义.从档案看民国外交家王正廷的体育理念[J].兰台世界，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