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3日，东北雪乡正值昼短夜长的极寒时节。新片《悬崖之上》的开机仪式上，导演张艺谋如往常一样一身黑装，鸭舌帽下的秦人面孔被黑色羽绒服裹得严实，黑色棉裤束进黑色中筒雪地靴中，观众的视线很难不被唯一的白色滑雪手套抓住，配合他的低沉嗓音，跟随比划的双手在空中左右晃动。
　　“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暖。”年近七旬的张艺谋第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拍电影，他提醒工作人员早饭要吃饱，因为下午三点多天黑前要连续拍摄，中午不再放饭。
　　每天不到9小时的昼长在素有“工作狂”之名的张艺谋手中更显紧迫。“在赶进度，（农历）年前日程都非常紧。”一位导演助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后转战室内拍摄时，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创意团队的筹备工作也将无缝衔接，甚至在时间上稍有重合。
　　国家任务与电影成了张艺谋工作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后者呈现出来的水平显然没有前者稳定。张艺谋曾自嘲，电影水准就像自己的走路步态一样，高一脚低一脚。
　　“至少在拍《活着》之前，张艺谋对电影的类型把握都很清晰，只是这种直觉没有上升到理性，以致后来的电影在类型上总感觉混乱不清。”编剧芦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像看运动员一样，上升期力不可挡，走下坡时也是无可奈何。”
　　“他就像莫高窟似的，盛得下神明也装得下鬼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优点如此突出、缺点如此赤裸裸的人。”张艺谋曾经的文学编辑周晓枫在《宿命：孤独张艺谋》一书中评价道。

首次跨界

　　1998年9月5日，北京太庙。大殿前的汉白玉台阶上，身穿仿明代宫廷丝绸服饰的外国歌唱演员正在表演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坐在大殿前广场上的观众们，有六七成都是外国人。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祖的家庙，背后是紫禁城。
　　图兰朵，这个由欧洲人臆想的中国公主爱情故事在其诞生70多年后以最高规格“回家”，“配享太庙”。压轴戏上，总导演张艺谋安排了548名中国舞蹈演员登场，装扮成朝臣、后妃，《华盛顿邮报》对此称“场面奢华”。“《图兰朵》的服装是看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 音乐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曾这样评价。
　　执导《图兰朵》时的张艺谋，已经是国际知名电影导演，但其作品在国内却并不吃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大众都在热衷于追捧港台与欧美的影视作品，受欢迎的国产电影，是《甲方乙方》这样热闹喜庆的都市题材。
　　在《图兰朵》回到中国的前一年，张艺谋版的《图兰朵》在意大利上演。西方观众对1997年的这场演出褒贬不一。英国《金融时报》 称赞说，“这种夸张的场面为剧情赢得了不少加分。”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批判这些是“臭东西”，批评人士认为，张艺谋在电影中标志性的细节追求并没有转化到更宏大的戏剧舞台中。
　　在《图兰朵》中，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借用中国江南民调《茉莉花》，当作公主的主旋律。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后来经常出现于各种官方场合，也被张艺谋所青睐。他在2002年执导的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宣传片里，就让一个五岁小女孩用奶声奶气的童声唱了这首歌。
　　在张艺谋的职业年表里，《图兰朵》是他第一次涉足电影之外的领域。在这之前，征服国际观众的，是他讲述的中国底层小人物故事，《菊豆》《秋菊打官司》与《活着》，是野性张扬的黄土地、红高粱，和板胡、梆子做伴奏的民间皮影戏。
　　同样是在1998年，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的梅帅元拿着广西文化厅“以刘三姐为主题的实景歌舞表演”的批示和20万元启动资金找上门来，请张艺谋做导演。梅帅元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以山水为舞台这样的实景演出样式”，这样的挑战令张艺谋心动，他欣然应允。

　　当第五代导演单纯的热情和冲动已集体褪去，电影如今更加接近工业化和流水作业，营销和市场的力量在精确地把控着观众的兴趣点，已经在商业化的大网中习惯了的张艺谋，真的还能够归来吗？——摘自2014年5月12日总第658期封面故事《张艺谋：如何归来》。本刊一直坚持对张艺谋的持续关注和报道，在电影《归来》上映前夕，本刊推出了封面故事，对电影《归来》及张艺谋进行全面解读。

　　张艺谋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解釋他执导《图兰朵》及做其他非电影类项目的初衷——“那几个事都是人家找到我，不是我自我发掘的。还是那句老话叫‘艺多不压身’，就是接触一下，学一学，长点见识，是这种。所以也许就这么弄了几样不同的东西，也许最后到了奥运会了，好像自己还多了一点本事，可以竞争了，不纯粹是电影的，做过一些大型活动，有些资本，也许就是这样子，但都不是刻意。”
　　但这次跨界无意间给张艺谋打开了另一扇门，自此之后，以《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印象》系列，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现场表演活动等，成为张艺谋大展身手的另一个天地。

从《活着》 到 《英雄》

　　1994年，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评委会大奖颁给了张艺谋，《活着》的男主角葛优凭借这部电影成为首位华人戛纳影帝。张艺谋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组委会在现场为他预留了一把空椅子，颁奖时，全体嘉宾起立对着空椅子鼓掌，最后由巩俐代张艺谋领奖。
　　张艺谋曾提到，《活着》的题材符合他“向过去的自己挑战的愿望”。电影《活着》的原著是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这也是张艺谋众多电影作品中，少见的一部叙事与风格兼优的电影。
　　在1980年代崛起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们，其作品普遍主观性、象征性强烈。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评价，张艺谋是可以用色彩讲故事的导演。颇具象征意味的“红色”贯穿《红高粱》始终，它是性格火辣的九儿的嫁衣，也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十八里红”高粱酒，影片最后在血染的红色中落幕;到了《菊豆》，红色成了涌动的欲望，它也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男权的缩影。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这种在色彩和构图上的唯美主义在《英雄》之后成了“唯漂亮主义”，色彩饱和，配合宏大叙事，“喜好用大的平面性场面和众多整齐排列的人群”，常用“壮丽的古代皇城、河山、宫廷服饰、少数民族服饰、红绸、赤裸上身的打鼓壮汉”等意象。

　　“《活着》的海外票房是很可观的，不存在市场压力导致的对电影创作的改变，他们（第五代导演）的转变都是自己的选择。”芦苇说。
　　台湾导演杨德昌曾说过：重要的是中国故事，而不是故事是否用毛笔来写。但北京大学教授、电影学者戴锦华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方对话的“平等”更像是前者一厢情愿、话语权并不均等的情况下，“重要的确乎是‘毛笔’。”
　　“与其说，成功进军西方的是中国电影，不如说，只是不期然间创造出的‘张艺谋模式’：以西方人的文化方式、艺术趣味与理解力为前提，以西方文化自身的匮乏及想象为先决，构造一个展现空间奇观与异国情调的中国/东方。”戴锦华1996年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世纪之门·对话与中国电影》一文中写道。就在中国都市电影在西方艺术节屡屡碰壁时，唯有“张艺谋，或类张艺谋电影”，借助乡土中国、“铁屋子”、东方佳丽等元素，构造、填充或印证着西方人的东方想象，跨过了中西方文化间的窄门。
　　1998年，张伟平成立了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开始了和张艺谋长达16年的合作。二张的联手，产生了涵盖了张艺谋几乎所有备受质疑的电影，如《英雄》 《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
　　2002年，《英雄》破天荒拿下2.5亿元票房，成为当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开启了中国商业大片时代，四年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刷新纪录，国内累计票房2.95亿元。新时代的“张艺谋模式”加入了国际制作团队，通过色彩、造型、场面强化中国符号。戴锦华撰文评价道：“这一次，张艺谋模式不再是中国艺术电影的突围‘窄门’，而是跨国超级商业制作。”
　　戴锦华曾将张艺谋创作的第一时期，即从1987年的《红高粱》至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期间的诸多成功归于“巩俐现象”——即巩俐作为国际认可的东方佳丽的号召力。而从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所体现的“张艺谋现象”实则是“张伟平现象”，即制片人或资本的角色，“张伟平为其筹措国内投资、发行与销售渠道，并将其引入《英雄》所开启的新一轮辉煌。”戴锦华写道。
　　在拍摄电影《活着》的时期，芦苇觉得张艺谋“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电影艺术家”，但越到后来，越看不清张艺谋在电影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电影叙事的失序、表面化、形式化，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感觉都已经离他而去”，芦苇说，“他从电影艺术家变成了电影商业运作者，这是他最根本的变化。”
　　《英雄》荣登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04年全球十大最佳电影”榜首，《纽约时报》则称“《英雄》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通过色彩和构图征服西方人的诗意，是张氏电影一以贯之的特点，这一优势也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他执导的那些大型现场表演活动里。

国家叙事者

　　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的灯光焰火艺术表演主题是《有朋自远方来》，伴随主题曲《国泰民安》，7000多张人民笑脸照片出现在浮山湾城市建筑的媒体立面上。为突出“大国风范”，表演融合了诸多颇具山东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包括孔子讲学、泰山、牡丹等意象，和鼓舞、胶州秧歌等表演。
　　新华网引用总导演张艺谋的话，“整场联欢活动的编排理念是‘自由、生动、欢愉、活泼’，充分体现了‘人民性’。……没有邀请太多艺术家，大部分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他们没有整齐划一地歌唱，也没有身着统一的服装，而是赋予他们充分的表演自由：闪闪发光、丝巾飞扬、欢歌热舞、人浪涌动、声浪冲天、全场沸腾，真切表达幸福感和获得感，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
　　有网友感叹，“这样的大场面，只有国师才hold住。”
　　“国师”的稱号是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才开始叫响的，但张艺谋与奥运的缘分要追溯到千禧年前。当时，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在讨论申奥宣传片导演的人选。时任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何振梁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一书中披露，奥申委领导认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批能和国际接轨的专业人士能够担纲此重任，建议考虑从国内导演中来挑选。我们经过调研，建议请张艺谋做申奥电视片导演，因为他的画面在国内当属一流，而画面是可以不通过语言来感染人的。这个消息通过熟人带给张艺谋。”
　　申奥影片会直接影响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投票。曾有业内人士指出，1993年北京申奥宣传片中，有老人拎着鸟笼子遛弯的画面，却不知外国人最讨厌把鸟关在笼子里。
　　张艺谋在2001年拿出的申奥短片《新北京，新奥运》令人眼前一亮：他从“京剧”开始，用诸如天坛的溜冰少年与1997年走进紫禁城的雅尼音乐会这样的细节，勾连起北京悠久的历史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有人说，张艺谋非常了解外国人对哪些中国文化感兴趣。当年的第二十一届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因此将最佳影片大奖颁给了他。
　　到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阶段，北京奥组委实行了全球招标。在创意方案征集、评选半年多之后，最高分获得者仍是张艺谋团队。国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部长、原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项目协调人韦兰芬曾回忆说，当时奥组委领导小组大概九人，有三四位明确表态“张艺谋不行”，但当时的北京奥组委主席坚持，“张艺谋的方案确实是冲击力最强、打分最高的”。 　　“当时的印象中，张艺谋是既具备国际知名度，又执导过大型活动，做过歌剧《图兰朵》、实景演出印象系列，这么一个综合人才，奥运会选他是非常正确的。”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舞美设计师、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沙晓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3年，耗資9000万元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面世。这场表演还有两位执行导演王潮歌和樊跃，他们后来就成为张艺谋执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时的主创人员，并与张艺谋组成“铁三角”，开发了一系列“印象”，其中，《印象·西湖》在升级改造后成为2016年G20峰会的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
　　《印象·刘三姐》并没有太多故事叙述，剔除了“劳动阶级勇斗地主阶级”的尖锐内核，张艺谋自己说“它是一场秀”。这场秀沿用了他一贯的色彩运用，通过“红、绿、蓝、金、银”五个主题色串起山歌、红绸、渔火、家园、民族服装等意象，600多名演员多半是来自附近的村落。
　　王潮歌曾在媒体上回忆，这种突破传统的实景演出诞生之初备受质疑，但半年后，演出一票难求。张艺谋团队随后相继推出了《印象·丽江》《印象·西湖》 《印象·海南岛》 《印象·大红袍》 《印象·普陀》 《印象·武隆》。截至2017年12月30日，《印象·刘三姐》累计售票162万张，总收入2.1亿元，净利润近1亿元。
　　“在电影和电影之间，如果能引起我的创作冲动，只要时间排得开，人家也高看我，有这个机会，我都愿意尝试。”2003年张艺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张艺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任务。从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的联欢晚会，到2014年APEC欢迎晚宴，2016年杭州G20峰会迎宾晚宴《最忆是杭州》，以及2018年上合峰会的灯光焰火艺术表演，可谓流水的晚会，铁打的总导演。

　　他从电影艺术家变成了电影商业运作者，这是他最根本的变化。

　　但张艺谋抗拒自己被符号化。周晓枫曾在书中回顾，谁也不敢在工作室用“国师”来称呼他，“因为他会疯狂反扑式的驳诉”。张艺谋不愿被捆绑在神坛，他乐于在艺术上冒险，即便结果并不总是尽善尽美。在经历了“高大上”的奥运会之后，他起用来自东北的小品演员小沈阳等人，拍了一部喜剧片《三枪拍案惊奇》。
　　今年70岁的张艺谋仍保持着平均每两年一部电影的节奏，他从未放弃“电影导演”这个本职身份。2014年，电影《归来》再次引起两极分化的评论。
　　作为一名经历过上山下乡的“50后”，张艺谋总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拍下他曾经历过的时代。去年2月，新片《一秒钟》退出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是一个发生于中国“文革”时期关于电影的故事。退赛后，《一秒钟》官微称因技术原因无法在电影节放映，原定《一秒钟》的放映场次改放《英雄》。
　　几乎在所有媒体采访中，张艺谋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时代”，是时代给了他机遇，“我不认为我们是平庸之辈，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担当一个文化英雄，一个时代人物。”
　　参考：
　　周晓枫《宿命：孤独张艺谋》
　　王天兵、芦苇《电影编剧的秘密》
　　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
　　南方周末《张艺谋两万言细述开幕式幕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