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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十几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周秦汉唐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重要的发源地。近代的陕甘宁边区一度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尤其是革命圣地延安堪称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的基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陕西出版，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出版史特别是革命出版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陕西出版史志资料》辑刊为代表的一批史料编撰、整理成果，展现了陕西地区的出版历史与成就，为大型史志著作的编写以及当今的出版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关键词] 陕西 延安 出版史料 区域出版史料 陕西出版史志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095-04
Shanxi Province Publication Chronicles
Fan 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430079）
[Abstract] Shanxi Province i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ulture， was once the capital of more than a dozen Chinese feudal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of China in the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y. It wa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ublicatio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s once the center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the holy revolutionary place Yan’an was called the bas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ess and publication. Shanxi publish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ontent， whether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ublication， 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ubli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publication， had occupi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Shanxi Publication Archiv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number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collation of the results， shows the publishing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Shanxi area， provides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large chronicles’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practice nowadays.
[Key words] Shanxi Yan’an Publication archives Regional publication archives Shanxi Publication Archives
陕西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十几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周秦汉唐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重要的发源地。近代的陕甘宁边区一度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尤其是革命圣地延安堪称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的基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陕西出版，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出版史特别是革命出版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看，陕西无疑是一座富矿。编纂中国出版通史、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国革命出版史，陕西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征集党的出版史料和为《陕西省志·出版著述志》的编纂工作积累资料，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专门成立了以何其昌为主任的出版史志选编编委会，以林理明为主编的《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编辑部，从1989年12月到1993年2月，共出版了4辑《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以下简称《资料选编》）。
1989年底推出的《资料选编》第一辑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刊行的，16开本，6.5印张，正文97页，14.4万字，印数1000册，定价2.50元。以后几辑，除了页码和字数有所变化，开本、印数、定价等都没有变。只是出版单位第三、第四辑改为三秦出版社。按照常规，《资料选编》第一辑前面由编辑部撰写了《前言》，其中写道：
《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是为新闻出版署征集党史资料，为我省编写《陕西省出版著述志》搜集资料、研究问题而编辑出版的。
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编写出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明确、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和《中国革命出版史》。这是全国出版界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建设工程。同时，我省与西北各兄弟省（区）也要合作，承担编写《陕甘宁边区出版史》和《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北地区出版工作》两项任务。为此，征集出版史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要求紧迫。 依据陕西出版历史的特点，编辑部提出了要遵循的原则和要注意的重点：“首先，浩繁的资料散存于各方面的各种文档中和老一辈出版工作者以及很多老同志的记忆里。要收集这些资料，就必须像沙里淘金那样去查找、征集，特别是需请老同志不辞辛劳地回忆和撰写。第二，陕西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源远流长的省份之一，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我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出版事业的一个较长时间的中心。这就加重了陕西编史修志工作的历史责任和分量，要求做细致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第三，要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古代旧志书或其他文献中有关出版史料尽量收集，并采取批判继承态度，予以整理吸收。对近代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要以陕甘宁边区出版事业为重点，进行探索和研究。同时，我们要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第一辑《资料选编》就是按照这个《前言》的基本精神来编辑的。长短文章、文件、书讯等25篇，按照《史志工作文件》《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延安中央印刷厂》《西北出版事业》《陕西报刊》《书讯》几个栏目来进行编排。客观地说，作为史料丛刊，这样的栏目设计，以及文章的组织、编辑，都是比较粗糙的，比起《北京出版史志》《天津出版史料》（辑刊）等优秀的同类出版物，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此辑的《史志工作文件》专栏刊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关于党的出版史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五年（1987—1991）规划》，以及陕西省的《关于成立〈陕西出版著述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党的出版史料征集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些文件如今也是出版史料的一部分了。
作为主打专栏《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这一辑选刊了15篇回忆性文章：其中有关于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文章，如《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回忆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有关于出版发行机关的专门探讨，如《关于中央出版发行部历史的回忆》；有关于新华书店成立及发展历史的专题论述，如《回忆新华书店的成立》《新华书店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有关于个别地区书店建立、发行工作开展的历史回顾，如《忆绥德西北抗敌书店》《关中新华书店》等。
除了这一主打专栏，另外两个栏目《延安中央印刷厂》和《书讯》也都是直接关涉“红都”延安的。文章包括《回忆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历史简况》《土油墨诞生记》两篇。两则书讯分别介绍《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和《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的出版消息。上述文章涉及延安时期出版、发行、印刷、机构等方方面面，内容比较丰富。笔者注意到，这个《资料选编》确实带有“选编”的性质，上述近20篇文章，除了个别篇目是原创，其他全部是从其他书籍、辑刊中选出来进行编辑的，其中选自《书店工作史料》第一、二辑的有8篇，选自《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 第一辑）》的有5篇，选自期刊《出版工作》《出版史料》的各1篇，另有1篇选自《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因为这些书刊并不难查找，这样本辑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搜集第一手资料，首发有史料价值的文稿，对于这种辑刊来说是应该特别给予重视的。其实，本辑的此类篇章用一文章索引就可以了。
这一辑《西北出版事业》栏目有两篇原创的文章，一是《西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回忆》，二是《回忆我在西北人民出版社的一段工作》，皆为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资料可信。顺便提及的是，《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一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出版史料，其中不少是与陕西直接关联的。该书三个《附录》近70页，内容有《西北大区出版大事记》《大区时期西北各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目》《大区时期长安书店出版书目》。
第一辑《资料选编》《陕西报刊》栏只有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以来陕西进步报刊简介（1919—1946年）》，涉及报刊《白话报》《鼓昕日报》《共进》《陕西青年》《西北晨钟》《西北儿童》《文化周报》等40多种。该文《编者按》说：“此篇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是摘自王淡如先生《陕西地方报刊概述》中的一节。题目是新加的，内容基本保持原状，字句之间却有调整删改。”这里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陕西地方报刊概述》的情况。不知这是一本内部印行的书籍，还是一篇长文，笔者没能搜索到。其实，《资料选编》当时若能全部刊载这个《概述》，无疑是有价值的。
《资料选编》第二辑是1990年6月推出的，正文132页，19.1万字。这一辑28篇文章，按照10个专栏进行编排；除了保留上一辑的几个主要栏目外，增设了《出版史志专论》《新时期的出版工作》《古代出版业》《近代出版业》《出版史研究》《人物志》6个新专栏。从这些栏目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时段有了明显拓展，研究的方法、视角也有所丰富和变化。其中，杨纯信的《关于古代出版业的几个问题》，在论述古代出版业一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陕西出版业的发展概况，内容丰富充实。作者曾经撰写过《中国版刻综录》，史学功力深厚。宁品的《略述〈四库全书〉及其收入的陕西人著作书目》，细心爬梳，书海钩沉，统计列入《四库全书》的陕西学人著作167种，其中入选61种，存目106种。作者仍依《四库全书》之例，对收录的著作予以介绍。其他几个栏目分别就陕西地区近现代的出版发行机构、有影响的报刊、有重要贡献的出版人，进行了角度各异但均深入细致的探讨。涉及的机构有“廿八”书报社、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长安书店等，涉及的人物包括革命宣传出版家刘天章、为陕西出版事业付出巨大心血的边春光、古旧书籍发行专家高峰等人，报刊方面则重点介绍了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共进》杂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积极贡献。本辑《新时期的出版工作》把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一直延伸到当时，着重介绍大型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与出版。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辑的20多篇文章，除了两篇是以前发表过的，其他绝大多数文章均为原创和首发，这样一来，《资料选编》的文献价值就大大增强了。此辑当然也有不足，例如刊登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就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这类“文件”，包括其他一些纯工作布置性质的材料，另外打印发给史志纂修人员参考即可。 1992年2月正式改由三秦出版社刊行的《资料选编》第三辑，正文总计94页，16万字；23篇文章（含文件）按照12个栏目排列。此辑有关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印刷工作历史回顾的仍有5篇文章；而《新时期的出版工作》《新时期的发行工作》栏目，有关当今出版业史料的征集力度明显加大，重点刊发了一组有关《鲁迅研究丛书》的文章。《古代出版业》专栏的《明代陕西刻书事业概述》，着眼于一个时代，就官刻、私刻、坊刻和书院刻书进行了全面勾勒，同时兼涉明末农民起义军政权在陕西的刻书活动。《近代出版业》刊发了《谈〈关中丛书〉》一文，就1936年陕西地区编辑出版的这套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描摹全貌，并对其在选题策划、底本选择、校对勘误、跋语撰写等方面的特点作了深入论析。
第三辑还设置了两个比较有特色、有新意的栏目——《对外和港澳合作出版工作》《重要作者述评》。谈“合作”者两篇：《陕西对外和港台合作出版及版权贸易工作的发展》《关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同香港、台湾出版界的合作出版与文化信息交流》，一为整体，一论个别，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为对象。谈“作者”也是两篇：一篇写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另一篇介绍经络学的验证者之一的郝金凯，都着眼于其与陕西及其出版界的密切关系。一般的出版史料搜集与研究，涉及作者，但往往不是重点。这里，专为作者开设栏目，详加论述，是很有意义的。后来的第四辑保留了这个栏目，介绍了著名学者武伯纶、作家柳青。
《资料选编》的第四辑也是最后一辑，于1993年2月推出。这一辑正文126页，18万字，在9个栏目下刊发了28篇文章（含文件）。在有关延安出版的6篇文章中，倪波、张志强的《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业及其特征》，从大的时代背景展开宏观论述，史料丰富，线索清晰，概括准确，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温济泽等人关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著作的个案解析，注重考辨史实，综合史料，总结经验。《古代出版业》专栏中，鲁深的《陕西在古代出版史上的贡献》一文，从七个“最早”一个“唯一”的角度来定位陕西的出版成就与地位。这七个“最早”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物，世界上最早用雕版印刷的报纸，在唐都长安出现了我国有记载可查的最早的出版家，世界最早的版画出版物，我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洋文学作品《伊索寓言》。此外就是有我国唯一的农民起义政权刻书《华岳全集》。这样的归纳概括清晰明白，一目了然。刘曼丽的《明末沟通中西文化的出版家：王徵》，则专就明代末期陕西泾阳刻书家王徵在沟通中西文化、刊刻汉字的拉丁文注音字汇——《西儒耳目资》上的贡献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挖掘资料，探幽钩玄。此辑的《近代出版业》专栏几篇文章，分别为《我党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出版活动及其影响》《历史文献价值颇高的〈救国旬刊〉》《抗战时期的〈西北周刊〉》。这些文章都注重一手资料，论述深入细致。谈《西北周刊》的文章还提及参考了史悦《抗战时期陕西省委主办的〈西北杂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91年第2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出版资料线索。本辑若能转载这篇文章，那就更好了。
除了《资料选编》四辑，关涉陕西出版史料的书籍还有多种，特别值得介绍的有两种：其一是《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年10月）。该书由苏若望主编，大32开本，厚达630页，40多万字，其中有少部分篇目已被《资料选编》转载。书中收录的当年延安的老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回忆文章90多篇，笔蘸感情，史料丰富，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第二种图书为赵晓恩的个人专著《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这个大32开本、221页史著，第一部分的85页内容为《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作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和指导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开展出版宣教工作的历史，注重革命根据地出版活动与国统区进步出版活动的结合。附录《延安出版的报刊和图书一览》，更使得读者对延安时期出版面貌有一清晰简明的认识。还有些内部印行的资料，如《延安报刊志（初稿）》（1983年）、《延安市新华书店店史（1942—2002）》（2003年）、《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2006年）等，都很有史料价值。至于其他著作中也还涉及陕西出版史料，笔者在参考文献中提供了书目，有兴趣者可以参看，不再赘述。
上述相关出版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为陕西出版史志的编辑刊行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1996年8月，33万字的《陕西著述志》（李正德主编）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卷帙浩繁、近90万字的《陕西省志·出版志》正式出版，时间上自先秦，下迄1993年，比较全面反映了陕西出版的面貌、特点与成就。2000年8月推出的《陕西省志·报刊志》是全国地方志中为数不多的报刊专志之一，全书洋洋75万言，记述了陕西从清末到1989年报刊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基本经验与教训，具有存史、资治的作用。至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2001年2月刊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2012年11月刊行）则是陕西阶段性出版史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新的拓展。而原计划编写的《陕甘宁边区出版史》至今未见成书，厚重扎实、体大思精的《陕西出版史》何时提上议事日程，也许还是一个谜。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出版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报刊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3]李正德.陕西著述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4]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5]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编辑部.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7]《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编辑部.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8] 《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编辑部.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9]《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编辑部.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四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10]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11]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M]. 延安：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
[12]洪荣华，王明渊，朱宗玉.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3]马昌顺，于淮仁.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14]新华书店总店书店工作史料（第一至四辑）[M].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1990
[15]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M]. 西安：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1993
（收稿日期：2014-07-20）
[关键词] 陕西 延安 出版史料 区域出版史料 陕西出版史志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095-04
Shanxi Province Publication Chronicles
Fan 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430079）
[Abstract] Shanxi Province i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ulture， was once the capital of more than a dozen Chinese feudal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of China in the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y. It wa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ublicatio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s once the center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the holy revolutionary place Yan’an was called the bas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ess and publication. Shanxi publish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ontent， whether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ublication， 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ubli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publication， had occupi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Shanxi Publication Archiv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number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collation of the results， shows the publishing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Shanxi area， provides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large chronicles’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practice nowadays.
[Key words] Shanxi Yan’an Publication archives Regional publication archives Shanxi Publication Archives
陕西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十几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周秦汉唐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重要的发源地。近代的陕甘宁边区一度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尤其是革命圣地延安堪称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的基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陕西出版，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出版史特别是革命出版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看，陕西无疑是一座富矿。编纂中国出版通史、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国革命出版史，陕西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征集党的出版史料和为《陕西省志·出版著述志》的编纂工作积累资料，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专门成立了以何其昌为主任的出版史志选编编委会，以林理明为主编的《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编辑部，从1989年12月到1993年2月，共出版了4辑《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以下简称《资料选编》）。
1989年底推出的《资料选编》第一辑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刊行的，16开本，6.5印张，正文97页，14.4万字，印数1000册，定价2.50元。以后几辑，除了页码和字数有所变化，开本、印数、定价等都没有变。只是出版单位第三、第四辑改为三秦出版社。按照常规，《资料选编》第一辑前面由编辑部撰写了《前言》，其中写道：
《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是为新闻出版署征集党史资料，为我省编写《陕西省出版著述志》搜集资料、研究问题而编辑出版的。
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编写出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明确、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和《中国革命出版史》。这是全国出版界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建设工程。同时，我省与西北各兄弟省（区）也要合作，承担编写《陕甘宁边区出版史》和《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北地区出版工作》两项任务。为此，征集出版史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要求紧迫。 依据陕西出版历史的特点，编辑部提出了要遵循的原则和要注意的重点：“首先，浩繁的资料散存于各方面的各种文档中和老一辈出版工作者以及很多老同志的记忆里。要收集这些资料，就必须像沙里淘金那样去查找、征集，特别是需请老同志不辞辛劳地回忆和撰写。第二，陕西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源远流长的省份之一，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我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出版事业的一个较长时间的中心。这就加重了陕西编史修志工作的历史责任和分量，要求做细致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第三，要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古代旧志书或其他文献中有关出版史料尽量收集，并采取批判继承态度，予以整理吸收。对近代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要以陕甘宁边区出版事业为重点，进行探索和研究。同时，我们要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第一辑《资料选编》就是按照这个《前言》的基本精神来编辑的。长短文章、文件、书讯等25篇，按照《史志工作文件》《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延安中央印刷厂》《西北出版事业》《陕西报刊》《书讯》几个栏目来进行编排。客观地说，作为史料丛刊，这样的栏目设计，以及文章的组织、编辑，都是比较粗糙的，比起《北京出版史志》《天津出版史料》（辑刊）等优秀的同类出版物，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此辑的《史志工作文件》专栏刊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关于党的出版史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五年（1987—1991）规划》，以及陕西省的《关于成立〈陕西出版著述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党的出版史料征集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些文件如今也是出版史料的一部分了。
作为主打专栏《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这一辑选刊了15篇回忆性文章：其中有关于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文章，如《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回忆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工作》；有关于出版发行机关的专门探讨，如《关于中央出版发行部历史的回忆》；有关于新华书店成立及发展历史的专题论述，如《回忆新华书店的成立》《新华书店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有关于个别地区书店建立、发行工作开展的历史回顾，如《忆绥德西北抗敌书店》《关中新华书店》等。
除了这一主打专栏，另外两个栏目《延安中央印刷厂》和《书讯》也都是直接关涉“红都”延安的。文章包括《回忆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历史简况》《土油墨诞生记》两篇。两则书讯分别介绍《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和《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的出版消息。上述文章涉及延安时期出版、发行、印刷、机构等方方面面，内容比较丰富。笔者注意到，这个《资料选编》确实带有“选编”的性质，上述近20篇文章，除了个别篇目是原创，其他全部是从其他书籍、辑刊中选出来进行编辑的，其中选自《书店工作史料》第一、二辑的有8篇，选自《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 第一辑）》的有5篇，选自期刊《出版工作》《出版史料》的各1篇，另有1篇选自《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因为这些书刊并不难查找，这样本辑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搜集第一手资料，首发有史料价值的文稿，对于这种辑刊来说是应该特别给予重视的。其实，本辑的此类篇章用一文章索引就可以了。
这一辑《西北出版事业》栏目有两篇原创的文章，一是《西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回忆》，二是《回忆我在西北人民出版社的一段工作》，皆为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资料可信。顺便提及的是，《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一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出版史料，其中不少是与陕西直接关联的。该书三个《附录》近70页，内容有《西北大区出版大事记》《大区时期西北各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目》《大区时期长安书店出版书目》。
第一辑《资料选编》《陕西报刊》栏只有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以来陕西进步报刊简介（1919—1946年）》，涉及报刊《白话报》《鼓昕日报》《共进》《陕西青年》《西北晨钟》《西北儿童》《文化周报》等40多种。该文《编者按》说：“此篇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是摘自王淡如先生《陕西地方报刊概述》中的一节。题目是新加的，内容基本保持原状，字句之间却有调整删改。”这里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陕西地方报刊概述》的情况。不知这是一本内部印行的书籍，还是一篇长文，笔者没能搜索到。其实，《资料选编》当时若能全部刊载这个《概述》，无疑是有价值的。
《资料选编》第二辑是1990年6月推出的，正文132页，19.1万字。这一辑28篇文章，按照10个专栏进行编排；除了保留上一辑的几个主要栏目外，增设了《出版史志专论》《新时期的出版工作》《古代出版业》《近代出版业》《出版史研究》《人物志》6个新专栏。从这些栏目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时段有了明显拓展，研究的方法、视角也有所丰富和变化。其中，杨纯信的《关于古代出版业的几个问题》，在论述古代出版业一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陕西出版业的发展概况，内容丰富充实。作者曾经撰写过《中国版刻综录》，史学功力深厚。宁品的《略述〈四库全书〉及其收入的陕西人著作书目》，细心爬梳，书海钩沉，统计列入《四库全书》的陕西学人著作167种，其中入选61种，存目106种。作者仍依《四库全书》之例，对收录的著作予以介绍。其他几个栏目分别就陕西地区近现代的出版发行机构、有影响的报刊、有重要贡献的出版人，进行了角度各异但均深入细致的探讨。涉及的机构有“廿八”书报社、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长安书店等，涉及的人物包括革命宣传出版家刘天章、为陕西出版事业付出巨大心血的边春光、古旧书籍发行专家高峰等人，报刊方面则重点介绍了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共进》杂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积极贡献。本辑《新时期的出版工作》把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一直延伸到当时，着重介绍大型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与出版。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辑的20多篇文章，除了两篇是以前发表过的，其他绝大多数文章均为原创和首发，这样一来，《资料选编》的文献价值就大大增强了。此辑当然也有不足，例如刊登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就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这类“文件”，包括其他一些纯工作布置性质的材料，另外打印发给史志纂修人员参考即可。 1992年2月正式改由三秦出版社刊行的《资料选编》第三辑，正文总计94页，16万字；23篇文章（含文件）按照12个栏目排列。此辑有关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印刷工作历史回顾的仍有5篇文章；而《新时期的出版工作》《新时期的发行工作》栏目，有关当今出版业史料的征集力度明显加大，重点刊发了一组有关《鲁迅研究丛书》的文章。《古代出版业》专栏的《明代陕西刻书事业概述》，着眼于一个时代，就官刻、私刻、坊刻和书院刻书进行了全面勾勒，同时兼涉明末农民起义军政权在陕西的刻书活动。《近代出版业》刊发了《谈〈关中丛书〉》一文，就1936年陕西地区编辑出版的这套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描摹全貌，并对其在选题策划、底本选择、校对勘误、跋语撰写等方面的特点作了深入论析。
第三辑还设置了两个比较有特色、有新意的栏目——《对外和港澳合作出版工作》《重要作者述评》。谈“合作”者两篇：《陕西对外和港台合作出版及版权贸易工作的发展》《关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同香港、台湾出版界的合作出版与文化信息交流》，一为整体，一论个别，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为对象。谈“作者”也是两篇：一篇写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另一篇介绍经络学的验证者之一的郝金凯，都着眼于其与陕西及其出版界的密切关系。一般的出版史料搜集与研究，涉及作者，但往往不是重点。这里，专为作者开设栏目，详加论述，是很有意义的。后来的第四辑保留了这个栏目，介绍了著名学者武伯纶、作家柳青。
《资料选编》的第四辑也是最后一辑，于1993年2月推出。这一辑正文126页，18万字，在9个栏目下刊发了28篇文章（含文件）。在有关延安出版的6篇文章中，倪波、张志强的《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业及其特征》，从大的时代背景展开宏观论述，史料丰富，线索清晰，概括准确，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温济泽等人关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著作的个案解析，注重考辨史实，综合史料，总结经验。《古代出版业》专栏中，鲁深的《陕西在古代出版史上的贡献》一文，从七个“最早”一个“唯一”的角度来定位陕西的出版成就与地位。这七个“最早”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物，世界上最早用雕版印刷的报纸，在唐都长安出现了我国有记载可查的最早的出版家，世界最早的版画出版物，我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洋文学作品《伊索寓言》。此外就是有我国唯一的农民起义政权刻书《华岳全集》。这样的归纳概括清晰明白，一目了然。刘曼丽的《明末沟通中西文化的出版家：王徵》，则专就明代末期陕西泾阳刻书家王徵在沟通中西文化、刊刻汉字的拉丁文注音字汇——《西儒耳目资》上的贡献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挖掘资料，探幽钩玄。此辑的《近代出版业》专栏几篇文章，分别为《我党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出版活动及其影响》《历史文献价值颇高的〈救国旬刊〉》《抗战时期的〈西北周刊〉》。这些文章都注重一手资料，论述深入细致。谈《西北周刊》的文章还提及参考了史悦《抗战时期陕西省委主办的〈西北杂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91年第2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出版资料线索。本辑若能转载这篇文章，那就更好了。
除了《资料选编》四辑，关涉陕西出版史料的书籍还有多种，特别值得介绍的有两种：其一是《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年10月）。该书由苏若望主编，大32开本，厚达630页，40多万字，其中有少部分篇目已被《资料选编》转载。书中收录的当年延安的老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回忆文章90多篇，笔蘸感情，史料丰富，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第二种图书为赵晓恩的个人专著《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这个大32开本、221页史著，第一部分的85页内容为《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作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和指导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开展出版宣教工作的历史，注重革命根据地出版活动与国统区进步出版活动的结合。附录《延安出版的报刊和图书一览》，更使得读者对延安时期出版面貌有一清晰简明的认识。还有些内部印行的资料，如《延安报刊志（初稿）》（1983年）、《延安市新华书店店史（1942—2002）》（2003年）、《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2006年）等，都很有史料价值。至于其他著作中也还涉及陕西出版史料，笔者在参考文献中提供了书目，有兴趣者可以参看，不再赘述。
上述相关出版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为陕西出版史志的编辑刊行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1996年8月，33万字的《陕西著述志》（李正德主编）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卷帙浩繁、近90万字的《陕西省志·出版志》正式出版，时间上自先秦，下迄1993年，比较全面反映了陕西出版的面貌、特点与成就。2000年8月推出的《陕西省志·报刊志》是全国地方志中为数不多的报刊专志之一，全书洋洋75万言，记述了陕西从清末到1989年报刊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基本经验与教训，具有存史、资治的作用。至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2001年2月刊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2012年11月刊行）则是陕西阶段性出版史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新的拓展。而原计划编写的《陕甘宁边区出版史》至今未见成书，厚重扎实、体大思精的《陕西出版史》何时提上议事日程，也许还是一个谜。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出版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报刊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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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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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陕西出版史志资料》编辑部.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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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M]. 延安：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
[12]洪荣华，王明渊，朱宗玉.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3]马昌顺，于淮仁.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14]新华书店总店书店工作史料（第一至四辑）[M].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1990
[15]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M]. 西安：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1993
（收稿日期：2014-07-20）